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毛的上司(厄运走来) 新来的党委书记姓冯,冯贵清。匀称的身材、白皙的脸庞、一副白边的近视镜 ……若是他出现在高等院校,你会认定他就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所以他到来罗家房 乡政府不久就有了雅号,人称“冯眼镜”。 他就任之前,乡里的一些同志对他就很“熟悉”了,那是在县里开会认识他的。 1981年,县里召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三级干部会议(县乡村三级),冯书记在会上作 了重点发言,介绍那时他所在的大柳屯乡搞“责任制”的试点经验。正是这个会议, 才掀起了新民县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序幕,吹响了农村经济 大变化、思想大解放的号角。此时此刻,冯书记的仕途也达到了巅峰。一年后,谁 都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发生了——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从“座上宾”变为“阶下囚”, 险些落个“上台巴掌响,下台绳子绑”的悲惨结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农村怎么改革?”没有定论,中央也没有明确的 态度,没有任何红头文件可以执行,绝对没有的。1980年的1 号文件说的很准确— —联产承包,适用于“老少边穷”和“三靠”地区。所谓“三靠”,即生产靠贷款、 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也就是说,后来的“分田到户”责任制,中央是反对的, 起码不赞成。也就是说,那时候的中央思想还没有解放,还在坚持农村的“社会主 义方向”。这一点,上上下下人人清楚,所以县里的会也没有明晰的说法,但肯定 了一点——不许“单干”!否则,就是走回头路,就是“拉马抬槽”,拆社会主义 的台,挖集体经济的墙角! 不需单干,那要怎么干? 在这个时候,安徽凤阳已经实现了“分田到户”,那里属于“三靠”地区。除 此而外,报纸上介绍了许许多多实行“责任制”的典型,很适合我们乡村。于是, 我们乡多数生产队的社员强烈要求实行“以大化小”。 所谓“强烈”,是农民不堪忍受“大帮哄”了。到了这个时候,一个生长队百 八十号男女劳动力,真正到地里干活的人不足一半,只有九等人和十等人脸朝黄土 背朝天地栉风沐雨。有背景有能力的人,都去了公社、大队谋个离土不离乡的差事。 什么“农田水利”“公社养鱼池”“综合厂”“机修厂”“拖拉机站”“人保组” ……他们都挣生产队的工分,却不给生产队挣钱。一个干活的农民,养活一个吃 “闲饭”的游民,还有劳动的积极性吗?他们没有办法摆脱不公,只好消极怠工, 出工不出力,民怨四起。 这样的生产形式和形势还能维持下去吗?然而,没有红头文件,不维持也得维 持。怎么维持?县里和公社派出大批的干部到生产队蹲点,实际上就是“监督”社 员劳动,施以高压政治。“路线分析会”、“批判会”应运而生,你不老实就对你 实行“专政”,扣你的工分。至此,社会矛盾、干群矛盾日趋激化。 农民的嗅觉是异常灵敏的。他们得知有的地方都“分田到户”了,我们“以大 化小”还不行吗?于是,就强烈要求大队公社为他们做主。刚开始,他们的要求得 不到满足,因为没有政策,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对于我们地区,那时候上级唯一的政策是,“包工包干”。比如说,种一亩地 给你四个人一天的工分,你们半天就干完了,剩下的半天由你自己支配。农民不吃 这一套,归根到底没有和他们的切身利益连在一起,还是“黑爪子挣钱,白爪子花”, 他们的负担没有丝毫地减轻。 农民不甘心,就自己开会“以大化小”,一个生产队一分为二,变成两个生产 队,或是一分为三、为四……对此,后来公社认账了,全公社的生产队得到迅速的 分蘖,生产队由原来的108 个增加到140 多个。 刚开始时,新生的小集体都是“人合心,马合套”自愿组成的,一时热情升高。 没过多久,新生的和旧有的同化了,队长会计……应有尽有,不然不符合上级的要 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上层人物”比原来还多了,社员的负担更加深重。“五 脏俱全”的队长会计保管员一干人,也“五毒俱全”,吃喝贪占懒无一不能。社员 “出工不出力”又旧病复发,“以大化小”成了“换汤不换药”,农村到了病入膏 肓的地步。 “人怕逼,马怕骑”。到了忍无可忍,生死攸关的地步,农民的胆子比天都大, 真的敢把皇帝拉下马!什么“老少边穷”,什么“三靠”,全都不在话下。这个时 候我们的地区和“老少边穷”“三靠”还有区别吗?不到一年的功夫,“三定型” 的生产队彻底土崩瓦解。后来,我的小说《草根轶事》(黑龙江出版社出版)写的 就是这段历史。 所谓三定型,就是生产队实行“定生产人员、定生产任务、定生产消费”。较 大的生长队所以敢一分为二,就是以这个“三定”为理论根据的。到了农民手里, 就成了“三分天下”,一个大汉朝驾崩,魏蜀吴三国鼎立。 既然“三定”名存实亡,干脆就拉马抬槽各自为政。新的党委书记冯贵清驾到,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受命于“天”的,“天”就是农民,社员。 冯书记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其实就是介绍“三定”的经验。面对眼 前这种无政府状态的群众运动,“分田单干”的局面他将如何地应对?全乡的干部 群众都在拭目以待。 他对新兴的“分田单干”不冷也不热,不否定也不肯定,而是深入到基层搞调 查研究。他每次下乡都要我陪同,大概因为我是乡里的舆论中心与党委的喉舌吧, 我是广播站的记者与编辑。 我们住在村里,白天晚上都要搞调查,与干部农民交流,听他们的想法意见心 声。他十分谨慎地表示自己的态度,也让农民体会到他是支持他们自发的改革的, 但绝不是上级的指示精神。农民很理解他,同情这位大员的处境: “冯书记,你放心,有事我们担着,这是我们的主意。” 是的,的确是他们的主意,冯书记支持而已,没有中央的红头文件。 罗家房乡的“分田单干”,在默默无声地进行着,完善着。 不到半年的时间,上级终于有了正式文件。文件中说:“如果农民愿意,可实 行联产承包的责任制”。 我觉得,中央是在顺应农村现实的形势做出这个“意见”的。“如果”,就是 商榷,商量,不是决策,而是意见、建议。“可……”模棱两可,并不坚决。可后 来,官方对“分田到户”说成是中央的英明决策,有点与事实不相符合。责任制是 农民的首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有顺应,不可抗拒!再后来,又把责任制 公认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农村的改革取得辉煌的的成就”。但我也赞成对 责任制“专利”最初的定位——“农民自己的发明”,所有的媒体如是说。 冯书记在领导和指导罗家房乡,农村生产承包到户责任制的大变革中,做了大 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最大的功绩,是没有坚持自己已取得的“三定”经验,硬往 罗家房农民的脖子上套,束缚农民的手脚。相反,他不固执己见,尊重群众的首创 精神,给农民壮胆撑腰。这就使得农民在解放自己的路途中少走弯路,避免了许多 不必要的时间付出。农村的改革,罗家房乡走在全县的前列,第一个冲刺到终点, 生产力得到空前的释放。 我记得,一次在张马夫村和村干部的谈话中,他说:“农民怎么干,你不用管, 只要能打出粮食来,先交国家下达的征购任务,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就是后来文件中说的,“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自己的”最高原则。 最时尚的话,叫做“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为指导和推进全县的责任制的全面铺开,冯书记再次在全县的大会上,介绍了 罗家房的经验。他的两个经验,引起朝野不小的震动,人气、运气一路飙升,成为 下一届县长的候选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厄运慢慢地向他靠拢过来,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 流行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