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风雨劲且冽(2) 生物系的教师们虽然煞有介事地要对我监督改造,无奈我这个人却根本无所谓, 对不合理的指责既不抗争,对批判帮助也无动于衷,有如水浇鸭背,一滑而过。这 使他们感到束手,既鼓不起斗争情绪,也取不到他们希望有的成绩。他们对我这个 阶级敌人感到累赘。我听到排长在隔壁房间向连长汇报工作,说我这个人对批判斗 争根本无所谓,他们没有办法改造。袁瑞云似乎也拿不出什么妙计,于是又把我调 到中文系这个排去。 中文系这个排劳改对象多,可以说是老中青三结合。 老的有贾植芳。他是我们系的老教师,1955年因胡风案被捕,坐了10年监狱, 到1965年才释放出来,安排在出版科监督劳动,凡是别人不愿意干的活都叫他去干。 本来,服刑期满应该重新取得公民权,如同常人一样的了,但在我们这里,只要进 过一次监狱,就永远被视为异类,获释之后,谓之劳改释放分子,仍旧要接受监督。 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劳改释 放分子”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好在贾植芳先生天生有一种达观精神,即使在最艰 难的时候,也能乐天知命,听之任之。据他说,他在监狱里每天要挑十几担水,倒 把身体锻炼得好起来了。而今他虽已五十开外,但挑起粪担来,还能走得很快。下 了工之后,就捧起一本书——当然是马列著作,一边抽着8 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 一边摇头晃脑地读起来,读得自得其乐,连披在身上的衣服滑到地上去也不知道。 年轻的有彭飞,是我的学生。他已故的父亲是资本家,所以他属于黑五类、黑 小子,本来就受到歧视,再加上他的大姐彭珮云是被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 报”点名揪出来的全国有名“大黑帮”,他受到了牵连。不知怎么一来,对他也审 查个没完,同班同学都毕业了,他却被留下来监督劳动。他也有点无所谓的样子, 因为他知道自己能否解放,完全取决于大姐彭珮云的定案处理。彭珮云如果解放了, 他也会跟着解放,彭珮云如被定为反革命,那他也好不了。而彭珮云问题的处理, 则取决于全国形势的变化,非个人的努力所能决定。他只要劳动认真,不触犯当权 者,也就不会有什么大事。 上有老师,下有学生,我居其中。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我当时也还是青年, 但因为扮演过“长胡子”的角色,辈分也就提高了一档。我们三人,平时彼此不大 搭讪,碰到“革命群众”们去听文件传达或讨论文件精神,而让我们单独劳动时, 我们往往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多歇一会,聊聊天,作为一种消遣。这时,贾植芳先 生也肯谈点文坛的往事,在我的提问下,也谈点他哥嫂之事——他嫂子是李大钊的 女儿,有很多上层关系,我们也听得很来劲。当然,对胡风案,他那时是绝口不提 的,我们也不便问。 中文系这个排照例也有监督改造小组,因为被监督改造的人多,批判的火力势 必分散,倒使我所受的压力要轻得多了。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正因为被监督的 人多了,每次开管教会得把每个监督对象都教训到,开会的时间就延长了。特别有 一位女积极分子,她是三代贫农出身,阶级责任感特别强,觉得身负监督重任,不 能轻易放弃,所以每会必发言,每次发言必很长,而且喜欢在最后一个发言,还要 把别人的发言内容重复一遍,在她是谆谆告诫,在我则感到唠唠叨叨,结果是每次 会都拖得很久,吃饭迟到,好菜早被别人买光,有时只好吃点青菜、冷饭来充饥。 我们的排长也是三代贫农出身,在山东农村里干过苦活,他本来就看不起手不 能提、肩不能挑的知识分子,管得那些“革命群众”们常常怨声载道,对我们当然 抓得更紧了。他不但老要我们干重活,而且常常要我们吃过午饭不休息就加班干活, 如挑宿舍里的便桶,或给食堂挑水之类。刚吃饱饭就挑重担,在常人也感到难受, 何况我这个生胃病的人呢?虽然彭飞有时帮我挑几担,但我总不能老让他代挑,这 就更加重了我的胃病,以致很快就第二次出血。 干校里还有很多劳改对象,周谷声、方农也在内。我们常在一起干重活。周谷 声似乎也很达观,背地里常对我笑笑,但也只此而已,绝不能讲话打招呼,以免引 起人们的注意。干校里的重活以挑粪为最,粪船一到,就叫一批人去挑到化粪池中, 待需要时再从化粪池挑到大田里去浇庄稼。每次挑粪,我们这些劳改对象再加上一 些内控对象算是基本队伍。虽然其时正在批判“劳动惩罚论”,但耳听为虚,眼见 为实,大家都看到,实际上是在进行劳动惩罚。即使在这样的队伍里,也不能乱发 牢骚。有些内控对象自以为比劳改对象身价高出一等,还要对我们进行监督;有些 人自身是劳改对象,但为了检举立功,也常常要打小报告,真可以说处处是荆棘了。 只有孙桂梧,颇有点无所顾忌,谈笑自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