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园里炮声隆(4) 同时,徐景贤、郭仁杰也在拉线广播里听到登辉堂的会议实况了。他们急如热 锅上的蚂蚁,也在设法向张春桥通风报信。恰巧,这天晚上看守隔离室的红卫兵正 好是哲学系的学生,郭仁杰凭他担任过哲学系总支副书记的关系,说服这位学生, 让徐景贤出去打电话,哲学系学生相信这位前领导,给了他们一个方便。徐景贤借 助一部公用电话,拨通了兴国路招待所,直接向张春桥本人作了报告。张春桥叫他 仍旧回到隔离室等待变化,其实也是借以迷惑红革会。 这样,不等红卫兵到人民广场集会,在1 月30日一大早,工总司的宣传车就到 复旦广播“一·二九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了。这个特急电报的内容是: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并转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 (一)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 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 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红革会的某 些负责人,扣押了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 当采取绑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 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线。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 当由制造这次事件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和幕后的操纵者负责。 (请你们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1967年1 月29日 “一·二九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广播之后,复旦园里一片肃杀之气,第一次炮 打张春桥战役失败了。 但是,组织“炮打”的红卫兵头头们并不服气,他们首先就怀疑这份特急电报 的真实性。因为自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以来,还没有发过这样的特急电报,而 且电报又是通过张春桥在沪办事机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转达,所以他们怀疑 是张春桥自身搞的鬼。于是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公社,还有大队部造反派的头 头们:赵基会、劳元一、安文江、胡守钧、金应忠等,一起到北京打探消息,并准 备告状。他们因怕上海北火车站被封锁,先行潜出上海,再在一个小站上火车。 到达北京后,他们先到北大找聂元梓。但这位前不久到上海揪斗曹荻秋(说他 出卖北大社教运动)时,还得到上海造反派红卫兵头头们热情接待和大力援助的 “老佛爷”,却避而不见了。她毕竟是政工干部出身,很有政治经验。上海的头头 们只好转而到清华去找蒯大富,蒯大富倒是坦诚相告:这个特急电报的确是中央文 革小组所发,你们不要告状了,赶快回去罢。 于是他们铩羽而归。 反“逆流”与反“反逆流” 对于这份“一·二九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至今尚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是 张春桥自己写的,根本没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电报就在上海本地发出,只是中央 文革事后承认罢了;有说是张春桥写好之后,发给王力,由王力交给江青、陈伯达 定稿,马上发回上海。但这些说法,只是描绘出张春桥自保之情和惶急之状,仍未 能判定其为伪造。因为不管这份特急电报是怎样出笼的,既经中央文革小组的认可, 也就算是他们直接所发的了,必然能产生相应的效力。而实际上,这份电报在当时 也的确起了扭转局势的作用,一下子就把“炮打”的风潮压了下去。 “炮打”失败,世情大变。 原来,复旦由于造反派势力大,党委垮得早,因而被称为“解放区”。徐景贤 在下决心造反之前,还曾到复旦来取过经,在他宣布造反的12月18日大会上,郭仁 杰公开号召大家到复旦来学习,的确曾引来不少单位的人群。复旦的造反派也以先 觉者自居,到工厂、到社会上去鼓动造反,人们都以尊敬的口吻称他们为“革命小 将”。而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下达之后,他们就被视为罪人,被围攻、被驱 逐,一个个灰溜溜地回到学校。而在校园里,也充满歧视的眼光,反差之大,使他 们感觉到世态炎凉。 这时,张春桥就“炮打”问题,发表了三点指示:一、欢迎红革会战士起来造 反;二、对于一般的红革会战士来说,不是请罪的问题,而是造反的问题,要请罪 的不是广大战士,而是少数头头,责任在于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三、这一场斗争 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 题,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问题。红革会战士要造反,就要彻底肃清少数头头在 这次事件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