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撞击(2) 据老先生们回忆,当时参加土改的教师很多,历史系有:周予同、陈守实、谭 其骧、胡厚宣;中文系有:陈子展、刘大杰、蒋天枢、赵宋庆、胡文淑、鲍正鹄、 胡裕树、蒋孔阳、王运熙;新闻系有:赵敏恒、曹亨闻、舒宗桥、杜月村;经济系 有:朱伯康、苏绍智、陈其人。此外,还有外文系的全增嘏、社会系的孙桂梧、法 律系的陈文彬,等等。他们中有些人还参加了县土地改革委员会。当然,这也只是 挂名的角色,用来象征一种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但由于华东土改工作团的干部们以老革命自居,对知识分子缺乏尊重,双方的 矛盾也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一次是由工作团一名干部自杀事件引起的。这位干部追 求复旦新闻系一位女生,纠缠不休,该女生被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向小组长汇报, 小组长葛迟胤严肃地批评了这位干部,叫他别再纠缠了。不料这个干部恼怒之下, 竟开枪自杀了,——为了对付土匪和镇压土豪,土改工作团是带有枪弹的。于是工 作团要追究葛迟胤的责任,强迫他作出检讨。葛迟胤是根硬骨头,他说自己没有错, 坚决不作检讨。工作团就上纲上线,说他逼死工农干部,——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 罪名。葛迟胤经过调查,指出该干部是小商人出身,而且搬出了毛泽东的《中国社 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依据,证明小商人属于小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不是一个档 次。毛泽东著作在当时是革命运动的指南,谁也不敢有所非议,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复旦方面对葛迟胤的行为是默许的,自然不作什么处理,在他毕业时还将他留校任 教,可见对这个人还是比较欣赏的。但到得1957年,葛迟胤却因宣扬系主任王中教 授的新闻理论而获罪,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我想,这与他骨头太硬,大概不无关系, 因为领导上毕竟是不喜欢具有独立见解的人。60年代初,我与葛迟胤做过邻居,那 个时候,只见他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完全没有一点硬气了,要不是听到老学长的 介绍,绝对看不出他当年的锋芒来,——他已经被改造得很好了。 五河、灵壁本来就是两个穷县,前两年刚打过淮海战役,灵壁县的墙壁上还有 密密麻麻的弹孔,上一年又遭了淮河水灾,饿死和被一同避水到树上的毒蛇咬死了 不少人。据余子道说,他在五河和灵壁跑了很多人家,就没有看见过一张四只脚完 整的桌子,也没有看见过一家有脸盆、毛巾的,最好的人家,也只是在灶头上埋一 个瓦罐,烧饭时可以热一点水,里面放一块旧布,全家轮流用这块布擦脸。有些人 家父子两人合用一条裤子;有些在堤坝边搭一个草棚住,大水一来就泡在水里;有 些人家住的房子没有屋顶,下起雨来只好东躲西藏。就是地主人家,也是破破烂烂 的。当地以胡萝卜和山芋为主食,并辅以高粱粉,——这些粗粮,现在经过精心打 造,已成为酒席上的特色菜,但在当时,却是粗粝得难以下咽之物。建房的材料, 不是用窑烧的砖瓦,而是用碎麦秆、碎稻草与泥土拌起来在模子里压成的大土砖。 历史学家周予同、谭其骧说,这是西汉时代的造房水平。而耕作方法,则连西汉也 不如了,因为西汉早已有了牛耕,而在五河与灵壁两县,竟连一条牛也看不到,农 民只好用锄头来翻地。 复旦的师生,长期在大城市里生活,有些学生的家庭环境还很好,何曾见过这 种艰苦生活,所以这番经历,对他们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很有好处,思想上也确有 很大的触动。但在总结会上,却又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农民的思想意识是比较 落后的,知识分子应向农民学习些什么? 这一个问题,连复旦土改工作队里的党员干部也无法解决,因为他们自己毕竟 也是知识分子。听说,党小组长余开祥就引用过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曾经肯定过 学生运动的先锋作用,并说过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但来自 中央工作团的党校干部则说:毛主席虽然肯定过学生运动,但他还讲过许多知识分 子要向工农学习的话,这是一个方向问题。这位干部还斩钉截铁地说:知识分子应 该向工农投降。 “投降”之说,复旦师生还是第一次听到,感到很新奇,很震动,也很不理解。 但那时认为中央下来的人,水平总是很高的,何况还是党校来的呢!于是就带着收 获和疑惑,回校去了。 土改工作队回到学校,思想改造运动也就开始了。 这时,华东局文教委员会从华东革命大学抽调了王零、郑子文等一批干部到复 旦来加强领导,他们与1949年派来接管复旦的军代表李正文、1950年从华东新闻学 院合并过来的该院的领导人王中等,共同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复旦大学委员会,改变 了原来以地下党知识分子党员为主的领导班子。李正文任第一届党委书记。并成立 了“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以陈望道为主任,李 正文为副主任,王零为办公室主任,具体领导思想改造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