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作真时真亦假(2) 何穆是工人的儿子。他母亲早亡,由父亲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成人。这正是忆 苦思甜的好材料,工宣队当然不会放过,专案组拉着何穆的父亲到隔离室来做何穆 的工作,这是阵前喊话的老传统。老工人不明白事情真相,总相信领导者的话是正 确的,——在那个时候,人们评价是非的标准往往是由发话者的政治地位来决定的, “这是春桥同志讲的话,还会错吗?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啊!”这有如鲁迅 所说的:“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是对的,还会错吗?他田 地就有二百亩!’”何况,眼前这个阵势,也真够吓人,他深为儿子担扰,还是赶 快劝儿子举手投降,回头是岸吧。何穆在专案组软硬兼施之下,也想争取做个从宽 处理的典型,就什么都承认下来了。 何穆一承认,就“证实”了胡守钧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革命小集 团。何穆是反革命纲领的制订者,他本人都承认了,那还会有假吗?虽然,人证和 物证都经不起推敲,但那时中国人上上下下都缺乏法制观念,谁还会细加推敲呢? 领导上说的,再加上本人承认的,这就是铁案如山了。 而且,何穆这个缺口一打开,也的确引起了连锁反应。被当作“胡守钧小集团” 而受隔离的人,明知何穆说的是假话,但既然说假话能从宽处理,而坚持说真话的 人成了反革命顽固派,批斗规格不断升级,他们为了拯救自己,当然也就学说假话 了。假话是顺着上面定的调子说的,于是要什么材料就有什么材料,上面提出的任 何假设都能得到“证实”。战果愈来愈辉煌,问题也愈来愈严重。评论员在高音喇 叭里教导那些善良的人们说:过去有人以为他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 兵,现在揭出来一看,不对了,他们原来是一伙新生的反革命分子,革命群众切不 可被他们的假象所蒙蔽,云云。 这种语调,显然是模仿当年《人民日报》上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小集团” 材料的按语。不但按语模仿,而且整个案件的作法都在模仿。《人民日报》公布了 胡风们的私人信件,加上按语,复旦广播电台也公布了我们的私人信件,加上按语 ;当年在胡风小集团中分化出了一个舒芜,令他反戈一击,作为从宽处理的典型, 今日如法炮制,也在“胡守钧小集团”中分化出一个何穆,让他揭发交代,既打开 了缺口,又作为诱饵……这样看来,康平路那些编剧和导演连一点创造性都没有。 我本来也很天真,对报纸上的言论和材料是深信不疑的。遥想1955年,读了《人民 日报》上公布的三批关于胡风集团的材料,确实大吃一惊,认定胡风集团是一批货 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直待这回他们按“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模式,如法炮制了 一个“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而且把我也“团”在里面,虽然批判者义正辞严, 但所据材料,凡我所知者,皆胡编乱造,这就使我对以往的案子也怀疑起来了。以 今例古,莫非胡风集团案件也如我们这个案件一样,是一个编造的假案、冤案? 禅机一旦参透,便可一通百通。虽然隔离室与外界隔绝,但我可以从高音喇叭 播送的通令、战报里参悟很多东西。虽然这些通令、战报是揭露“罪行”的,内多 恐吓性语言,但毕竟透露出不少信息。此所谓正面文章反面看是也。鲁迅曾从儒家 之大力提倡“中庸”来推断中国人非中庸之道,又由此论定孔夫子有胃病,认为否 则他老人家不会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盖有所缺,才有所需也。我亦当用此 法来观察问题。有一回,通令警告某人,不准他翻案。我知道,这位年轻朋友大概 是顶不住强大的压力,承认了他所不曾干过的事情,于是专案组得寸进尺,穷追猛 打,他感到胡乱认罪没有个尽头,就提出翻案,但广播里说“认罪是可以的,翻案 是不允许的”,不准他缩回去。这个人不但翻不了供,还加上了一个态度恶劣的罪 名。这使我坚信,一定要实事求是,决不能胡乱认罪,要顶住逼供、诱供,否则便 会给自己制造麻烦。 专案组和军、工宣队负责人不断地到隔离室来做思想工作,谓之“政策攻心”。 他们认定我是罪行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只因为有顾虑而不敢交代问题,所以动足脑 筋,威胁、诱惑,迫使我交代。工宣队连长袁瑞云是威胁的行家,他多次声色俱厉 地指着我的鼻子说:“像你这样的人,父亲是国民党反动军官,自己又罪大恶极, 有几个脑袋都可以砍下来。现在没有将你送公安局,是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你再 不坦白,错过这个机会,后悔就来不及了。”工宣队指导员庄明玉比较温和一点, 他反复交代政策,无非是丢掉幻想、放下包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我不知 道他们是脾性不同,还是有意约好分别扮演红脸白脸的角色,用来软硬兼施。但对 我似乎都不发生作用。因为他们的所有工作都建筑在一个大前提上,即认定我是一 个罪行严重的人,而我则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罪,倒是认为他们在践踏法纪乱整人。 当然,这种想法我也不会直截了当地讲出来,如照直说出,就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又是一条新的罪状。既然他们连我心里想些什么都搞不清,还讲什么攻心战呢?所 以他们许多用来攻心的利器都没有击中实体,虽然我不时要装出感动状,但实际上 却丝毫不起作用。 最狡猾的是我的专案组组长刘家国,他经常抛出一点具体材料,说某某人交代 了什么事,供出了你在场;某某人交代了什么攻击性言论,难道你就没有说过?我 知道,这是在诱供,要我按他所提供的路子来交代问题。我当然不会上当,但也不 能当面揭穿,只好装聋作哑应付过去。我心里想,这些人毕竟肚里墨水无多,智商 太低,思路单一,对知识分子的心思毫不理解。也许,那种办案方式本身就必然会 造成逼、供、信的结果,因为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法制观念,不可能从法律上考虑审 查对象有无罪的可能性,当然也不会去做证伪的工作。而高居领导地位的人却有罪 恶的动机,反正他们整错了人,也不负任何法律上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