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谋”下的落网者（8）

    以政策来代替法律的做法，是久矣夫非止一日的了，然而，何以在1956—1957
年间，政策会如此多变，而且变动的幅度又是如此之大，却是值得思考之事。

    这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

    自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进入了解冻时期，文学艺术和理论领域都出现
了新的动向。1956年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而赫鲁晓
夫的秘密报告，更是历数斯大林的罪恶，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震撼。在西方，有许多
共产党人纷纷退党；在东欧，则产生了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运动，即所谓“波匈事
件”。这种形势，不能不引起中共领导人的思考。

    对于国际上的这场变动，毛泽东曾以很轻松的口吻，引用南唐词人冯延巳的词
句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但实际上，他对苏共20大以后的国际变动，特
别对于波匈事件，是极其重视的，深虑这股风吹到中国，将不是吹皱一池春水，而
会激起巨大波澜。后来他又将文化界的改革分子们比做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
即是这种意识的表露。

    他必须采取对策。

    毛泽东在1956年4 月所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和1957年2 月所作的《关于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设法寻
找自己的路径。前者针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缺点，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后者则针对苏联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而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学说，
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大量存在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什么都归
结到阶级敌人的破坏上去。正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来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

    但是，要通过鸣放、协商来解决社会问题，是必须有相应的民主制度的保证才
行。而如果只把民主当作是一种手段，而否认它作为制度的重要意义，这就会使得
双百方针从根本上就无法实行。同时，在波匈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自由主义思潮，
也难免使他忧虑。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也有相当大的势力。1948年，当中国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时，就有些自由主义者出来提倡第三条路线，
也就是想在国共两党之外，建立第三种政治力量，颇有问鼎之势。1949年发表的五
评《白皮书》文章中虽然将“自由主义即民主个人主义者”敲打了一下，但从当时
的形势出发，还是要对他们采取团结、争取的方针。现在，政权已经稳固，而自由
主义者的潜在威胁还很大，就准备对他们放手一击。否则，万一形成波匈事件，局
面就难以收拾了。他之所以不惜用“阳谋”来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者，即为此之故
也。



    但自由主义即民主个人主义，并不只存在于民主党派中的几个头面人物身上，
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它几乎渗透到所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中，这就是为什么要把
知识分子看作修正主义温床的缘故。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周扬那篇文艺界反右斗争的
总结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把个人主义（即个性主义）称作万恶之源，
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场运动的斗争指向了。明乎此，也就可以知道何以这场运动的打
击面会这样广，而后来仍要不断地寻找题目来批判知识分子的缘故了。

    然而，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却正是发展科学文化的必要条件，批判了个
性主义，打击了自由思想，也就扼杀了科学文化发展的生机，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反右运动之后，学校风气大变。民主思想受到打击之后，群众再也不敢向领导
提意见了，失却监督的权力自然会更加霸道。人与人之间也失却了信任，不敢再讲
真话。师生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大了，教师不敢倾诚相教，生怕被抓住片言只语，
上纲上线。实际上也的确出现了一批以打小报告为晋身之阶的左派积极分子。反右
运动以前，我们这些学生是常常到老师家去聊天的，在闲谈中所受到的启发，往往
比课堂中听课得益更大。反右之后，教师对学生不得不加提防，师生关系一直没有
恢复到以前那种密切程度。而且，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大受摧折，这也影响到社会
正义的培养。这些变化，正应该深入认真地加以总结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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