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谋”下的落网者(8) 以政策来代替法律的做法,是久矣夫非止一日的了,然而,何以在1956—1957 年间,政策会如此多变,而且变动的幅度又是如此之大,却是值得思考之事。 这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 自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进入了解冻时期,文学艺术和理论领域都出现 了新的动向。1956年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而赫鲁晓 夫的秘密报告,更是历数斯大林的罪恶,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震撼。在西方,有许多 共产党人纷纷退党;在东欧,则产生了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运动,即所谓“波匈事 件”。这种形势,不能不引起中共领导人的思考。 对于国际上的这场变动,毛泽东曾以很轻松的口吻,引用南唐词人冯延巳的词 句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但实际上,他对苏共20大以后的国际变动,特 别对于波匈事件,是极其重视的,深虑这股风吹到中国,将不是吹皱一池春水,而 会激起巨大波澜。后来他又将文化界的改革分子们比做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 即是这种意识的表露。 他必须采取对策。 毛泽东在1956年4 月所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和1957年2 月所作的《关于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设法寻 找自己的路径。前者针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缺点,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后者则针对苏联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而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学说, 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大量存在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什么都归 结到阶级敌人的破坏上去。正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来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 但是,要通过鸣放、协商来解决社会问题,是必须有相应的民主制度的保证才 行。而如果只把民主当作是一种手段,而否认它作为制度的重要意义,这就会使得 双百方针从根本上就无法实行。同时,在波匈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自由主义思潮, 也难免使他忧虑。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也有相当大的势力。1948年,当中国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时,就有些自由主义者出来提倡第三条路线, 也就是想在国共两党之外,建立第三种政治力量,颇有问鼎之势。1949年发表的五 评《白皮书》文章中虽然将“自由主义即民主个人主义者”敲打了一下,但从当时 的形势出发,还是要对他们采取团结、争取的方针。现在,政权已经稳固,而自由 主义者的潜在威胁还很大,就准备对他们放手一击。否则,万一形成波匈事件,局 面就难以收拾了。他之所以不惜用“阳谋”来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者,即为此之故 也。 但自由主义即民主个人主义,并不只存在于民主党派中的几个头面人物身上, 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它几乎渗透到所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中,这就是为什么要把 知识分子看作修正主义温床的缘故。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周扬那篇文艺界反右斗争的 总结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把个人主义(即个性主义)称作万恶之源, 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场运动的斗争指向了。明乎此,也就可以知道何以这场运动的打 击面会这样广,而后来仍要不断地寻找题目来批判知识分子的缘故了。 然而,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却正是发展科学文化的必要条件,批判了个 性主义,打击了自由思想,也就扼杀了科学文化发展的生机,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反右运动之后,学校风气大变。民主思想受到打击之后,群众再也不敢向领导 提意见了,失却监督的权力自然会更加霸道。人与人之间也失却了信任,不敢再讲 真话。师生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大了,教师不敢倾诚相教,生怕被抓住片言只语, 上纲上线。实际上也的确出现了一批以打小报告为晋身之阶的左派积极分子。反右 运动以前,我们这些学生是常常到老师家去聊天的,在闲谈中所受到的启发,往往 比课堂中听课得益更大。反右之后,教师对学生不得不加提防,师生关系一直没有 恢复到以前那种密切程度。而且,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大受摧折,这也影响到社会 正义的培养。这些变化,正应该深入认真地加以总结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