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撞击(4) 教师们虽然都通过了检查,但这些材料却归入了档案,而且还有系学委会做出 的思想鉴定,此后每次运动都要拿出来敲打一番。而且,各人的位置也重新排定。 我在1953年秋季入学时,就听人们传唱一首打油诗:“陈望道,卢于道,头头是道 ;张孟闻,曹亨闻,默默无闻。”据说是在一次新年联欢会上,苏步青出了上联, 要求属对,严北溟站起来环顾了一下在场人物,见有张孟闻、曹亨闻二位,就对出 了下联。这虽是即兴的打油之作,但也的确反映了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教师们的不同 处境。 学生虽然是用来帮助教师的进攻力量,但他们自己也在被改造之列。学生们可 检查的事情更少,但也要有些交代才行。于是有些人检查入学动机,说读大学是想 出人头地,有个人主义思想;有些上海女同学比较注重衣着打扮,穿高跟鞋,着旗 袍,烫头发,自然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有人看《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 》,这是接受个人英雄主义的影响;还有一个同学,因为崇拜他那个做中央社记者 的哥哥,羡慕西方新闻记者,这更是严重的阶级立场问题…… 何况,有些资本家的子女,还有划清界限,揭发家长的任务。新闻系有一位女 同学吴志莲,是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的女儿,吴蕴初是进步的民族资本家代表, 当时还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但在“五反”运动中照样要审查交代,而学校里, 吴志莲就成为团支部重点帮助的对象。团市委还特地派了位女干部奚珊珊来做思想 工作,这位奚珊珊后来就成为当时复旦团委书记金冲及的夫人。大概这次工作是做 得成功的,电影《不夜城》里有一段情节,就是以此为原型,复旦新闻馆(即现在 的日本研究中心)还出了镜头。 但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对知识分子却伤害很大。个人隐私全部曝光, 人格尊严受到打击。中国知识分子一向的信条是“士可杀而不可辱”,人格受到凌 辱,还有什么自尊自信可言呢?打击了教师的人格尊严,当然也就使他们失却了学 生的信任,教学工作自然无法正常进行了。《复旦大学志》在记述当时的情况时说 :“思想改造以后,由于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下降,加上有些学生分配所学的专业 不符其本人志愿等原因,学生旷课现象严重,课堂秩序比较混乱。当时全校学生总 数为2301人,每周旷课人数达444 人次,占总人数的20—25% ,有的学生背后乱骂 教师,许多教师被扣上绰号,文科尤为严重。在上课时,有些学生未经许可自由出 入教室,有些在做其他作业或看小说,有些在谈话,个别的甚至在上课时睡觉。晚 自修时,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在宿舍打桥牌、唱京戏、谈天等等,也有少数学生去上 海市区跳舞、看电影、赌博,考试时,作弊现象亦相当严重。”我曾听1951年入学 的学长说起,他们在听赵景深教授的课时,就有同学因打瞌睡,把头撞在赵先生突 出来的肚皮上,赵先生也不敢说话,——那时,课堂里没有课桌,同学们坐的是扶 手上可放笔记本的椅子,而教师也就站在台下讲课,所以第一排的学生可以触及老 师。 古人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也是如此。经过思想改 造运动的学生们,是很快就会毕业离校的,当我们入学时,课堂秩序已经恢复,但 教师们所受的精神创伤却是难以平复的。中文系教授陈子展,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 到伤害,从此告别课堂;外文系教授孙大雨,不屈服于压力,一直对抗到底,—— 他们在1957年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而心里不满者更是不计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