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资崇拜”迷思（2）
内外资“不平等的起源”
《21世纪》：国内企业的迂回战术一定程度上源于内外资企业的国内政策待遇
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起源在哪里呢？
赵晋平：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实行的是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为什
么这样做呢？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毕竟已经落后于世界几十年，我们打开大
门以后，是希望能有一个比较快的增长，不单纯是提高我们本身的国民福利水平，
提高我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时还希望能够“赶超”其他国家。从当时国内的一些
生产要素看，无论是技术还是资本实力，都不能满足这样的需要。这就是希望通过
有效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发展，采取了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当时尚
处于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经济的主体是公有制的单一结构，国外投资者所希望得到
的更适合于国际规范的投资环境是不具备的，我们有必要提供一些优惠政策，使他
们能够形成一个较好的投资预期。
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特别是一个多元化的市场主体结构逐步形成，
客观上要求建立一个各种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因此，1990年代以来，中国也
在不断按照国民待遇原则调整外资的优惠政策，内外资企业统一的政策体系正在逐
步形成。
《21世纪》：大量引进外资一个基本前提，是所谓“双缺口理论”——改革开
放初期，我国技术和资金方面严重短缺。但是，现在回首整个过程，对吸引外资业
绩也存在很多质疑，比如他对技术进步的促进。
路 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引进外资确实对技术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但外资企业技术“溢出”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中国汽车合资20年，一款车也开发不出来，反而是最近这些年兴起的体制外的
民营企业自主开发了一些车，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企业不仅得不到支持，反而备
受打击。
《21世纪》：资金短缺情况从1994年以后已经发生转变，到2003年底银行存款
大于贷款49059 亿元人民币，是前十年的7 29倍，外资优惠政策的这一个理由也
应改变。
赵晋平：但是，并不能因此说我们就解决了资金缺口的问题。因为持有资金的
主体不同，它的机制就不同，它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和运作方式就不一样。比如将
资金交给民营经济掌握，产生的效率远比国有经济主体产生的效率高得多。
石小敏：我们每年用数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购买美国债券，也只有靠这样的
循环，才能保证总的效益高一点，如果我们政府自己投资，反而不一定达到这样的
收益，这说明我国的投融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赵晋平：我国吸收外资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了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整
体经济的基础和实力，而不是为了吸引外资而吸引外资。作为外商投资企业，也希
望能够在国内的环境下，有更多的相关企业能够与之配套，这是降低经营成本的一
个很重要的方面。
外商投资企业经历过十几年的发展过程，对于国内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还在逐
步地提高，只不过它提高的幅度还不够大。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1990年代初，
进料加工方面，每出口一美元就需要进口0 87美元的零部件，在国内实现的价值
只有0 13美元。但最近几年的进料加工情况就有很大的变化，根据2002年的进料
加工计算，每出口一美元的产品，进口是0 64美元，有了一个0 36美元的空间。
客观上讲，华南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因为外资进入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然
后当地产业的发展又带动大量的外资进来，产业聚集效应已经显现。
外资优惠政策反思
《21世纪》：在外资经济蓬勃发展的今日，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得到十六届三
中全会的明确认可和政策支持，在处理外资与民营这两种非公经济的待遇上，需要
进行整体的政策反思。
石小敏：问题就在于，我们在发展民营经济，或者是在发展中小企业方面，我
们的政策不到位，有多种多样的限制，导致延长产业链条的外部环境没有形成。
路 风：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头，技术进步形式与过去计划经
济体制时代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技术进步的主体变成了竞争性的主体。在平等的市
场竞争条件下，最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创造出一个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
石小敏：像海尔张瑞敏说“与狼共舞”，舞上十年，谁是狼就不一定了。但是
从整体上看，现在尤其是外资已经开始进入的服务业领域，我们对国内的民营企业
仍然在采取非常不合理的抑制态势。相比对外开放，对内开放显得更加急迫。
我国过去一方面用各种优惠政策来面对外资，另一方面，又用更多的成本，更
多的代价去保护国有经济。国内土生土长的民营经济越来越成长壮大以后，这种歧
视的副作用也在加大。
赵晋平：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民营经济在全社会的投资已经占到了18％左右，
接近1 ／5 。但是，流向这一块儿的资金流量占的比重充其量不会超过3 ％，这就
说明我们在资源和要素的配置方面，最具有市场活力的经济体得不到足够的要素投
入，恰恰是由于体制的障碍所造成的。
石小敏：我国还没有在足够多的环节向内资开放，一个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条
就难以形成，造成就业岗位有限，收入也很有限，一个制造业可以有三个服务业这
样的格局在国内很多地方难以形成。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好的民营企业往往需要借助国外的资本渠道、销售渠道和
信用渠道来发展自己，依托国内的渠道就会出问题。这跟对内资的开放程度还不够
充分有很大关系。
我们真正的优秀的企业家已经开始跟跨国公司贴身搏斗了，可是企业背后的国
内法律、服务支撑体系太差，这种体系与跨国公司后方的金融、法律体系不可同日
而语。
赵晋平：在目前多元化的体制下，有必要重新考虑我们给外商投资企业所提供
的优惠政策，是否能够保证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政策和环境，是否更多的达成企业
的公平竞争。
到目前为止，外商投资企业所要支付的制度性的成本，客观上来讲还是存在的。
我们国内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当地都有一定的人脉优势，
某种程度上，保留一定的优惠政策，对吸收外资，增加新的资本要素这一点上，还
是必要的。
我认为，鼓励民营经济，除了要求与外资企业同等待遇，更重要的是放开更多
的准入限制领域，尤其是放开配套环境的发展，包括对服务业的大量需求。能够通
过我们自身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形成的话，这种产业聚集的效果，或者是产业链条
延长的效果，将会更加的明显。
我们的政策目标是比较明确的，要延长产业链，扩大产业聚集效应，但是我国
很多局部的政策恰恰是和这一目标相悖的。比如说关于加工贸易管理和出口退税等
政策，为了达到出口的目的，进口原材料完全可以保税进行，没有增值税增加成本，
但是如果在国内采购再出口的话，恰恰不能做到完全退税，反而加大了出口成本。
本来上下游两家企业，有产销供应关系，就为了得到这种政策上的优惠，上游企业
就不得不把他的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到国外转一圈再回来，交给下游企业。香港有
大量的“一日游贸易”，实际上是深圳加工出的产品，必须拉到香港去转一天，再
回来交给下游企业，这个过程无形中加大了成本，但讽刺的是，企业却由于这个过
程，减少了更多的政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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