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制度变迁的学术力量（3）
改革成本为零也就是帕累托改进。当然能否达成帕累托改进是有争论的。还有
所谓“分”和“卖”的争论，“分”就是说要把集体财产按一定比例分给大家，仿
照俄罗斯的办法进行股权多元化改革。我是主张“卖”，把产权卖给大家，通过交
易来实现改革，达成帕累托改进。而“分”很可能有问题，用什么样的规则去分，
怎么保证分得更公平，都很棘手。
国有企业产权转换宜公平交易
《21世纪》：在制度经济学的实践方面，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国企改革。当时曾
经有过一场“产权”与“市场”的争论，现在看来，国企改革到底是产权问题还是
市场的问题？
盛 洪：其实产权与市场是问题的两个维度，更全面的看法就是既要产权，又
要市场。而且实际上中国改革的主要内容，简单来说，就是市场化和民营化。所谓
民营化就是产权改革。前面讲过，产权改革要靠产权的市场交易，而市场要交易有
产权的物品或资产。这两者是互补的。
姚 洋：产权与市场的问题是当时张维迎和林毅夫争论的焦点。我还是比较赞
同周其仁的观点，二者是硬币的两面，实在没有办法分开来。比如说国营企业，市
场的压力再大，可能还是搞不好，为什么搞不好呢？因为内部没有一个机制，使得
企业的领导人能负起责任来。
《21世纪》：那么如何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激励机制，又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呢？
姚 洋：原则上我是赞成MBO 的，因为领导不拿大股，很多改制特别是中小企
业的改制，很难达到应有的效率。但是，在中小企业里面，如果没有很好的企业治
理结构可能会出问题。因为领导者的权力很大，不容易监控。
盛 洪：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的最大问题，是决定出售国有企业的人不是企业的
所有者，而是代理人，所以要避免代理人收受贿赂低价出售国有企业的问题。如果
收购企业是竞价的话，管理者只是竞争者之一，MBO 就没有问题。因为经济学坚信，
竞价程序既有效率又公正，排除了私下谈判的舞弊空间。但是，如果只是一家，如
果只有MBO ，而没有外部竞价者，就可能有问题。比较好的形式是有几个竞价者。
如果参加竞价的就一家，这时候需要有比较透明的机制，要有更严格的信息披露要
求。这种建议我们很早就向政府的有关部门提过。
张曙光：按照制度经济学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组合。传统国有企业也有
合约，这种合约不是市场合约，而是计划合约，主要部分是政府强制的，有些也可
以选择，但是选择的余地比较少。比如，改革前，国有企业职工就可以选择进国有
工厂做工，也可以选择到农村当农民。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要结清和解除原来的计划
合约，重新建立和缔结市场合约，其中包括与劳动者的劳动合约、与出资人的产权
和约、与经营者的激励合约，以及债务债权合约等等。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经营者激励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国有企业改革既然是
从计划合约走向市场合约，只要交易当事人认为他们的办法是合理的，就是有效的，
外界人士是没有办法评判的。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就是自由缔约、自由交
易、借债还钱。
张曙光：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解决企业的冗员和债务负担，我觉得要明
确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在国有企业里面，职工是第一债权人。要明白，过去
的国有资产是怎么积累起来的？低工资，职工不能积累；利润全部上交，企业没有
积累，本该用于职工社会保障的资金国家全部拿去建了新的企业，这笔债是历史上
国家欠职工的。按照债务清偿的次序，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结清与职工的债权债务，
这样才能变“企业人”和“单位人”为“社会人”，建立起真正的市场劳动合约。
在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过程中，凡是向外资开放的领域都要向内资开放，凡是
国有企业可以干的，民营企业愿意干也可以干。这才是真正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则，
是非歧视性的国民待遇。现在的问题不是只这样讲，而是要真正这样做。只有这样，
民营企业家才会有稳定的预期，才会建立起对政府的信任，民营经济也才能得以发
展。
《21世纪》：2003年，国资管理体制由以前的五龙治水变成国资委一家管理，
对这样一个体制性的变化，如何评价？
盛 洪：产权交易最重要的是明确谁是产权的所有者或其代表。假如一个国有
企业，有五个部门代表政府来谈判的话，那么谈判成本会非常高。国资委在法律上
被非常明确地规定是惟一的产权所有者的代表，我觉得这样可以大大降低谈判成本。
行政部门的行为边界要确立《21世纪》：随着改革重心的转移，研究制度经
济学的学者还可以有哪些作为呢？
盛 洪：在政府体制改革方面，制度经济学大有可为。另外对其他的制度安排，
比如家庭、家族、中国家族制的企业、道德与宗教等等，都可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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