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文的上司（冒牌上司）
又一次去曹家中学采访，有老师告诉我，王老师到新民市内上班了，家也搬去
了。他执意离开这里，大概是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会撩起他的辛酸与惆怅。
至今我还在想：王老师真的有“问题”吗？即使有，会有那么严重吗？这样的
“问题”假如放到现在，还算是问题吗……
在我受命于王老师领导的同时，还有一位上司在异地对我们这些民办教师施展
着遥控。这位上司，就是于海庆老师。
我们一些德盛堡大队的民办教师，工作、业务上听从二道房学校的领导，人事
权、“经济权”掌握在本大队的手中。每年年末大队给我们多少工分也是大队一言
九鼎。当然了，大队也要听听各个方面的意见才会定夺。
听谁的意见？于海庆老师的意见十分重要，左右着大队的意见，却无视我们的
意见。
于海庆得说是我们的长辈了，公办老师，与家父同龄。他既不是校长也不是主
任，是个“负责教师”，大队委派的，因为德盛堡小学太小，只有四年级以下的学
生，公社不下派。
在他的概念中，只有公办教师才是知识分子，民办教师就是拿笔杆子混饭的农
民，他就是天然的统治我们的上司。
“文化大革命”，于老师遭受严重的打击，造反派打得他几乎体无完肤。为什
么？因为他没有“人性”，他在乡亲们中，早就有“没人性”的雅号。不管他见到
谁，谁都没见他笑过。用鼻子说话是他的特征，看别人的小脚是他的功能，向领导
打小报告是他的家常便饭……于是乎，好多人早就想暴打他一顿，怎奈找不到借口。
“文革”来了，那些人终于在他身上找到了破绽，寻到一条“下蛆”的缝儿。
解放前，于老师做过伪保甲的会计，虽然保长才够专政的资格，但他是保长的
走狗，也该挨打。游斗他的时候正是盛夏酷暑，伤口上沾满了苍蝇，却没有一个人
对他有同情之感，没有一个人为他喊冤的，哪怕是在心中。
那时候流行一句绕口令，叫做：“好人打好人哪该，好人打坏人真该，坏人打
好人不该，坏人打坏人活该”。于老师挨打起码属于后一种。
“文革”结束了，被专政的大多数人都成了“英雄”，不是领导的都得到了提
拔，多年的老教师嘛，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人家是英雄，只有他还是“狗熊”，看在他那忠实于“主人”的份上，大队就
封他为“负责教师”了，他就很“负责”了。
说他是“狗熊”，众所公认。教了那么多年的书，到他退休了也不会5 、6 年
级算术的四则运算，汉字读音分不清平舌翘舌。凡是一有统考，他教的课程和班级
基本上回回倒数第一。在他的领导下，德盛堡小学的教学成果，只得到一个民谣的
奖赏，倒是人人倒背如流——
德盛堡，往后数，不是第六，就是第五。
说他“负责”，众目睽睽。他专门负责收拾比他强的民办老师，让他们的经济
收入永远保持在生产队九等人的水平上。因为你是农民，就不能高于农民，这就是
他说服大队给我们工分的理论依据。
其他大队的民办老师，每年的工分都是上等的，和打头的差不多。而我们只有
人家的70% ，在全公社保持最低的水平。我们去大队理论，每每都是他出面答复，
且振振有词。
为了体现党对民办老师的温暖，国家每个月发给我们5 元钱的生活补助。那时
的5 元钱了不得，很多生产队都是零分值。5 元钱可以买好多东西，我记得5 元钱
够我们一家油盐酱醋的费用了。每到月初，都盼那5 元钱到手，早就有打算了。
于老师压低我们的工分份额，把5 元钱打进年终的工分里，平衡了……
他不讲理，和我们叫号：“不乐意干就回家！”
1972年，所有的大队几乎都有了初中班。我们几个属于德盛堡大队的民办老师
也回到了德盛堡学校，不得不听从于老师的摆布。现在，人事权、经济权都归一统，
人人心中焦虑，个个心情暗淡。
于老师终归是于老师，德盛堡学校的编制一扩大，“草寇成不了大王”，于老
师头顶上的“负责”2 字缩编了。
到了新的学校，于老师很不适应和我们平起平坐，依然摆出公办老师就是民办
教师的领导的架势，还是我行我素地去大队打小报告，说我们不听摆弄。
果然，一天晚上大队的书记找我们这些小子辈开会。
这书记不是别人，正是于老师的表弟李秀清。
书记找我们开会的内容会是什么啊？思来想去，我们得出一个和于老师相反的
结果。
又是果然，李书记没有责难我们，鼓励我们好好干，工分的问题好解决，绝不
会低于其他大队！
他所以能做出这样的表态，其原因主要有两条：
于老师名声狼籍他彻底地领悟了，和他沆瀣一气等于向世人宣称他们是一丘之
貉，此其一。其二，他的二女儿就要来学校上班了，优惠政策怎么也得有个提前量
吧……
于老师自讨没趣，三十六计走为上，不久就去了别的学校。
新来的学校领导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家父，他在这个学校一直干到离休为止。
我不愿意和父亲在一个单位工作，刻意离开教育部门去公社上班做气象员，也
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也成了我有那么多上司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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