小城镇大问题（2）

    费老就苏南之言，余音未了，投资、扶持发展小城镇已显露出根本性失误：形
不成配套，上不了档次，大大增加了各项成本，等等。我因报道２００１年世界女
篮锦标赛，在明星小城镇集中的张家港市住了很长时间。加上一位过去的老同事代
表中国科学院挂职该市副市长，对该市的小城镇做了一些了解，看到其发展，也发
现其弊端。张家港电信局局长就说：全市有七八个大镇，企业、人口都有分量，但
信息化操作难度远大于城市本身。要顾及小城镇，光纤、交换设备都得到位，就如
同把张家港市城乡都建设成大市一样。成本之高，企业化的电信部门根本无法承受
；文化部门表示，小城镇文化建设与管理效益低，投资大，目前根本没条件去做这
项工作；教育、社会治安等公众事业投资成本，都要远远大于城市。小城镇还有许
多问题有待我们研究。

    在此，我只是探讨一下小城镇的环境问题。落后的淮河流域小城镇，环境之凄
惨让人不入其境，很难想象。我没有做定量调查，只是以采访中见闻的一两例加以
说明：１９９４年仲夏，我随一位老同事去阜阳出差。当时沿淮淮北在我印象中除
蚌埠外，无“城”可言，仅有“集”。去时是晚上，地区党、政领导请喝酒、请吃
饭，糊里糊涂。第二天一早，我们要离开，宣传部副部长王学敏，也是新华社的老
朋友，要给我们送行。我们住宿的行署招待所没有早餐，就到王部长认为不错的一
家摊点先吃点。这个早餐点在一工棚式的临街平房内，我们进去时店老板夫妇俩正
在生炉子，临时床铺的竹席上躺着一个光着身子的七八岁小男孩，还在呼呼大睡。
来客人后，老板连忙搬出尺把高的小桌子、小凳子，让我们坐在外面。然后他从睡
着的小男孩的床下拖出一个面盆，上面栖息着一层绿头苍蝇，老板连拍带赶，才让
苍蝇飞起。抄起一团发酵过的面，开始做早点。我注意到，小男孩身子下面的竹席
湿了一大片，可能是半夜遗尿。如果判断属实，一层稀薄的竹席下面就是盛面盆。
我还沉浸在想象中，几碗名叫“撤汤”的早餐加上几块摊饼端了过来。我实在无法
下咽，推说不饿。王部长一再劝说，老板娘见状还强调说：“里面还加了鸡汤，尝
尝味好着哩！”大热天，要有隔夜鸡汤，也是馊的。出于礼貌，我嘬了一小口，直
想吐。王部长也不说什么了，自己吃了一大碗“撤汤”和几块饼，高高兴兴和我们
道别。这是淮河流域，特别是淮河平原地区卫生状况和卫生习惯的真实写照。这次
我在周口市繁华地段一个装修档次不低的面馆里，还重温了这一幕：菜盘子里留下
不知道有多长时间的油腻和菜渣子，服务员黑指甲直接伸入碗中的食品里。工作人
员穿着鞋，一双脚像是从煤坑里出来的。这还是地级市周口，如果到了这种人群聚
集下的小城镇，环境卫生可想而知。

    利辛县还有个远近闻名的小城镇，名叫阚疃镇。距县城约１０多公里。约有上
万人口，好几条长街。在淮河流域，这样的“小城镇”算比较大的。我上世纪９０
年代经常路过这里。镇上有不少小作坊式企业，在当地比较红火。有一家食品加工
作坊，做一种叫“口孜鸡”的肉制品。整鸡烹制，口味较好，一些市、县干部经常
吃饭前去镇上购买。我到镇上一些人家去过，临街人家的后面还有人家，有些地方
三进、四进住房。食品加工的污水、生活的污染物，都在离自己住房不远的公共地
带上，有时就扔在大街上。夏天，臭气四起。偶有人家，将腐肉扔到街中，十天半
月，半个镇子人家都要在恶臭中度日。污染较轻的时候，蚊虫苍蝇盖了一层，根本
不把行人当回事。污染重时黏稠状物体色彩鲜艳，在阳光下泛着毫光，不见任何生
命。这些小镇上的厕所最不能去，屎尿横溢，无法下脚。农民早已不用粪便作肥料
了。这里既无化粪池自然沉淀，也没有设施处理。即使让人清理，也是从厕所里掏
出，运到镇子边上无人处倒下。有一段时间不得不光顾这样的“卫生间”，结果10
多年来做的噩梦，相当部分梦境是感觉内急，要去这样的卫生间。这里所产生的固
体、液体污染物，搅合在一起，发酵后流到河沟里。远离河沟的村镇，就一层层叠
加，一天天忍受。在田营，在丁集，这些曾是全国闻名的“明星镇”，基本也都如
此。在本次采访中，我们曾计划将淮河流域小城镇问题作为采访内容之一，后时间
紧迫，暂时放弃。但沿途目睹了很多这样的小城镇，有非常深刻的感性认识。这些
“小城镇”，甚至增加了我们对淮河流域的绝望情绪。



    小城镇近乎成为淮河流域的恶性肿瘤，但人口还在继续增加。进入城市除经济
能力外，还有人为设置的众多“门槛”，大部分农民无力逾越。于是他们家庭中主
要成员可能会到城市里找工作，挣现金，然后把住房、家庭移到居住成本相对小得
多的小城镇，既体面，又热闹，相对于农村，购物、医疗、子女上中小学，还是方
便得多。如有一技之长，也可以在城里做点小生意，多少有些收入。小城镇要达到
城市的设施标准，其人均投入可能要高出很多倍。虽然没有请专家做精细测算，但
常理可知，失去规模效应，成本成倍增加。淮河水资源局执法监督处一位处长算过
：１－２万人口的小城镇，如果要建设污染处理设施，加上配套管网等，除土地价
格可能低一点外，总共大概需要５０００万元，即人均５０００元。而１００－２
００万人口城市，生活污染处理设施及配套，２０亿可以做得比较好，不到小城镇
的平均成本一半。在中国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当时，台湾一位学者做了大量研究
后唱出反调：中国应发展３００万人口左右的大中型城市，抑制农村小城镇发展。
这位学者研究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程与教训、中国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等等，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文章看起来比费孝通影响全国的大作更像是研究“论文”。但
在习惯于“统一思想”的行政体制下，这位学者的声音仅在一些杂志上出现几回，
实际上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现在看来，“城市化”与“城镇化”之争，就像马寅初
上世纪５０年代提出“人口论”一样，尽管事后证明马氏理论正确，但３０年、５
０年后被人们所认识，挽回其结果的成本，是国家和民族都无法承受的。也许不要
２０年，小城镇这个淮河流域发展的痼疾就会恶性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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