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学友（寒窗同寒）

　　这个女同学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张柏芝。她比我大两岁，为人热情热心，心地善
良质朴。她是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学习并不是很好，但她从来不以自己的政治优势
而嫉妒他人。相反，她很喜欢羡慕那些学习优秀的同学。在她的眼里，只要是学习
好，其他的毛病都可以原谅的。我就是在他这种坦荡的宽容中，丢掉后进生的包袱，
鼓起勇气，再接再厉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好同学、好团员、好的团支部书记，
也没有逃出“政治漩涡”给他带来的厄运！

　　1960年冬，罗家房公社的二道房等几个大队，在有关文件地指导下，经历着一
场“改造落后地区”的政治运动。张柏芝的父亲被定为落后地区中的“历史反革命
份子”，不久被关押。有这样的老子，其子女的“政治标签”刹那间变得一文不值。

　　张柏芝所以愿意接近那些学习好的同学，是她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和远大志向的
流露，渴望在学习上后来居上。如今，一切美好的梦幻，都被这个铁的事实击得粉
碎。不久，他便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学校，加入另一类“盲流”中去。一时间，
全校哗然，这个在全校大名鼎鼎的知名人士“逃跑了！”，同学们难以接受这个
“政治事件”。

　　1985年夏，我听说她在沈阳市新城子区一家商店当经理，顺便去看她。不巧，
张柏芝那天不在，我只好请她的同志待我向她表示问候，以期日后再见，但至今没
有实现我的愿望。后来，她的堂弟告诉了我她的电话，打过去原来是一家公用电话，
好不失意。

　　如果有人问我：按你的体会，是初中好呢，还是高中好呢？我会毫不犹豫地说
：初中好！

　　初中时期，虽然我受了那么多的打击和苦难，但有那么多的同学给予我莫大的
帮助同情与鼓励，终生难忘。初中，是我人生启航的加油站！他给了我继续远航的
机会，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考上了上一级学校。而高中呢？我搁浅了，永远的搁浅
了！

　　到了高中，我像一叶扁舟，在风口浪尖上行驶，随时都会倾覆。我的夙愿，也
像一条千疮百孔的破船，随时都会被巨浪吞噬，最终不还是沉没了吗？这就是我对
初中与高中的印象，就是最实在的评价！但是，我留恋我高中时代的同学，没有他
们，我不但“沉没”海底，恐怕我的灵魂也要彻底地沉默了，还会有我现在的“流
水人生”吗？（这个纪实文学的题目曾经定位‘流水人生’）。我所以又漂浮上岸，
是我高中的同学们，分担了我这首破船被潜流抽打的痛苦，是他们竭力地把我拉起，
拽出水面，有抚平伤痕蹒跚上路，不是升学的另一条人生之路。

　　高二上学期，我就被学校列入“个别生”的黑名单，并在全校生活会上“公审
示众”，当时我的心就凉了。试想，有哪个大学愿意要一个个别生入学啊？我不知
所措，茫然若失。同桌的程德昌对我的境遇很同情也很着急。他劝我从此往后好好
地表现，多在学习上下功夫，学校和班主任对你的印象是会改变的。

　　对此，我半信半疑。信，他的话有些道理，这也是我的强项，办得到。不信，
也有道理，可我怎么好好地表现啊，得付出多大的牺牲才算得上好好地表现啊？我
曾幻想过：我能想刘文学那样多好啊，被地主份子杀死了，成了英雄。最好是我能
杀死一个反革命，做活着的英雄更好！但这可能吗？思来想去，还是信他的了，只
有信，才有一丝希望和可能，才有出路。但是，在信与不信的折磨中，我总是消沉
掺和着彷徨。越是彷徨的心态，程德昌越是对我体贴关心，我们就越是密切了。

　　不想，我们的关系被“激进”的老师发现了，他偷偷找到程德昌对他进行严厉
的批评和严肃的指教：你怎么和他形影不离呢？难道你也想当个个别生吗？为了拆
散我们的关系，老师把我们的座位分开了。

　　我好悲哀，我成了什么人了？不可救药的阶级敌人了！

　　为了不影响他，我们的来往少了，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学习，这都是程德昌的话
让我在无望中坚持读完高中的三年学业，没有让光阴白白地流逝。“好好学习”我
做到了，但这不叫“天天向上”。最后，我还是在老师毕业鉴定的阴沟里翻了船。
唉，三十六计走为上，走上山下乡这条不容我不去选择的道路。

　　一个学习上的尖子生，一心想升学的人，突然放弃了自己的意愿，所有的同学
无不为之震惊，也让刘文孝老师瞠目结舌，因为他分明在我的毕业鉴定中写道：
“对参加农业生产没认识”的定论。他也挨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我以我最大的牺
牲，出了我一口怨气。但是，好多同学怎么也理解不了，想不通我会这么做。他们
替我惋惜，甚至是叹息。对于我的“革命行动”，他们是不敢直言相劝的，也怕落
个“打击进步”的罪名，落个救人不成自己反到也掉进万丈深渊里。然而，一些胆
大包天的学友，还是想方设法要把我拉回高考复习的轨道上来。赵鸿德，就是其中
的一个。

　　赵鸿德，是我的老乡，新安堡村人。小学时我们就认识了，但我们不是同班的
同学。初中的时候，我是3 年2 班的，他和郭志彪是3 年4 班的，是梁文富老师的
学生。到了高中，我们有幸分配到了一个班级，3 年2 班。听说我要上山下乡了，
便直截了当地问我：“我的意见还是试一试吧，万一……”没等他说完话，我的眼
泪就下来了：“我的心已经死了，你劝我也没有用，我在农村干一年，等有个好鉴
定在考吧。”

　　他不再劝我了，同意了我的“曲线升学”的战略。学校老师给我的鉴定是不能
修改的，只能砍去“对参加农业生产没认识”那一条。其余的，老师会出尔反尔吗？
当然了，我的“罪恶”也许都会涂抹掉，可是，你还能参加高考吗？你用假“革命
行动”来换取“高考”的资格，这可能吗？

　　无可奈何花落去，赵鸿德对此也由反对到理解，由同情到支持。那年，他考入
东北重型机械学院，常来信鼓励我实现自己的梦想与夙愿，还寄过来很多的复习材
料。

　　得到同学们的安慰，我的心境暂时平和了一些。但我对高中时期的老师依然耿
耿于怀，对同学们依然恋恋不舍，经管我已经是个农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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