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农村去上阶级斗争主课(2) 但依靠对象似乎也并不纯正。后来才知道,我们生产队中一对贫协积极分子兄 弟,他们的父亲原是盐警,因为喜欢赌博,家道早就败落下来,而且也死得早,到 土改时,兄弟俩早就没有了家产,所以成为贫农。哥哥显得很无能,不善营生,弟 弟则喜欢喝酒,好吹牛,带点流气,在揭发队长时,表现得非常积极,但做起正经 事来却有点靠不住。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将他们选作依靠对象,大概选择余地 不大之故罢。其实,社会是不断变动的,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可见社 会各色人等,浮浮沉沉是常态,截取一段时间的生存状态,将它凝固下来,以此为 据,不可变易,倒是有点形而上学。后来又提出要三代贫农,才算根正苗红,大概 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失,然而却更走向极端。而且,要找这样的人,就更加难了。 我说我不知道选择依靠对象的情况,因为我们复旦师生虽然也做了“四清”工 作队员,但其实不过是实习生,真正有决定权的是从党政机关中抽调出来的干部。 隔壁大队就有原安徽省委书记、时任华东局第三书记曾希圣在蹭点;我们龙王大队 的“四清”工作队骨干,大都来自公安局和高级人民法院,掌舵的是上海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一位长征干部;与我同在一个生产队的工作队小组长,则是一位公安预 审员。不过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开始时,连工作队员的原来身份也要保密,所 以我们师生间也是老吴、小王这样相称,不准再叫老师。我的房东就判断我是初中 文化程度的小干事,我问他何以说我是初中生呢?他说:“我是从你‘戆’的程度 来猜的。我有一个亲戚,是高中生,戆头戆脑,你也有点戆,不过比他戆得好一点, 所以大概只有初中程度。”这倒是衡量知识水平的新标准,十分有趣。但农民也在 打听我们的情况,后来知道工作队中有很多人是大学生,觉得很新奇。有一次,有 一位本系学生来找我,不经意间脱口而出叫我“吴老师”,使得我的房东大吃一惊, 说:“原来你是大学老师,勿象勿象。”在他看来,大学老师还要戆些才是。 工作队进村之初,着重在清经济,首当其冲的是生产队长和会计。但我们这个 队在查账之后,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只是在队长的误工补贴上有些疑点,还 有一笔账目不大清楚,工作组长特地派我到浙江省一个叫金丝娘桥的小镇上去调查, 却也查不出什么名堂来。我很犯愁,账目上查不出问题,“四清”怎么进展?工作 组长叫我找生产队长谈话,动员他自己坦白。我用谈心的方式,先说明大道理,后 晓之以政策,但生产队长一口咬定自己没有经济问题,谈不出什么结果。谈话结束 之后,组长从隔壁房间走了出来,说:“你这样文质彬彬,哪里能敲得出东西来!” 过了两天,他亲自出马找生产队长训话,那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一上来就声色俱厉 地将生产队长训了一顿,以十分肯定的口气指出,队长是犯有四不清错误的,而且 仿佛已经掌握了确实的材料,就看对方是否肯主动坦白交代了。这样一来二去,果 然把他吓得面孔变了色,吞吞吐吐地交代出一些问题。但进一步去查核这些问题, 却又落实不下来。我本以为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组长做预审员做得久了,习惯于对 罪犯以审问的方式对话,所以会得这样凶,后来私下里问其他队的同学,说对待干 部都是这样严厉的。那么,问题也许不在于职业习惯,而在于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 的估计。因为在学习文件阶段,已先入为主,认为农村干部大部分已经烂掉了,所 以一上来就进行有罪推定,认为他们肯定有四不清的问题,于是千方百计地进行逼 供。我也学着演空手道,虚虚实实,故布疑阵。只是学得不像,收效甚微。谈话下 来,自己也觉得很滑稽,仿佛在演戏。但有此一番经历,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 自己成为审查对象,当别人也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我时,我立刻看出,他们玩的也是 空手道,不足惧也。 但靠空手道来逼供,毕竟难以定案。交代问题的高潮过去之后,就处于胶着状 态。正在为难之际,工作队突然召集我们学习新的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俗称《二十三条》。这个文件有一新的提法,说是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我们还搞不清楚这 个提法的真实含义,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才揭开谜底。但文件中认为干部 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说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防止简 单粗暴的做法,严禁逼供信,并说对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 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这些,却对“四清”运动起了纠偏的作用, 政策显得宽松得多了。不久,大多数干部都洗手洗澡,下得楼来,重新领导生产。 我们工作队员则一面整理结案材料,一面参加农村的日常劳动。 整理材料之类的文字工作,当然要偏劳大学师生。这工作并不像挖掘材料那么 难弄,本身并不复杂,但在某些政策界限上,却也很难把握。我们所在的大队,原 先办有一家小工厂,颇有效益。做工当然属于体力劳动,这不成问题,但办工厂还 得有采购和销售这两头,属于流通领域,难免就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嫌了。再加上 负责采购和销售的人,是富农家庭出身,这就牵涉到阶级路线的问题了。大队干部 的理由是:这个人出身成分虽然不好,搞营销却很有路道,能帮队里赚钱,这不是 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得好的。但在当时是阶级路线高于一切,这理由当然不能成立。 好在大队干部还够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档次,只能算是阶级路线不清的错 误,至于队办企业,也就早早收摊了。此外,将自留地上的产品上市销售,多养家 畜家禽变卖等等,是否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都很讨论了一阵子。可见,社 办企业、商品经济,在上海郊区早就出现了,只是在历次运动中被硬压下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