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已落,戏未完(1) 回干校后不久,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仓皇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 林彪当时是全国第二号人物,身居一人之下,七亿人之上,他的接班人地位是 写入了党章的,正是炙手可热的人物——用孙桂梧先生的话说,就是手上可以摊烙 饼的人。他出事之后,很久未敢公布消息,大概怕的是全国震动太大。那个时候, 人们的消息来源只有国内电台和报纸,听外国电台广播就叫收听敌台,是可以判刑 的,大家都不敢听,所以消息比较容易封锁。但大家也都学会了从字缝里看消息的 本领,所以林彪死后不久,人们就心中有点数了。最初的迹象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节 目开始时林彪的题词去掉了,接着,各种节目中不再提到“林副主席”了。而只要 一发生疑点,许多材料就会附着上来。后来终于局势比较明朗了。这件事对人们的 震动的确很大,我们的排长就说,他得知这个消息后,脑子像爆炸了一样,几个晚 上都没有睡着觉。倒不是因为他讲过许多肉麻吹捧林彪的话,怕不好转弯,——在 那个时候,谁上台就拥护谁,谁垮台就叫打倒谁,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根本不存在 转弯不转弯的问题;而是由于“毛泽东伟大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人要反毛泽东, 平时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人暗地里却要谋害毛泽东,这使他感到害怕。我们 这位排长毕竟是农村来的,思想比较单纯,对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不甚了解,而且平 时忙于战天斗地、冲锋陷阵,读书无多,他不懂得矫情与巨奸的关系,没有读过《 辨奸论》等文章,不知道许多历史故实,所以林彪事件一出,他吓得晕头转向,难 以接受这个事实。我对于政治风涛已经很麻木了,所以当时并没有那种天旋地转的 感觉,只是产生了一种微茫的希望,希望林彪垮台以后,形势会变得对我们有利些。 但我怀疑这种希望,因为张春桥还在台上,而且陈伯达倒台之后,对我们的处理还 不是率由旧章吗?林彪的垮台,会不会反而加强张春桥的地位呢? 但林彪的垮台毕竟挫伤了那些极端分子的锐气,对我们的监督无形中放松了许 多。每月干校休假的日子我可以回家了,到了年终,我爱人从黑龙江回来探亲时, 还安排我回校到猪棚劳动,晚上可以住在家里。我爱人假满回黑龙江,我再回到干 校时(那时复旦干校已迁到崇明岛上),忽然我的身份有了变化,通知去听中央文 件,也不再受监督了。那时已全面展开对林彪的批判,我的日子也比较好过一些。 但对我的审查结论,却直到1972年8 月份,将我从干校调回中文系工作之后才宣布。 结论是1970年10月份做的,定我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我问为什么将近两年前做 的审查结论要到今天才宣布?答曰:这是领导上的决定。我表示不同意这个结论, 并申诉了多次,后来通知我:复查结果,维持原结论。 正如服刑期满者称为刑满释放分子,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之后叫摘帽右派,仍旧 要进行监督一样,我虽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恢复了公民权利,但仍与别人不一样。 居民小组组长就曾悄悄地告诉我说:“上面叫我们监视你,你自己留心一点。”我 知道自己是打入另册的人物,所以行动极其留心。但是有些学生仍想要来看望我。 安文江目标太大,不能到复旦来,他回沪时还特地请一位我们两人都熟悉的小朋友 祝敏申到复旦悄悄地把我接到市区去会面。那天来了很多学生,劫后重逢,大家非 常兴奋。至于教师,则大抵比较谨慎,大多数是直到“四人帮”垮台之后才敢与我 来往。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了。人们对我们的态度立即大不相同。因为大 家都知道,胡守钧案实际上是反张案,张春桥一倒,此案必翻无疑。但是,工宣队 没有撤走,当年领导“一打三反”运动的人物还掌着实权,平反的事还拖着。这时, 有些人又迫不及待地争做反“四人帮”的英雄了,他们摆出事实,说第一次炮打张 春桥活动虽然是胡守钧发动的,但主力军是他们;第二次炮打则是他们搞起来的, 说当时胡守钧、周谷声被关着,根本没有功。而此时,胡守钧还关在劳改农场里。 后来,胡守钧释放出来了,但还要在公安局招待所住几时。据说,他见到复旦派去 的人,只字不提六年来在监狱和劳改农场所吃的苦头,也不谈当年炮打张春桥之事, 只在闻知他当年的爱人王华已嫁人时,这才激动不已。但不久他回到复旦,到我家 来看我时,连王华的事也不提了,只是表示向我道歉。他说,当时那些人什么污水 都往他身上泼,对不起他,而他则对不起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蒋孔阳,无缘 无故害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