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历史中透析“农民增收”（1）
2004年2 月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
即所谓“一号文件”正式公布。“一号文件”年年都有，而竟成为农民的“专利”，
缘于1980年代连续五个“一号文件”所产生的“转折性”效果。
1980年代，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农村经济从
安徽的小冈村开始，突破计划经济的层层堡垒，短期内产生了巨大的爆发力。它不
仅带来了连续七年的增产增收，更重要的是它在计划经济的墙角，凿开了一个缺口，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中国经济从微观体制的放开开始，迎来了一轮难得的“黄
金增长”，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又一次挽救了中国。
回眸历史，最初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当时的亲历者刘堪回忆，在1978年的文
件中，还有明文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此后两年，集体经营和
包产到户被冠以“阳关道”与“独木桥”，在全国掀起大辩论，支持走向“独木桥”
的地方领导一度寥寥无几。
五个“一号文件”的颁布使得改革的成果迅速掩盖了辩论的激情。1982年，中
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宣布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
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价格上的调
整，粮食产量开始下降，对农村的一系列改革也开始出现质疑，改革一度面临回潮
的危险。
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农民从粮食增量中获得利益减少的同时，乡镇企业异军
突起，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其数量甚至超过当年农村新增劳动力。这种增
长也没有长期持续下去，随着竞争的加剧，宏观环境的恶化，乡镇企业的发展在1990
年代之后迅速回调，大批的企业甚至面临倒闭。这之后，农民增收的另一条途径就
是大量进城，只是农民工进城的路径在通货紧缩的压力下逐渐萎缩，成为近几年城
乡差距持续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靠粮食增收注定难以解决9 亿农民的发展问题，增产不增收几乎成为一个难以
逾越的怪圈。1998年之后，通货紧缩、城乡差距拉大同步出现，这些情景让人联想
起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以农民增收为代表的“三农”问题亟待解决。
2 月14日下午三点整，华彬国际大厦二楼华泰厅，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
任刘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
张红宇成为第3 期“21世纪北京圆桌”特邀嘉宾，就农村改革的历史和农民增收的
难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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