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农村去上阶级斗争主课(7) 这种学习方式,对于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来说,自然会造成很大的缺陷,但那 时领导上认为,文化知识是次要的,主要是应提高学生的战斗能力,说这样做是培 养战士的方法。而且说,培养战士还是培养院士,应提高到两种教育路线斗争的高 度来看,这就使人无话可说了。 但即使要培养文化战士,在农村里也极其不便。信息闭塞,尚在其次,因为所 有的战斗任务都是上面布置下来的,用不到自己去寻找和发现;而资料的欠缺,却 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过领导上却有自己的说法:资料愈少,束缚也愈少,可以 在生产劳动中找立场,应该向贫下中农寻观点。这类政治性很强的话语,还要教师 出来附和,实在是很使人为难,虽然学生心里未必信服,却也不敢公然反对。同时, 四周的环境不利于学习,也是眼前的事实。当时大家都还住在农民的客厅里,白天 农民下地干活,家里虽然比较安静,但学生也不能老是上课看书,总得安排相当的 时间来劳动,晚上是休息时间,农民们热情好客,常抱着孩子来串门,如果不理不 睬,只顾自己学习,则不但有脱离群众之嫌,而且也很得罪人。但没有相当的时间, 是完不成战斗任务的,这很使学生们苦恼。我因为去得迟,住房条件就更差了,被 安顿在村边的一间仓库里,隔壁是屠宰房,每天凌晨都要在这里杀一两口猪,那种 凄厉的尖叫声实在刺耳,每次都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好在我那时睡眠状况极佳,在 被猪的尖叫声吵醒之后不久,当四周复归于宁静时,仍能迅速入睡,还不至于影响 白天的工作。大概同学们因这种苦恼而反映得太多了,领导上就安慰他们说,等我 们自己的房子造好之后,就可以隔开一些了。可见他们自己也在无形中承认:在生 活上与农民太打成一片了,是不利于学习的。 的确,我到山湾时,中文系就已经开始在离村不远处动工造房子了。当时系里 没有安排我的教学任务,领导上大概想多用劳动来改造我这个“走白专道路”的知 识分子,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建筑工地上度过。那时正在提倡工业学大庆、农 业学大寨,大庆的房子因陋就简,是干打垒式的,我们领导上说,下乡办学,物质 条件不宜太好,要学习大庆精神,所以也准备用干打垒的方式来造房。所谓干打垒 者,即造房不用烧砖,全用干土打垒而成。这种方式在北方还可以行得通,因为那 边雨水稀少,而且土质坚硬,打得结实一些,自然可以支持很久。但是江南多雨, 土质松软,要靠干打垒来造房,怕是支持不了多久。这一点,中文系领导和基建处 的工程师自然心里明白,但学不学大庆,是个原则问题、方向问题,这就令人十分 为难了。好在孙保太极其聪明,他脑子一动,终于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用砖头 和干打垒相间而成,向上汇报时可以说是学习了大庆经验,用的是干打垒方法,实 际上则在紧要处嵌了砖头,又不至于很快倒塌。也真难为他想出这条妙计。记得当 年有些地方上的领导人,为了积极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在没有现实必要性的地 方,硬要到处开荒,到处垒梯田,其智商与保太同志就差得远甚了。 但是,房子还未及封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6 月1 日,《人 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2 日,又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 大字报,并配发评论文章《欢呼一张革命大字报》,气氛一下子就异常紧张起来。 开始,孙保太还算沉得住气,一面鼓动学生贴教师的大字报,一面还高姿态地表示, 欢迎对系总支和他本人提意见。但当6 月20日学生贴出了《向党委开火》的大字报, 他就有点慌了手脚。开始还想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控制局面,压住学生,后来很快就 处于被动状态。 同学们还利用大字报的形式,纷纷要求回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并把这种要求说得非常重要。校系领导试图劝说同学留在农村闹革命,当然不能为 同学所接受,到得6 月下旬,实在顶不住了,只好全部撤回学校参加运动。可见学 生们对于这种下乡办学的方式,其实也并不热情,而且心有抵触,只是迫于形势, 不敢公然反对罢了。现在是有了更大的政治题目,可以借此来进行反驳,别人这才 无话可说,而他们自己也就撑握住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这是一种极其巧妙地借助于 政治形势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做法,虽然当事人也未必有非常清晰的谋略意识,但此 种做法其实倒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常情。明乎此,才不至于看事过于懵懂。 那批尚未完工的房子,起先还留人看守着,准备运动结束之后回来续建。后来 运动的发展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愈来愈猛烈,而且愈拖愈长久,复旦校方和 中文系的领导知道不可能再回去办学了,就把这些房子送给当地公社。听说朱家角 公社曾在此办过一家社办工厂,后来就不知派何用场了。 我每到朱家角游览时,总想要到山湾去看看这些房子,这里毕竟流过我们的汗 水,消磨过我们的岁月,但因为都是集体行动,终于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