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与发展（4）

    今年四五月份，中央电视台、《科技日报》等媒体连续对昆明动物园搬迁之事
进行了报道，导致地方政府放弃了搬迁决定。这是北京动物园迁址之争的序曲。5 
月22日，关于北京动物园搬迁的两场讨论会同时在北京的两个会场举行，生物学家
和法律专家们发出了反对动物搬迁的声音，数名院士对政府提出的数个搬迁理由给
予了清晰的反驳。

    梁晓燕发现，这一次明显的变化，是NGO 不仅关注动物园该不该搬，更关注此
类事务应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决定。他们尤其关心其中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汪永晨还特地请来了一些中小学生，她说，他们是动物园的主要客人，有权发
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会上，也有一些孩子赞成搬迁。

    有消息说，那一段时间，北京市政府收到数百至数千的信件和电话，反对动物
园搬迁。孩子和家长形成了公共声音。

    汪永晨说，NGO 的力量在于它能组织各种资源，聚合各方力量，“我们希望能
充当桥梁”。而在中国，媒体、专家和公众是它能汇集的三种主要力量。



    汪永晨特别提到了媒体的特殊作用，它们步调一致的言行常常给决策者制造强
大的舆论压力。事实上，不少NGO 的负责人本身就是媒体人士。他们甚至拥有一个
定期的记者沙龙，来讨论媒体的行动方略——按梁晓燕的说法，记者沙龙本身就是
一个NGO 。

    汪永晨说，这也是中国NGO 发展中一个特殊现象。在国外，媒体通常更愿保持
中立。专家也是中国NGO 行动中的一个独特资源。“中国的学者还从属于政府的研
究机构，多数人还没有对公共事务发言的习惯，这就需要NGO 去做工作。”梁晓燕
说。

    但梁晓燕强调，在中国，公众动员还只是刚刚开始。多数公众既没有主动意识，
更没有渠道参与到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之中。

    汪永晨相信，由环保领域开始NGO 动员下的公众参与，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
中的重要一步。

    同时，NGO 在政府中也有不少同情者，在怒江、木格措和杨柳湖论争中，一些
部委和地方政府官员向NGO 和媒体提供了不少信息，虽然他们较少公开露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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