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为了忘却的纪念
这一伟大的奇迹，证明了中国的文明、文化以及中国人的信仰和他们对自己脚
下的土地与传统的热爱，深深感谢这里的工作人员。
——约旦外交大臣塔希尔·马斯里
“四人帮爪牙”袁仲一
当1995 年就要在那个无雪的冬季结束时，我完成了对陕西扶风法门寺长老的
采访，又转道来到了秦俑博物馆。
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情结让我一定要来到这里，我恍惚觉得有什么珍
贵的东西遗落在这个我曾经爱恋的博物馆，并有一种急欲寻回的念头。
屈指算来，秦始皇陵兵马俑从1974 年被当地农民发现，迄今已逾21 个年头，
而秦俑博物馆的对外开放也已度过了16 个春秋，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世
界遗产保护清单的1987 年，也已相隔了8 载岁月。就秦俑馆本身而言，这段或长
或短的时光，比之存在了2200 多年的兵马俑，无疑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小小的浪花，
这朵浪花没能像大秦帝国那样给世人留下吞吐风云、融汇百川的庞大气势。但它又
确是留下了，给这个喧嚣与寂寞的世界留下了一丝散发着欢乐、凝结着悲愁的声息。
寻着这淡淡的声息，我在打捞那即将沉于河底，却又时常索绕我记忆深处的那
片刻的历史真实。
我蓦然发现，当年为秦始皇陵兵马俑最初的发掘作出过努力与贡献的考古人员，
竟像秋后的树叶一样哗哗啦啦地飘然而去，只是把丰硕的果实留在了枝头。杭德洲、
屈鸿钧、崔汉林、王玉清、赵康民、程学华、王学理、杜葆仁等等，这一串与兵马
俑紧密相连的闪光的名字，已与考古现场渐渐远去。
他们或安度晚年，或躺在病床上呻吟，或在家中孤影自怜，或由于生活中的某
种委屈而四处奔波、卷入官司的漩涡而彻夜难眠，哀苦不已……留在这里的只有袁
仲一先生一人，而这个坚守阵地的强者，也已进入了人生的暮年。
尽管夕阳无限好，但总也不免有些只是近黄昏的悲凉。历史就是这样造就着一
切，又磨蚀、毁灭着一切。
他们确是离去了，同时又留下了。离去的只是个体的自身，留下的却是群体的
雕像。无论他们的个体有着怎样的不尽人意的缺憾，但作为这个群体的雕像却是丰
满并极富生命色彩的，他们的名字将同八千兵马俑紧紧联在一起，让后世人类铭记
的同时也充满深深的敬意。
面对这物欲横流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时尚，面对人类越来越急促的沉重的脚步，
我不能再错过探寻他们这代人心音的机会，我要把他们生活的碎片尽可能地组接起
来，以还原历史本身，也为了忘却的纪念。
当我打算和秦俑博物馆馆长，也是老一代考古队员中唯独还留在这里工作的袁
仲一先生交谈时，他正准备去西安开会。由此，我和袁先生的这次接触，匆匆十几
分钟就告结束，关于他的故事，大多则是靠他人提供。
一位自小在秦俑馆长大的服务员，偶尔谈到袁仲一先生时，她的眼里闪着兴奋
的光，又表现出几年前我初见她时的真诚与热情。她声音不大却极富感情地讲着：
“我小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在俑坑边玩耍，因为小，只贪玩，没有更多地去注意考
古人员的生活，但有些事还是清楚地记着的。考古人员先是在坑边搭起帐篷，后来
天气冷了，帐篷没法住了，他们又跑到西杨村农民家中住。吃的是和农民一样的粗
茶淡饭，睡的是农民几代留下的黑土屋，生活的艰苦是现在无法想象的。那时袁先
生还算年轻，不是今天你见到的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不只一次地发现，他和其它队
员在发掘休息时，身子一倒，卧在坑边说些闲话，然后慢慢就睡着了，我和几个小
伙伴在他们身边窜来跑去，有时还大声吵闹，也很难把他们惊醒，看得出他们睡得
跟在自己家中一样香甜。兵马俑坑的发掘以及铜车马的发掘，袁先生是付出了极大
的热情和心血的。在铜车马刚发现时，四方百姓都来观看，一到星期天，西安的职
工也拖家带口地一群群地前来参观，这中间什么样的人都有，好人坏人准也分辨不
清。加上当时临潼县的百姓和领导部门与博物馆的意见不一致，就使铜车马的命运
难以预料。在这种情况下，袁先生和程学华先生两人在坑边搭个草棚，日夜看守，
硬是在寒冷的早春度过了一个多月，这罪也只有他们能受，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全部
明白，他们那代人为什么对事业的赤诚几乎都超过了生命本身……”是的，两代人
的感情和心理当然很难勾通，但这两代人却又分明是凭着良心去做事、去评说的。
就在这期间，另一位退休的考古队员也跟我谈到了袁仲一先生，他说：
“1978 年春天，省文化局突然派来工作组，调查老袁的问题，说袁仲一是
“四人帮”的爪牙，并令我写揭发材料。我对工作组说：你们委屈老袁了，“四人
帮”也没来过发掘工地，老袁在这里默默无闻地搞发掘，怎么会成为“四人帮”的
爪牙？这“四人帮”的爪和牙再长也伸不到这个穷山沟里来。
我因写不出材料，也揭发不出什么问题，也受到了工作组的打击。你想我们整
年住在这山沟里，一猫劲地搞发掘，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同甘共苦，一块馒头掰两
半，一碗水分十口，相敬相爱地生活、工作，还有什么问题值得揭发批判？人生也
真是难以捉摸，说不准什么时候灾难就降临到头上……”“事实上，经1978 年那
一折腾，袁仲一在考古队就多年没有抬起头来。
上边对他不但不信任还故意找茬整批，这个考古队长还怎么干？工作怎么开展？
这时的老袁急流勇退，闷下身子像一头黄牛一样只拉犁不说话，只搞发掘和研究不
过问其它的权利名誉之事。多少年后，他终于成了国际都知名的秦俑考古研究专家，
今年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现在许多国外大学都邀请他去讲学，而他也已经去过
了好几个国家讲秦俑考古学了。那次打击对袁仲一来说也许是件好事，要不还很难
取得今天这样国际瞩目的考古研究成果。
但话又说回来，前些年老袁受的委屈和心中的痛苦，也只有他自己能体味出来
……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好人终归是好人，袁仲一自1988 年当了秦俑博物
馆馆长并兼秦陵考古队队长，到现在我所听到的大多还是拥护与称赞的声音。人不
管在什么时候都要凭良心做事，靠真本事才能吃饭，单靠整治他人，玩弄权谋是不
会长久的……”从这几段零碎的谈话中，我似乎感到了隐藏在袁先生心中丰富的生
活矿藏和奇特的人生经历。在这个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的血液里流淌的绝不
只是鲜花与喜悦酿成的殷红，更多的则是人生的苍桑苦难与不屈的精神意志所融汇
而成的汁体。或许正因为渗进了这异样的物质，他的骨骼才越发坚韧刚硬，他的人
生途程才更具悲壮和潇洒意味。
“反革命分子”程学华
其实，来秦俑馆的路上我就想到了这位老人，这位老人性格中的执著与厚道以
及传奇式的人生，曾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也难过了好一阵子。我想这次一定要再
见见他。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他已退休回到西安的家中了。让我更加难过和吃惊的是，
听说他已经衰老得很不像样子了，且还得了一种类似精神分裂的疾病，生活很是落
魄，也很是痛苦无奈。对于他的病，跟我交谈的人都说是因为他的家庭原因，或者
是夫妻感情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我则不太同意这种观点，家庭、婚姻对于他来说
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他的全部。只要回过头来看看他大半生的足迹以及感情的历
程，就足以看到政治上的磨难和打击，对于他是多么重要，可以说，这种磨难和打
击严重摧残了他的心灵，他后来的疾病在这个时候就已埋下了伏笔，只等日后总体
的爆发。
这是一个不幸的天才。
记得四年前，我在秦俑馆采访的日子，对人们传颂的几位“元老”，和我真正
作过长谈的只有程学华先生一人。我和他最初相识是在秦俑馆一个僻静角落里一间
低矮、灰暗、潮湿三者具备的平房里。这是他的宿舍。
面对这位过早地戴着花镜，并没有多少风度而纯似一个农民打扮的干练精瘦的
老头，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在五十年代曾经使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的创造发
明者蔡伦的地位发生撼动，八十年代以铜车马的发现、发掘而使考古界为之刮目相
看的大名鼎鼎的考古学家程学华先生。更令我难以置信的是，这位纯朴、憨厚的老
头曾经是一位“现行反革命分子”。悲壮与传奇、泪水与欢歌构成了他六十载风雨
征程的主体色调。时间回到1957 年5 月17日，中国《工商经济报》发表了一则令
世界为之震惊的消息：
东汉蔡伦造纸的记载发生动摇
——坝桥砖瓦厂掘出的古墓中发现西汉时代的用纸。同时出土的还有石刻、铜
镜、宝剑、陶器等。
本报讯陕西省博物馆，5 月8 日接到坝桥砖瓦厂发现两口铜宝剑的电话后，次
日即派员前往现场调查。这两口铜宝剑的出土地点在该厂第二生产队工作区——八
角琉璃井之南。这是一座西汉时期较大的墓葬，出土铜器有：
铜镜三面、铜剑两柄、铜洗两个和许多半两钱。石刻有：卧形盘颈石虎四个，
天然白石加紫花带足方盘一个和前石质相同的石案一个。陶器大多破损，完整的有
彩绘陶钫三个，带彩陶俑三个，陶鼎一个，大小陶罐八个，残铁灯一件。更重要的
是铜镜下面垫有麻布和类似纤维制成的纸。我国是世界上使用纸张最早的国家。据
历史记载：纸是东汉和帝时期（公元89～105 年）中常侍蔡伦所造。这个墓葬发现
的纸叠，由它同坑的其他器物证明，是西汉遗物无疑。因而这几叠纸不仅推翻了蔡
伦造纸的记载，并把纸的制造和使用推前了二百余年，从这叠纸的质地细薄匀称来
看，制作技巧已相当成熟。以此推断纸的发明年代似应远在东汉以前。另外，这个
墓葬内出土的麻布、石虎等也是珍贵的文物。该馆正积极设法整理，准备展出，供
广大人民群众参观。
（田野）
《工商经济报》刊发不久，具有权威的《文物参考资料》又以“陕西省坝桥发
现西汉的纸”为题，对发现与鉴定的经过作了更加详尽的长篇报道：
“……这次出土的纸，虽然是长宽不足十公分的残片，但能看出它的颜色泛黄，
质地细薄匀称，并含有丝质的纤维，其制作技术相当成熟。因此可以说明纸的发明
应远在东汉以前，过去历史记载纸是东汉和帝（公元89～105 年）中常侍蔡伦所造，
显然和事实不符。”坝桥纸的发现和鉴定者，正是三十年前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的
年仅24岁的程学华。
尽管这时的程学华已引起考古界的瞩目，但他并没有把精力全部放在考古研究
上，考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暂时的职业，因为他原本是西安市戏曲研究室的戏剧创
作员，只是为体验生活才来到省博物馆工作的，在他心中占有主要位置的仍是戏剧
创作，那才是他从小就立志追求的生活方式，那是他眼中最辉煌的事业。
1958 年，他就在坝桥纸发现后的第二年，春风得意的程学华写出了多幕话剧
《受骗》，并由长安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受骗》的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起轰动，陕西省和西安市几家艺术团体，争
相筹排这部大型话剧。程学华在考古界出尽了风头之后，想不到又在文艺界崭露头
角。生活向他绽开了笑脸，鲜花的芳香迎面扑来。这一切，对于一个25 岁的热血
青年来说无疑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辉煌境地。
然而，就在这辉煌境地的前方，却横亘着一条足以致人于死命的悬崖。
但程学华没有看见，他也不可能看见，因为此时的共和国已步入多雾的秋天，
严寒的冬季即将来临。
1959 年，程学华的好运终于休止，灾难向他走来了。他的《受骗》先是被审
查，接下来他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博物馆接受群众的监督劳教。
从此，属于他的只有“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争取重新做人”的生活方式，
他彻底跌入了人生的低谷。
三十年后，当我重新翻阅差点致程学华于死命的《受骗》剧本时，也大有受骗
的感觉，剧中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说的是一个三辈扛大活的老贫农，在入合作社
问题上受到一个顽固富农的欺骗。这个富农向他说合作社如何如何坏，结果这个老
贫农迟迟不肯入社。最后经过大队支部书记的一番政治思想工作，老贫农幡然醒悟，
揭露了顽固富农的卑鄙丑行，毅然决然地加入了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走向了康庄大
道……这个今天看来具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的“左”得幼稚的剧本，之所以在当
时被看作是“反革命”的毒草，是因为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把剧中顽固富农攻击合
作社的话，当作程学华的话来论罪的缘故。正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一历
史冤案直到1973 年春才得以平反昭雪。
1974 年，程学华随秦俑考古队来到兵马俑坑现场进行发掘，这时他的好运依
然没有到来，尽管“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已经在形式上摘除，但实际上仍处于
部分人的监控之中，给予他的生活准则依然是“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只是没有“重新做人”的条文。因为他原本就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什么牛鬼蛇神
之类的动物和妖怪。
1978 年，袁仲一被当作“四人帮”的“爪牙”受到审查，程学华被要求揭发
袁的问题，他怎么苦思冥想也找不出“爪牙”的问题，而被前来审查的工作组同袁
仲一一样划为革命群众的对立面进行监控。与此同时，他那段“现行反革命分子”
的老帐又重新摆到了桌面，他的生活又回到了那段凄苦的政治岁月，他又成了人民
的敌人。
于是，该提升的工资级别没有提，该属于他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几乎全部取消。
孤立无援的他只有同袁仲一先生一样，低下那颗高贵的头颅，握紧钻杆，默默无语，
忍泪吞声地在秦始皇陵园和两千前的地下始祖交流着内心的积郁与奔涌的情感。
铜车马的发现与发掘震撼了世界，无数的人们又幸运地目睹了两千多年前秦帝
国鸾驾的风采雄姿与卓越的冶金制造工艺。但很少有人看到几年前在铜车马坑边搭
起的那个在风雪中荡动的草棚和漫漫长夜里草棚中两个蜷曲依偎着的身影，更没有
人去探知这两个身影的内心深处翻动着的是一种怎样凄苦、悲壮的情感波澜。日本
访华团团长井上裕雄在1984 年8 月来到秦俑馆后，把兵马俑和铜车马喻作“一棵
古树上盛开的两朵鲜花”。他和他的同伴所欣赏和羡慕的只是这两朵花现时的明艳，
其不知“当初的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在秦俑博物馆那间僻静昏暗的屋子里，望着程学华那佝偻着驼背的消瘦的身影，
我的心里翻起一阵酸楚。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历尽磨难艰辛而对事业却如此地执著和
痴情，对生活依然充满了自信与挚爱的情怀。当我静心地倾听了他的肺腑之言后，
我才豁然开朗。
“俺对秦陵的感情与考古事业的追求，不是在兵马俑发现之后才形成的，早在
我踏进考古界大门的时候就开始了。
“临潼是我的家乡，这块黄土生我、养我，使我长大成人。开始我想以文学的
形式表达我对这块土地和这片山水的爱恋，但当《受骗》事件之后，我知道我将告
别文坛而终生和考古事业作伴了。因为我成了现行反革命，西安戏剧研究室不能再
收留我，我也失去了发表言论的权利，只有在省博物馆默默无声地做点细小的工作。
1961 年，秦始皇陵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的心中就有一种想
法，如果能把秦始皇陵的事情搞清楚，家乡的主要历史情景也就基本揭示出来了。
1962 年2 月，陕西省文管会对临潼县秦始皇陵进行调查，当时我就提出来能否让
我也参加，结果没有得到批准，其原因是和我当时的政治处境相关的。后来在给秦
始皇陵立碑时我来了，大概领导看我比较朴实、憨厚，不像他们想象中的反革命分
子那样凶残可怕，就让我参加一些田野考古方面的劳动。若仔细把秦始皇陵前的碑
文和保护标志的志文对比，就会发现，国务院所镌刻的志文是：‘秦始皇陵’等字
样，而碑文则刻了‘秦始皇帝陵’等字样，这有‘帝’字和无‘帝’字其实是不尽
相同的，只有细心琢磨才能体会出个中的味道。
“当时秦始皇帝陵光秃秃的，封土上连棵象样的草也没有，一遇到雨季，封土
流失严重，我们感到心痛，就向省文化局汇报要绿化陵园，文化局调拨了五千元钱
给当时主管陵园的渭南地区，从此秦始皇陵园内就有了些稀稀啦啦的洋槐树。但这
些树刚刚发芽长叶，就被人折断做了架芸豆、黄瓜之类的篱笆。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又向省文化局要了五千元钱，给渭南地区，让他们分给陵园附近村社的社员买石
榴苗子在秦始皇帝陵园内种植，谁种谁收。
这样陵园内大部分地方都植上了石榴树，而临潼的石榴也是全国有名的鲜果，
常以皮薄、颗粒大、汁液多、味道纯正著称。当地农民对栽植这种果树很感兴趣。
“由于政治上的厄运，我将近30 岁才结婚成家。当我的女儿长到要上学的时
候，秦始皇陵园的石榴树已经开花结果，每到夏季，整个陵园的石榴花一片火红，
鲜艳夺目，光彩照人。为了寄托我对这片土地的爱恋和纪念那段植树的历史，我给
女儿起了程蕊红的学名，意思是陵园的石榴树已经坐蕊开花，就要结出丰硕的果实
了。1973 年我又有了一个儿子，便给他起了个程林红的名字，因为这时我看到陵
园里的石榴树已经长大成林了。
“兵马俑发现之后，我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发掘，随后主要从事秦始皇陵园的考
古钻探，现已钻孔五万多个，发现了陵园内外近五百个陪葬坑，估计整个陵园内外、
包括已发现的兵马俑坑军阵，共有陶俑一万余件，而秦陵地宫的秘密也在钻探中逐
渐揭开。同时，临潼县境内的战国、秦6 个帝王陵墓的内在情况也基本在钻探中搞
清楚。前些日子有个记者在报上发文章，说我钻探的地下孔道的深度加起来可以穿
透地球，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但要把这些年钻孔的深度加起来，其数字确也是惊
人的。自从1974 年我来到这里后，一直都是发掘和钻探，共请过两次事假。第一
次是1980 年春节母亲去世了，我回家奔丧，正月初3 回家，初6 返回工地。第2
次是1982 年，我的爱人去世了，我又回家住了几天……”程学华没有再说下去，
我也没有继续追问。当我结束采访走出那间低矮的小屋时，又忍不住回过头望了一
眼那瘦削的身影。就在这蓦然回首的一刹那，我看到他那紫深色老花镜的背后滑下
两道潮润晶莹的光。这是他最后向我发出的无声的肺腑之音：“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无名罪犯”郑安庆
我在秦俑馆奔波，曾数次穿行于兵马俑坑和铜车马展室，每一次都有一种异样
的心灵的震颤和曾未有过的收获，我越来越感觉到我所踏入的是伟大的古代文明与
精湛的现代艺术所融汇而成的神圣殿堂。
如果说兵马俑与铜车马的制造工艺和冶金技术体现了古代人民非凡的创造力与
杰出智慧，那么，兵马俑与铜车马的修复以及气魄恢宏，宽阔雄伟的展厅，则完全
展示出中国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建筑艺术水平。我在为这辉煌神圣的殿堂惊诧
之余，以同样的敬慕之情静心观赏镌刻在殿堂之上的书法艺术。从墨迹的风格和气
韵中不难看出：
“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几个雄壮的大字为大名鼎鼎的叶剑英元帅所提。
“铜车马展厅”五个柔中有刚的字迹则出自久负盛名的大书法家舒同先生之手。
而唯独“第一号兵马俑大厅”几个稳重秀美的篆书难以辨别是出自哪位大家的
墨迹。
于是，有人告诉我，这是秦俑博物馆陈列部美工郑安庆的杰作。
一个博物馆的美工能写出如此令人叹惊的字体，并且高悬大厅门口上方，毫不
掩饰地接受海内外游客的欣赏与品评，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一大幸事。我决定亲眼
见一见这位幸运的美工，我打算分享他的幸福与欢乐。
然而，当我走进陈列部见到这位四十多岁的汉子时，竟出乎意料地发现他没有
我想象的那样聪明伶俐，健谈豪爽。他给予我的感觉是口齿愚钝、目光呆滞、行动
笨拙，只有那份热情与真诚尚存在他的身心之中。在我以极度惊讶和迷惑的神情得
知了关于他的一段苦难岁月之后，才恍然醒悟昨日这个才华横溢、稳健刚强的血性
男儿为何变成今天这种模样的。
1982 年9 月26 日，《陕西日报》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
走私犯郑安庆被依法逮捕
本报讯秦俑馆美工郑安庆未向公安机关申请备案，又未经工商部门批准，私自
开设刻字行业。从1980 年7 月至1982年4 月，他先后向外国商人走私印章，印料
二百五十余枚，用小包裹五十四件邮往国外，从中牟取暴利一万二千八百八十五元
七角。并收受外商彩色电视机、收录机各一部和兑换券七百三十八元。临潼县公安
局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和《海关法》一百零七条、一百五十条、一百八十
四条及对外贸易的有关规定，认为已构成走私罪，经县检察院批准，将郑安庆依法
逮捕。
（唐世兴）
消息已明确警示世人，郑安庆的灾难是因为他私刻印章和外国人做生意。想不
到他不但有一手潇洒俊秀的书法，而且还有刻制印章和外国人做生意的本事。
其实，早在郑安庆上小学时，就迷恋于书法、绘画和金石刻字的艺术，并经过
十几年的奋力苦搏，他的艺术创作成果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书画界的赞赏。自
1962 年起，仅他的篆刻印章就先后在《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新体育》、
《陕西日报》、《西安晚报》、《延安画刊》、《延河》等二十余家报刊发表近百
方，并出版了《毛主席在陕北》的印谱单行本。
1978 年，郑安庆从一家工厂的子弟小学调到秦俑馆做照相与绘图工作。
1979 年秦俑馆开放之后，郑安庆见外宾纷至沓来，便向馆领导人提出了“愿
在工作之余用我的刻印小技为外国游客治印，以为博物馆挣外汇”的建议。
他的建议没有被馆内领导者采纳，但却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1980 年4 月，郑安庆再次向馆领导人提出了他先前的建议：“现在工作有了
秩序，馆内也设了小卖部等设施，我可以在工作之余刻些印章为馆里挣点外汇。”
他的建议得到了领导人的许可：“你先刻刻看吧。”郑安庆颇为激动，一种复杂的
心理情感驱使着他当天夜里就用自己原有的水墨石刻出了三方印章。他确是出手不
凡，三方刻石刀法娴熟、字迹刚劲有力，除正面的刻字外，又颇费心机地在印侧四
边刻下了秦俑图像和俑坑简介，以及“××先生×年×月×日赴中国西安参观秦兵
马俑坑刻石纪念”的文字。
第二天，郑安庆将三枚刻章及印模拓片拿到博物馆外宾小卖部对外销售。不出
三日全部售完，秦俑博物馆由此获得了190 元外汇，从此，郑安庆越发积极地镌刻，
外宾小卖部源源不断地销售。至1980 年年底，仅为期半年的时间，秦俑博物馆共
获外汇七千余元。
也就在这一年的8 月，日本书法代表团前来秦俑馆参观。当团中的原野茂先生
走进外宾小卖部，见到郑安庆篆刻的印模及边款拓片后，大为惊讶称绝，当场买下
六枚印料要求篆刻，可郑安庆此时已回老家探亲，原野茂并未失去信心和放弃得到
这绝美的篆刻艺术的机会，他给馆内小卖部预付了印款和邮资，提出等郑安庆回馆
后为他刻好寄去，秦俑馆服务人员当场答应下来。
这笔交易到此似乎已进入尾声。
然而就在这时，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悲剧拉开了帷幕。
郑安庆探亲归馆后，按日本原野茂先生的要求刻好印章并亲自给他寄去。事隔
不久，原野茂从日本给郑安庆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对郑的篆刻技艺表示
极大的敬佩和兴趣。同时原野茂对自己的经历和爱好作了详尽的介绍：“我已50
多岁，现在日本××中学担任书法课程教师，已从事中国书法研究30 余年，有两
个孩子……希望能得到您的指导与帮助……”其感激之情、虔诚之意溢于言表，令
人为之感动。
此时郑安庆已自学日语近两年，很希望有一位日本朋友给予自己学习上的帮助
和指导。于是，很快给原野茂回信并赠送了自己篆刻的部分拓片。从此，郑安庆与
原野茂不断书信往来，成为互教互学的书道之友。
1981 年元月，郑安庆为其家属调动工作，请了几天事假，按照秦俑博物馆的
日常规定，这月他因耽误工作而没有得到工资之外的奖金。
郑安庆心中有些不快，想起自己半年多来为秦俑馆挣了钱，出了力，不但未得
到经济上的半点报酬，就是连一句领导对自己的鼓励、表扬之类的精神安慰也未曾
得到。一番感慨悲伤之后，他决定找馆领导人谈出自己的想法：
“据了解，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友谊商店、书画店、展览馆等经销的书
画、篆刻、工艺品，对作者都是按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五十提成作报酬或奖励。西
安友谊商店也设有治印业务，对刻者按50％提成，如遇应急买主，100 ％归刻者。
我给外国人治印，工具、印泥全是我私人的，开始卖掉的三方印石，连石料也是我
自己出钱买的。我不要求给我本人多少报酬，只想馆里是不是适当地给点奖金，我
也好买几本书和几块石料……”未等郑安庆的话讲完，领导的脸色已起了明显的变
化，心中也添了大大的不快。“从这件事情一开始我就知道会有今天。”领导说完
这句令郑安庆困惑不解的话便匆匆离去了。
第二天，秦俑博物馆召开支部委员会议，特邀非党员的郑安庆列席。开会之前，
馆领导人明确回答了昨天郑安庆的提议：“经过初步研究，馆内对你不予进行什么
奖励，你昨天的要求是无理和私心太重的表现，你的手伸的过于长了，这是资产阶
级的金钱观念……”郑安庆闻听恍然大悟，这哪里是列席什么党支部会议，分明是
在接受警告，他觉得这是一种羞辱，他感到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受到了伤害，血气方
刚的郑安庆无法容忍和按捺心中的愤慨，他据理力争：“我不能接受您的批评，我
说的提成是有政策依据的，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而不是资本主义原则……
?领导人更不示弱，同样慷慨陈词：“多劳多得是主要对农村社员和城市待业青年等
集体所有制企业而言的，你是国家干部，工资就是国家给你的报酬，不存在多劳多
得的问题。这个政策对你是不适应的。”。“陕西省博物馆业务干部曲儒同志的象
牙微雕在本馆对外部出售，怎么实行30％的资金收入提成？”郑安庆以眼前的实际
事例颇不服气地反驳。“曲儒是曲儒，你是你。陕西省博物馆的曲儒不归我管，秦
俑博物馆的你归我领导。”领导人也寸步不让，提出了比郑安庆所引用的事例更实
际的问题。“中国是几个共产党领导？”郑安庆以他的聪明与才智把这场辩论像艺
术创作一样推向极至，而使一切对手都无法超越并望而却步。领导人挥挥手，示意
郑安庆：“这次你的列席会议已毕，请回吧。”郑安庆愤然走出，大呼不平。领导
者悄然落坐，怒不作声。这次会议的结果是，今后博物馆小卖部将不再收留郑安庆
的篆刻印章和拓片，并命令郑安庆停止篆刻活动。
冲突既起，就无平静收场的可能，悲剧的帷幕已经拉开，也只有就此演下去，
否则便不再是悲剧。
郑安庆与日本教师原野茂的书信往来仍在进行。郑安庆为他代买中国的文房四
宝及字帖、印谱、篆字字典等印刷书籍，原野茂向郑安庆回赠日本出版的书法、印
章等书籍，同时提出：“我的日本学生很喜欢您的印章和拓片，希望今后多给提供
些您本人的艺术作品。”其后，原野茂的朋友白霞洋（原日本书法家访华团秘书长）
给郑安庆来信，提出了和原野茂相同的希望。郑安庆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先后篆刻了
近二百枚姓名印章，通过邮局寄给原野茂、白霞洋和他们的学生。
1981 年7 月，原野茂、白霞洋等再次访华，并带来14 寸彩电一台，收录机
一架赠予郑安庆作为酬谢。
原野茂、白霞洋回国后，又先后三次通过日本和中国银行给郑安庆汇款约七千
余人民币，其中原野茂的五千元汇款理由是“友人赠与”（日本银行汇款凭据）。
原野茂与白霞洋给郑安庆的汇款引起了陕西中国人民银行的注意，他们把款转
至临潼中国人民分行的同时，要求该行到秦俑馆了解具体情况，秦俑博物馆领导人
借机将汇款单扣留在馆内，未通知郑安庆。
当日本方面的汇款人在信中得知郑安庆没有收到汇款后，立即寄来汇款凭据，
郑安庆持凭据赶赴陕西中国人民银行查询，当他得知此款已转至临潼中国人民分行
后，又赴临潼询问。
“是你们馆里的领导暂时不让发给你本人。”临潼分行方面回答并当即表示：”
我们再到馆里催问一下，是公款由他们领，是你个人的就马上给你。”郑安庆的汇
款被扣压三个月后，终于从银行领取出来。
“是不是你把文物弄出去了？”秦俑博物馆领导人向郑安庆询问，神情充满惊
讶与怀疑。
“日本人喜欢我的章子，我给他们刻了章子，这是他们对我的劳动报酬和答谢。”
郑安庆坦诚地回答。
“以后不要再搞了。”领导人强硬地作着命令。
“给日本人刻书画印是不是犯法？郑安庆毫不服软地反问。
“不是犯法。”领导人回答。
“既然不是犯法，那我还要刻。”郑安庆倔犟地申明了自己的态度。
“那你就刻吧。”领导人嘴角微微翘起，涨红的脸上透出一股阴冷的寒意：
“走着瞧！”郑安庆的厄运不久便降临了。
1982 年5 月1 日，美国著名美术收藏家哈默五百年藏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
揭开帷幕，秦俑博物馆一美工当时正在北京出差，在荣幸地目睹了画展之后，回到
馆内以激动、敬慕之情向同行宣称：“是百年难逢的罕事，很值一看。”酷爱绘画
艺术的郑安庆闻听此言，难以抑制心中的亢奋之情，立即找到馆领导人提出：“我
以5 月1 日、2 日的值班换成休假，补加一个星期天共三日时间自费到北京去看一
下哈默的画展，看成不成？”“噢？！”领导人先是吃了一惊，以警惕的目光审视
着郑安庆，沉思片刻说道：“这个问题我不能作主，你到省文物局去请假吧。”
“我一个普通的人物，请三天假怎么还要省上批示？”郑安庆显然有些不快，这时
的他竟幼稚地认为只是领导对自己的故意刁难而已，尚未意识到一张巨网已向自己
撒来。
“你现在已不普通了，不但不普通，还是极为重要的人物，我实在不敢斗胆批
你的假。”领导的话狡黠而虔诚，令郑安庆大惑不解。
“我不认识文物局领导，要去你去，反正这个画展我是看定了。”郑安庆态度
明显强硬起来。
博物馆领导人大瞪着眼睛久久地盯着郑安庆的已有些涨红的脸，似乎预感到什
么，即刻态度温和热情地表示：“你先在家稍等，我向省文物局给你请假。”5 月
6 日，博物馆领导赴西安请示没有回来。5 月7 日上午，仍不见踪影。
据悉，北京的画展将于5 月10 日结束，时间异常紧迫。
心急如火的郑安庆见馆领导迟迟未归，于5 月7 日下午写了“我已去北京看画
展”的条子，放到馆领导家中，匆匆赶往临潼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
傍晚，馆领导从西安返回家中，见到郑安庆的条子和确知郑已赴北京的消息后
大为震惊，立即电话告知临潼具公安局和省公安厅：“具有重大经济走私问题的郑
安庆已潜逃……”同时连夜组织郑安庆有关“走私”问题的材料送往临潼县公安局。
临潼县公安局接到秦俑博物馆的报案和有关材料，立即开动迅速旋转的机器向
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出了传真电报并挂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电话。5 月8 日上午，
临潼县骊山公安分局一名干警和秦俑博物馆保卫科一名保卫干部，携带手铐、枪支
驱车火速赶往西安机场，蹬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5 月9 日上午，郑安庆看完画展来到北京王府井大街一家书店购买字帖。
此时一个便衣青年突然出现在面前：“你叫什么名字？”“俺叫郑安庆。”
“就是你。”随着青年人的话音，一幅锃亮的手铐“嚓”地钳住了郑安庆的手腕。
“走！”便衣青年声音不大却咬钢嚼铁般生硬。
郑安庆未全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梦游样被带到不远处的东风市场派出所。
“你先等一会儿，”便衣青年说着，将郑安庆顺势按在一把椅子上，又和身边
的几个人嘀咕了几句。
十几分钟后，临潼县骊山分局的干警和秦俑馆保卫干事两人走了进来，郑安庆
如从梦游的云海里跌到地面，他恍然醒悟了。
“签字吧。”骊山分局警察把一张拘传证摊到郑安庆面前的桌上，如释重负又
洋洋自得地说。
“怎么回事？！”郑安庆自被擒获后第一次质问。
“你回去就清楚了。”对方说着，打开铐子把郑安庆手腕上的表橹下；衣兜里
的钱搜出，重新钳上自己从临潼带来的手铐，之后收起郑安庆签字的拘传证，押往
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关了起来。
5 月10 日，郑安庆被带上北京开往西安的列车，押往临潼。为渲泄心中的愤
懑与不平，在列车上，郑安庆将公安人员罩住手铐的衣服用嘴挪开，将手铐高高地
举了起来，乘客见状，无不哗然，纷纷拥上前来观摩这一奇景。
“谁叫你把衣服扔掉的？”身旁的公安人员大怒，立即喝斥，并将衣服再度盖
住郑安庆手腕。
“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随便无故地抓人？”郑安
庆颇有些电影上英雄人物的慷慨悲壮之举。
“你犯的什么法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回去后你就清楚了。”公安人员并不想
和他说明或解释什么，事实上这些问题也不由他来回答，只要是将郑安庆抓获并安
全地押回临潼，作为他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至于荣立二等功还是三等功就看上级
的批示了，也不由自己作主、说明或解释。
5 月11 日，郑安庆被押回临潼并由临潼县公安局派人突审。
“你怎么和日本人认识的？给他刻了多少印章？写了多少封信？你所刻的石头
是从哪里弄来的……? ”提审员一一追问，郑安庆如实回答。
时间已近黄昏，问答双方都疲惫不堪，一天的提审即将结束。
“你们弄了这一天，我到底犯了啥罪？触犯了《刑法》哪一条哪一款？”郑安
庆强打精神问。
提审人员收拾着讯问笔录：“你的问题暂时在《刑法》上还找不出来，但我们
怀疑你犯了法！”“要是别人怀疑你犯了法，是不是也把你关进监狱里？”郑安庆
显然抓住了提审人并没有慎重考虑的语言，予以反击。
提审人并未发火和显出异样的难堪表情，他仍旧收拾着桌上的东西，顺势抓起
即将要装入纸袋的拘传证冲郑安庆亮亮：“拘留你是经过公安局长批准并办过合法
手续的，拘得对不对，你现在问还有点为时过早。我们只是奉命执行公务，退一步
说，即使抓错了，也会有人给你负责。”“你们这是违法行为！”郑安庆突然从椅
子上站起来，高声叫喊，大有和提审员作一番殊死搏斗的势头。
提审员本来已经迈动的脚步又停下来，以惊异的目光打量着郑安庆，刚才的温
和气度一扫全无，极为愤怒地说道：“郑安庆，你不要太猖狂了，你有无问题我们
正在审查，像你这样的人，即使最后审查没事，也要给你找个事。”提审人说完扬
长而去，身边的人员将郑安庆押进看守所。
7 月5 日，郑安庆在看守所向临潼县检察院发出了呼吁：
我的申诉与控告
临潼县检察院检察长：
我叫郑安庆，男，现年40 岁，是秦俑馆陈列部美工。今年5 月被骊山分局拘
留于县看守所。在已监禁的两个月内，由×××和我馆的×××提审过5 次。时间
是5 月11 日、14 日、15 日、27 日及6 月23 日。
……我曾多次向监所提出要给您写信，但遭拒绝。在6 月23 日的提审时，我
向×××又提这个要求，回答是，“不管，你向监所提。”为什么《刑事诉讼法》
第十条规定的被告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在这里就得不到保障？我不明其因，在终于得
到获准后，我向您的申诉和控告兹述如下：
一、案情简述（略——作者）
二、拘留是×××馆长对我由眼红、嫉妒而产生的迫害（略——作者）
三、是功还是罪：我跟原野茂和白霞洋的交往是在我国法律及政策允许的范围
内，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增进中日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而建立起的同行朋友。
我指导他学刻印，他指导我学日语，并交流各自的书法篆刻作品，有益于提高学识
水平。他二人的学生中有好多人喜欢我的篆刻，国外有我的知音，作为一个从事艺
术的人来说，自然感到欣慰。我给他们刻的印章，都刻有较长边款，介绍西安的名
胜古迹。“金石不朽”，它将成为宣传中国灿烂文化的历史见证。这是益事而不是
坏事。
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和受教育的权利，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化艺术创作和其
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篆刻是艺术的一种，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我从事篆
刻并给日本人治几方印，不能是犯法作为。他们给我汇的款中，除了印料、邮费和
代买“文房四宝”的钱外，自然还有我的艺术创造劳动价值。且他们的汇款是外汇，
我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国家的外汇收入增砖添瓦，同样是益事而不是坏事。而国家
给我兑换的人民币我几乎全部存入银行，正是“踊跃参加爱国储蓄、积极支援社会
主义建设”，这又是益事而不是坏事。
我虽然有了这些收入，但我全家人的生活是清苦简朴的，家里没有时髦的现代
式家具，甚至连一般家庭中都已有的缝纫机、自行车、电风扇等都没有，更无其它
高档家俱。日本人赠我的电视机，我考虑到当时全馆没有一户有黑白电视机，我用
上彩电，会脱离群众，于是便原价加关税低于国家同等产品160 多元处理了，并把
钱存入银行，从没有胡花乱用，肆意挥霍。我爱国有何罪？劳动换来报酬又何罪之
有？
四、我的控告与要求：1.骊山分局对我的拘留不合《刑事诉讼法》41 条及列
举的七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因而是违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
例》第12 条，被告要求追究责任。2.老×和老×在几次提审中都问及我在哪些银
行存有钱？存折用了哪些名字？此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3.老
×（对提审人尊称——作者）未持任何手续闯入我家，拿走了我的笔记本、抄走了
我的存折号码（这是我根据提审时所听所见判断的）。4.我已被关押达两个月，人
身权利遭到侵犯，并且还在继续遭受侵犯。
骊山分局没有按照《刑事诉讼法》第48 条办理。我要求对我立即释放，并要
求追究诬告人的责任。
郑安庆
1982 年7 月5 日
8 月20 日，郑安庆被从看守所监狱带到公安局预审室。他在心中暗想，也许
是自己的申诉书起了作用，三个多月的监禁生活就要结束了。然而，令他再度震惊
的是一张逮捕证摆到自己的面前。
“今天我正式宣布，你被逮捕了。”提审员声调缓慢地说。
郑安庆懵了。他大瞪着眼睛，脸上无任何表情，呆坐着没有动，似是什么也没
有听见。
“请签字吧。”提审员望着显然有些痴呆的郑安庆予以提醒。
郑安庆轻轻地“呵”了一声，看着眼前的逮捕证和提审员，才恍若梦醒地回到
了严酷的现实之中。
逮捕证醒目地填着郑安庆的姓名、籍贯等文字，而唯独“因什么罪”一栏没有
填写，尚为空缺。
郑安庆停住了握笔的手，抬头问道：“我坐了3 个月的监，到底是犯了啥罪你
们又要逮捕人？”“犯什么罪不是我们回答的问题。我们只是根据事实把材料和证
据移交有关法律部门，他们看给你戴什么样的帽子合适，就给你戴什么帽子。”提
审员依旧心平气和地回答，像在和老朋友拉家常一样地坦荡自然。
“我不能签。”郑安庆放下笔，呆板的脸充满了血色与怒气。
“你要不签，将来开庭审判时这关押期间的认罪悔改态度是要考虑的。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党的一贯政策你是知道的。”提审员柔中带刚地进行劝
导。
但是，任凭提审员以何种方法相劝，郑安庆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没有罪，我不签。”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郑安庆被
送进监狱，带上背铐，套上脚镣，以促使其悔过反省。
郑安庆自感出狱无望，不再喊冤叫屈。让探监的家属将日语自学课本悄悄带进
监室，头枕墙壁，脚踩镣铐，像电影上被捕入狱的地下革命者一样，偷偷学起了日
语。
纸里毕竟包不住火。三个月后，在看守所所长亲自带人查监时，郑安庆的四册
日语课本从被子里翻出。
“你还学日语，你吃的就是学日语的亏。”看守所长没有过多地责难和予以严
惩，只是略带叹息地将书拿回办公室。所幸的是，这时的郑安庆已基本将四册日语
课本全部学完。
1982 年古历腊月二十八日，临潼县检察院派人来到看守所将郑安庆叫到看守
所办公室。
“春节就要到了，关押了你这么多日子，使你的精神、肉体都受了不少罪，经
研究决定，先对你取保候审，”来人说着，又怕郑安庆听不明白，补充道：“就是
说从今天开始起，你可以回家和老婆孩子过春节了，如果经调查你确实有罪再进来
蹲着郑安庆先是点点头，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然后轻轻摇摇头，声调低沉缓慢：
“感谢你们的关怀，还想着让我回家过个春节。但我也作好了打算，如果问题没弄
清楚，我是不会出去的，这个团圆节我不过了，仍然在这里头蹲着。”“这可是依
照法律的决定，”来人好言相劝。
“顾不得依照什么决定了，反正问题不彻底弄个水落石出、一清二白，我是死
也不会走出监狱的。”郑安庆叫劲地作出了强硬的回答。
来人无可奈何地长叹着离去。郑安庆平生第一次在监狱里度过了令他终身难忘
的春节。
1983 年古历正月十四日，临潼县检察院再次派人来到看守所找到郑安庆：
“明天就是正月十五了，快回家过个团圆节吧，不要再叫劲了。”郑安庆本想再坚
决予以拒绝，这时他蓦然发现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出现在面前（检察院事先作的
安排），郑安庆顿觉头轰然炸开，整个大地都在下沉。他感到羞辱，他觉得愤懑，
他感到无颜见妻子儿女，他深知在自己入狱后，给妻子带来怎样沉重的精神打击，
在儿女的幼小心灵上造成多么巨大的难以愈合的创伤。这位手铐、脚镣都没有使他
屈服的硬汉子，面对妻子儿女那熟悉而陌生的面孔，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郑安庆回到家中，和妻子儿女在百感交集的氛围中度过了元宵节后，开始了临
潼——西安——北京三点一线的上访生涯。
1983 年3 月26 日，《陕西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样的消息：
秦俑馆美工郑安庆错案被纠正
本报讯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美工郑安庆，特长金石篆刻。一九七八年调到秦
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陈列室工作。秦俑馆发挥他的专长，开展了治印业务，近年来
为博物馆收入外汇六千多元。郑安庆曾提出就篆刻收入外汇应给他本人提成，但未
被领导采纳。以后，来参观的几位日本旅游者要买他的篆刻，他从一九八零年十一
月至一九八二年四月，通过邮局寄售自己业余刻的印章二百余枚给日本旅游者，日
本客人给他寄来了九千五百多元（人民币）作为对他的报酬。他收到这些钱后认为
是自己业余劳动所得，没有交公。
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临潼县公安局于去年五月九日以郑安庆“非法刻
制印章”、“逃避海关监管、构成走私罪”为名，将郑安庆收容审查。
该县检察院又于同年八月二十日批准将郑逮捕。
郑安庆不服，不断申诉。渭南地区检察分院得知后，经过调查认为，郑安庆的
行为构不成走私罪，并就郑案报告了省检察院。省检察院又进行了详细调查，走访
了海关部门，确认郑安庆出售业余自刻的艺术印章构不成走私罪，指示临潼县检察
院不能起诉，要求释放郑安庆，并立即送回原单位恢复工作。
省检察院还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至于郑安庆出卖物品所得，应向他
说明，要按说法规定纳税。
（本报记者田长山张子民）
与此同时，《陕西日报》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
执行政策是很严肃的事
对经济犯罪分子一定要坚决打击，但对不是经济犯罪的人，就绝对不能打击。
由于有的同志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对现在搞活经济、对外开放不甚了解，
把一些正当的事当成不正当的事，把不是犯法的事当成了犯法的事。
例如，当前在城乡都有一些人认为搞副业、做生意是胡日鬼哩，是不务正业。
如果谁挣了钱，就马上眼红，说他是搞个人发财，是搞资本主义。临潼县有关
人员看见郑安庆不但业余搞收入，而且还从外国人那里赚了钱，这还了得，不是
“走私犯”是什么？马上就把人逮了起来，一押就是半年多。你看，思想不对头，
就这样把事情办坏了。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就有不少教训，现在不应该再犯了。
人常说：“逮人容易放人难。”意思是说，办错了人，就是纠正了，后遗症很
多。所以，当前我们还必须继续肃清“左”的思想影响，一定要严肃执行政策，特
别是法律问题，更要泾渭分明，不可有一点马虎。
几乎与此同时，临潼县人民检察院的一纸公函也到达秦俑博物馆：
郑安庆我院已作了不起诉的决定，现按照有关规定和上级指示，对郑安庆不起
诉后的有关问题提出如下建议，请予妥处。作好善后工作。
1.郑安庆自一九八二年五月九日收审，到不起诉决定宣布，这期间的工资和其
他应享受的待遇由单位按规定全部补发。。
2.郑安庆在押审查期间，单位如进行调资工作，应按有关文件中关于审查期间
的调资规定对待。
3.郑安庆回原单位工作，根据其实际情况予以妥善安排，要遵守单位的各项制
度，并享受同其他工作人员同等的待遇。
郑安庆半年多非人非鬼的凄苦悲怆生活从此结束，又重新返回了工作岗位。但
他心中的痛苦、委屈与愤慨之情依然未能消除。这恍若梦境的人生经历使他对生活
本身更加迷惑，经济上的损失已经补偿，但肉体与精神的创伤如何愈合与补偿？半
年多的大悲大痛难道就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飘然荡去，不留下任何一点标带着诸多疑
问与困惑，他来到西安一位著名法学教授的家中。这位教授在听他讲述了自己的悲
他怆历与困惑后，苦笑着摇摇头说：“您的不幸经历只能使我同情，但却没法具体
地解释和回答您的问题。因为无论是中国的《宪法》，还是《刑法》，都没有对办
错案和制造冤案的规定与处置方法，这就是说我们的法律不允许有冤假错案的出现。
至于说出现了怎么办，我想就目前而言，除了善良的人们对你的不幸洒下几滴同情
的泪水外，还没有别的方法来弥补你肉体与精神的创伤。也许你的疑问未来的中国
能解答。”郑安庆回到家中反复揣摸教授的话，并产生了新的疑问：未来的中国能
解答吗？这个未来到底有多远的途程？
最后陈述
显然，袁仲一、程学华、郑安庆等人，不能也无法代表整个秦俑馆，他们的命
运也不能代替其他人的命运，换句话说，他们就是他们，就是袁、程、郑三人。
但是，我还是用了以上不算太少的文字把他们的人生沉浮粗略地描述了下来—
—尽管这个描述不及他们整个人生途程的十分之一，尽管他们的命运与其他诸君的
命运不同或相去甚远。有一点却是明确的，那就是，他们人生的链条与一个时代紧
紧相连，他们的命运就是时代的命运，任何人的个体都无法超越时代，就如同人无
法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
如果把秦俑馆的诸君放在一个时代，也就是刚过去不久的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去
审视，就会发现，他们整体的命运不是透明和鲜亮的，相反则是灰暗和愁怆的、无
耐和苦涩的——这就是他们的整体色彩。
老一代考古队员不必赘述，就稍年轻一些的而言，如秦俑馆现任美工李鼎弦先
生，在他就读陕西艺术学院行将毕业的六十年代，原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表现甚优的
大学生，只是由于他给某部门写了一封大意是：“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
不是坏人而是好人，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革命者的信，便被拿入大牢，一关十年。
他那最富激情、最富才华、最富创造性的黄金时期，就这样在四壁漆黑的监狱中，
在孤独、愤懑、疑惑、痛苦甚至绝望中度过了。尽管他若干年后辗转来到秦俑馆，
并在美工的工作岗位上重新扬起了生活的风帆，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那个时代留
给他心灵的创伤却是极难消融的，他的心情依然是沉重和忧伤的。当我几次坐在他
的对面，并和他探讨二千年前那个放羊的小孩，是怎样拿着火把寻找丢失的羊群，
并把兵马俑坑焚烧殆尽之时，他那有些灰黄的脸上始终透出一种压抑的气息。
当我第一次来到秦俑馆和副馆长吴永琪交谈时，得知他原来是一个北京知青，
初中毕业或者还没完全毕业，就离开首都北京那平坦的街道，来到陕西的黄土高坡
接受教育了。这个时代具体算起来，应该是比李鼎弦先生走进监狱时晚几个年头，
但作为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是相同的，人生的命运也是接近的。稍有不同的是，李鼎
弦实实在在地下了大狱。吴永琪则是从北京的四合院走进祖国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
个小山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当然，和吴永琪同时代或稍晚些时候来到这里的，还有一批数量相当可观的知
青，只是吴永琪更能让人瞩目一些，这不仅因为他后来有幸读了大学，又当上了秦
俑博物馆的副馆长，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他早年曾主持过秦陵铜车马的修复工作，
由于他凭着自己的才华和毅力出色地主持完成了这项工作，所以他自然地就要引起
世人的瞩目，那么，他的名字也将有可能和铜车马并存。
直到今天，秦俑博物馆真正事业有成的人员为数不多，而为数不多的人员中竟
有那么多不同的悲怆故事，也着实让人感到有些震惊了。如果回过头来看看那个时
代，看看那个“文革”的大框架中包含着的一个个事件性的小时代，竟觉得有些闹
剧的味道，荒诞的模样，当这一切经过了之后，当今天的国门已经打开之后，谁都
会这样冷静地想到：试想以上诸君的政治命运中假如没有那段痛苦的岁月，他们将
为这个民族多做多少善事？
光阴荏苒，人生苦短。才眨眼的功夫，秦俑考古队和秦俑博物馆的第一代人，
几乎都不在岗位了。记得我第一次来秦俑馆时，宣教部主任马青云女士跟我谈起她
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里根夫妇的故事，谈笑风生间，显得那么年轻而富有生气，
那么潇洒活泼，那么让人激动和感奋。当我第二次来的时候，她已经退居二线，尽
管她的谈话依然幽默风趣，她对我的帮助依然热情坦诚，但我还是感到她和几年前
的那个她已有了不少的差异，望着她两鬓斑白和显然是走向衰老的面容，我的心中
翻起了一股莫名的无法言状的悲伤情绪。也难怪，她的女儿，当年在我面前活蹦乱
跳的小女孩，也将要做母亲了。而我这部作品中，提到的诸如杨异同、王志龙等等，
也已成为第三代人的长辈了。每个人在时间老人面前都是永远的输家。
令人欣慰的是，继我1991 年来秦俑博物馆的那个早春之后，这里的工作人员
又走过了四年不同寻常的历程，同时也实现了多波次推进后的一次大的综合性开拓。
秦俑二号坑的发掘，已经全面拉开了帷幕。考古队的工作人员，无论是从事紧
张的清理工作还是协助工作，都不会忘记对周围环境的搜索，以希翼会出现“乐府
钟”这样的宝物或是其它考古线索。因而在秦俑继七十年代之后的二期扩建工程各
施工工地开挖地基的地方，随时会看到考古队员的身影。他们不仅对俑坑周围的地
层情况作了全面了解，并且在离俑坑较远的一个枯井旁，发现了一座早期居住遗址，
其时代约在春秋时代或者更早的时期，遗址中的火膛遗存和一些时代明显偏早的陶
片，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考古信息，它将以另一种完全不同于秦兵马俑的景观展
示于世。
更令人欣慰的是，继第一代秦俑考古工作者之后，第二代已经迅速崛起，这支
队伍的主将就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张仲立、
刘占成、张占民等人，而考古队员也大多是来自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这支新
崛起的“学院派”或“西大派”队伍，同第一代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开拓性。
作为新生代的他们，除了具有年轻强壮的身体条件，还具有第一代无可比拟的考古
专业知识和新的考古学思维。他们不但能参加实际发掘，更重要的和更难得的是，
他们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和文化素养，能将发掘出来的实物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内涵研
究辨别出来，从而形成新的秦俑考古景观。可以预见的是，在以后的十年或者更长
的一段时间，主宰秦俑考古发掘和领秦俑甚至秦陵研究风骚的必然是这支以张仲立、
刘占成、张占民为主帅的新近崛起的队伍。
又说到考古，我很同意秦俑考古队张仲立、张占民先生的看法。现代考古与那
些挖宝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本身首先是一门科学研究，其目的在于科学地揭示
古代历史的文化和准确恢复历史文化景观，它借助现代科学手段来发掘古代遗存，
破译古代信息，进而从中抽译出历史演进的规律和能够对现代人类产生鼓舞和激励
的优秀的古代精神。这一切又正在等待着新一代考古学家去探索、去完成。
秦俑考古工作者的敬业精神以及对秦文化或者相关的文化的研究，所付出的努
力和热情以及取得的成果，是我所了解的中国不同的考古队中最为出色的，也是最
为优秀的。也许是关中优厚的文化积淀和文化遗风，滋养了他们秉承文化遗产和破
解文化遗存的性格，只要走进秦俑馆，就不难发现，这里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有各自
的研究成果刊诸于世，就连一般的工作人员，那怕是一个在一般工作岗位上的小姑
娘，也有几篇见诸报刊的文章让你大开眼界，诧异之余，让人多了几分敬佩。写到
这里，顺便再提一提那位在秦将军俑头案中倒了霉的王学理先生，他参加秦俑的发
掘研究历经18 年的时光，正如他所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我在先前发表的和
现在修订的这篇关于秦俑发掘的拙作中，还是没有更多地去描写他，去提及他那工
作中很有些不凡的那一部分。令我惭愧和不安的是，却用了过多的篇幅去描述了他
倒霉的那段恩恩怨怨。平心而论，这对王学理先生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我自然也有
苦处，且这种苦处很难宣示于众，这些，我在给王学理先生的信中已经作了说明。
现在我再要补充的是，王学理先生在被撤职查办之后离开了秦俑发掘工地，回
到了西安他的家中闲居。他一面写申诉材料为自己申冤，一面做秦俑的研究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凭着多年的发掘积累，硬是写出了《秦俑专题研究》和《秦物质文
化史》两本像砖头一样厚的专著，这两本专著出版后，得到了行家们的一致好评。
其锋利的笔触，独特而又切中历史真实要害的剖析以及流畅的文字，标志着这两部
专著的特点和文化风格，就目前中国考古界整个关于秦俑研究的文章和著作而言，
是出类拔萃的。对一个研究者来说，这也许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吧。
后来的王学理先生终于又有了一个主持西安西部汉阳陵兵马俑考古发掘工作的
机会，并很快打开了局面，国内外颇有些声响，只是好景不长，当我第二次去西安
时，他已被宣布退休，离开阳陵发掘工地，此时的王学理颇不服气，于是又引爆了
一场官司。王学理当然是这场官司中的主角。
同上一次基本相同的是，他一边打着官司，又一边做着汉阳陵的专题研究，也
许不远的将来，这项研究成果又将公布于世，不知这次是福是祸。
王学理先生在将军俑头案和他在退休问题上的是是非非，我无力去作过多和准
确的评价，或许这些恩恩怨怨对他对我都不重要，引起我心灵震撼的倒是英雄末路，
尚有如此雄心壮志，在令人扼腕叹息的同时，又觉得确不失为一条真正的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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