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转折(2) 我已经记不清楚工宣队是什么时候离校回厂的了。因为他们进校时是敲锣打鼓、 威风凛凛地进来的,离校时却是灰溜溜、静悄悄地走的。总之,不久之后,原党委 代理书记王零复出,掌握全面工作,那时,工宣队还没有撤离,但已不那么威风了。 王零在被打倒之前,整起人来也是蛮厉害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 期,为了保自己、保党委,把学术权威当作“穷寇”来追,弄得许多知识分子吃尽 苦头。但在“罢官”之后,倒明白了许多事理,此时复出,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还是很积极的,他和当时复出的组织部长李庆云一起,尽了极大的努力来做这项工 作。 “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案是“文革”期间上海第一大案,又是张春桥亲自处 理的反张案件,要平反冤假错案,此案必然首当其冲,所以复旦对此案相当重视。 听说此案的平反材料上报到上海市公安局之后,复出的公安局长黄赤波也很积极。 因为当初处理此案时,公安局的干部本来就不同意,认为于法无所依,结果受到张 春桥们的批判,还处分了几个人,案子被硬定下来。所以为胡守钧案平反,同时也 就为许多公安干部平反。 胡守钧案平反之事,尽管校领导和公安局领导都很积极,但仍拖了很久。这也 是打击起来雷厉风行,平反起来曲折拐弯的老习惯。 不但案子拖得很久,我辈发表文章也很困难。当时正是揭批“四人帮”的高潮 中,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批判姚文元的鲁迅研究著作,寄给《文汇报》。“文革” 以前,我是《文汇报》的经常撰稿人,关系一向不错,他们收到我的文章后,立即 排出校样,表示准备发表,但却一直压着,就是发不出来,而上海市革会写作班下 属《鲁迅传》写作组石一歌的文章,却仍旧照发不误。我一打听,原来是上海新市 委宣传部长车文仪的指示,他很欣赏石一歌,说仍要发表他们的文章,报社不能不 照办。当时还不知道“凡是派”的名称,但觉得这种受压迫者仍旧受压,受信任者 依然受信任的事,总有些不对劲。最近看到一位原石一歌成员的文章,大谈车文仪 部长对他的重视,这就证实了当时的传闻。 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无论是工宣队或是“凡是派”,都阻挡 不住历史的潮流,无论是平反工作,还是改革工作,都积极地向前推进着。 我的那篇文章压了半年多,终于在1977年6 月7 日见报了。一位朋友很坦率地 对我说:“你的文章写得有些退步了,这篇文章还不及文革以前写得好。”这是老 实话,其实也并不奇怪。俗语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搁笔十年再写文章,自 然是文笔生涩了。但这篇文章倒是影响很大。读者不在乎文笔的好坏,只是看到作 者的名字,就很感兴趣,人们纷纷议论道:“吴中杰发表文章了,胡守钧集团的案 子平反了。”因为当年批斗“胡守钧小集团”是大张旗鼓,全市皆知,而如今平反, 却并不宣传,所以这篇文章在无意中成为一种信号,起了亮相和宣传的作用,也可 见胡守钧案在市民中影响之大。后来77级学生入学,系里安排我担任这个班级的 “文学概论”课,许多同学对我说:“吴老师,我们早就认识你了。”他们就是从 大字报和批斗会上认识我的。 从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我们常常参加平反会和补开的追悼会,一方面觉得 沉重,另一方面也充满希望。 而今迈步从头越 大学者,顾名思义,应该是学习的机构,但长期以来,却变成政治运动的中心 地带,体力劳动者的储备场所。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就没有停过,1957年以后, 下乡下厂更是家常便饭。 1978年,系里曾经统计过各位教师从事体力劳动的时间,那时,我工作刚满21 年,下乡下厂及在校参加挖防空洞等劳动时间,合计有14年之多,恰好占总时数的 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时间也大都是搞运动搞掉的,所以这二十多年基本上没有 怎么读书。从21岁到40多岁,这可是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啊! 当然,各人的情况有所不同。比如,有些人没有下放劳动,有些人““四清” 运动”只搞一期,还有个别积极分子,由于工宣队的偏爱,根本就没有下干校,也 不下工厂,不过,他们的劳动时间少了,政治任务却重了,也没有时间读书。大家 都在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大家都在不断地改造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