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进复旦,越50年,百年校史,过其半矣。半个世纪来耳闻目睹,可回忆可思 考者多多。只是我身处底层,局居一隅,见闻毕竟有限,只能就我个人视听所及, 略作追记。好在许多师友,知我有写作《复旦往事》之举,皆竭诚提供材料,玉成 其事。陈思和又在他所主编的《上海文学》上特辟专栏,予以连载,使我能在成书 之前,听取读者意见。 回忆文章,当以翔实为要,访谈之外,还需查核材料。可惜我们虽有档案馆之 设,而不向我辈平民开放。当然还有公开发行的旧报陈刊可以查阅,但毕竟过于简 略,不敷应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油印材料,我原来有所收藏,准备他日写作 之用,但在隔离批斗之日,被作为“黑材料”悉数查抄,寻问许多过来人,也都早 已散失。后经朋友介绍,找到当日主编复旦大学文化革命《大事记》和《大字报选 》的“史红战斗组”徐振保先生,才借到这两本资料,得以写成“文革”期间的几 篇回忆文章。特此致谢。 其中《按照剧本排演生活》一文,则是根据旧作《人生大戏场》修改而成,这 篇文章曾收在同名散文集中。文章不宜重复收集,但本文所写胡守钧案,是“文革” 期间上海第一大案,牵连到复旦的许多事情,写《复旦往事》不能缺掉这一内容, 我又无法将同一内容另写一篇,所以只好移用。那本散文集已绝版多年,以后倘有 重印机会,当抽去此篇,以免重复。 近年我颇热衷于写作纪实文学,因为我有一种看法:中国现实之离奇,远甚于 作家的艺术想像,只要将生活如实纪录下来,即可说明问题,用不着作家去虚构什 么。但在写作的过程中,却深感纪实之难。我想起鲁迅《写在〈坟〉后面》中的一 段话:“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 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 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 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 正不知要到怎样。” 鲁迅尚且如此,何况我辈! 此所以虚构文学之有活力也。 吴中杰2004年6 月2 日于复旦凉城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