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非政府部门
我可能是读MPA 的中国学生中第一个来自非政府部门的——零点调查公司。初
到哈佛,读MPA 或MPP (公共政策硕士)的中国小同学最常问我的两个问题是:
“你干嘛读MPA ?”和“我们读MPA 有什么用,干嘛不读MBA ?”
部分哈佛同学合影
也许我是最适合读MPA 的人之一了。1992年我离开国家司法部,创办零点调查,
我当时的基本理念就是,中国的市场将是长久受到非市场因素影响的市场,而中国
的社会资源需要更多地使用市场目光去考量。在前者,我认为只有充分理解了中国
的社会文化因素与公共环境,才能理解中国的市场,因此中国特色的市场研究必须
充分地嵌入社会研究;在后者,我认为即使政府制定政策,其原理也应日渐趋近商
业模式——充分考虑政策消费者或曰民众的感受与需要,争取获得公众的高满意度。
因此,零点历久以来追求的市场细分特征非常明确——市场与社会文化的组合研究
;而带给客户的管理理念也非常明确——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的协调策略。
中国学生,有意返回中国工作即使有意从事企业管理,MPA 仍然比MBA 好。一
则MPA 少,是稀缺资源;二则MBA 更重组织架构、行为模式、资源整合的规范化,
但在中国,组织变革应与公共环境的进化相配合,在这个意义上,MPA 更适合作为
领导MBA 的组织领导人。没有MPA 的学生不爱听我这种判断的,也很少有MBA 爱听
这样的判断的,但是中国的组织领导人即便是私营企业领导人,要求有很强的政策
性则是不争的事实。其实哈佛的MPA 有很强的MBA 性,因为肯尼迪学院(KSG )允
许与鼓励学生通修哈佛商学院(HBS )的课,而且许多KSG 的课程本身就是由HBS
的教授教的。
但是如果没有梅森(Mason )项目,我的哈佛梦也许就永世难圆了。梅森项目
是一个面向发展中国家公共领域人士的MPA 学位项目,要求的入选资格是工作8 ~
9年,在所在领域有卓越成就,托福已过600分——这差不多是哈佛惟一一个只要求
托福分数的学位项目。我的哈佛梦由来已久,早在1990年就曾计划报考哈佛法学院,
也是为英语这一关吓退。1999年3 月,梅森的面试人卡罗尔(Carol )女士给我打
电话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听说梅森,第一次听说MPA,第一次听说还有一个可以资助
我全额奖学金的香港新世界公司。面试对我来说很轻松,我介绍了我正在领导的福
特基金会资助的社区管理改革项目,我的构想及我们的成果,可能这是在中国第一
个具规模的社区行动研究项目,卡罗尔听了很高兴。我在《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
朋友李淑珊后来告诉我,卡罗尔告诉她,“袁简直就是天分的MPA ”。我当然很爱
听这种带点恭维的洋人的马屁话。不争气的是,我的托福一考570 分,再考567 分
(要知道在KSG 有那么好几位TOTEL 、GRE 、GMAT满分的野兽级的中国小MPP 学生
呢),比我平时自测分数还低。那段时间,周一、三、五傍晚我就去新东方上课,
但不幸的是我只接受了一半的新东方考试规则,另一方面我顽强地坚持英语学习的
其他固有收获:语感、逻辑等等,这大概是我不能得高分的主因吧。这一次,KSG
依然格外开恩,由一名语言专家电话测试我半小时,请两名我的美国教授推荐人书
面确认我的英语学习能力(可以达到听课和做作业的水平)没有问题就算过关了。
坦率地说,直到后来做作业时,仍然偶有教授忍不住在我的作业上写下“我希望你
知道我不是来批改你的英语的”,“我可不可以请你重新把用词和语法再Review”
这样的批语。开始很伤心,后来也就习惯了。
梅森好啊,只要一年,要两三年耽误我的生意就大了。那一阵老盼中国暂时不
加入WTO ,虽然加入的风声很紧,在我的祈祷之下(千万别当真!),中国果然是
在我毕业回国后才加入WTO 的。其实我是1999年被录取的,之所以没有成行,就是
因为放不下公司的那点生意,到了第二年调理得差不多了才上的路。还有梅森里面
的老同志多,我35岁就算年轻的了,有青春感,同时也可受益于这帮已然在各国江
湖上扬名立万的人物。对梅森的要求也是比较适宜我们生存的,因为我们的课几乎
全部是选修课,基本上可以由着我们的爱好来选。虽然我们的学习压力很大,我差
不多天天晚上作业做到两三点,但是心里踏实——有收获,也知道教授真的不会太
为难我们这些老同志。用香港政务司司长、老梅森毕业生曾荫权的话说,“在这里
考试得A 很难,但要毕不了业更难”!
就这样,我连滚带爬地进了哈佛成了哈佛的学生,又连滚带爬地出了哈佛,成
了哈佛的毕业生,而且是中国人不太熟悉的MPA 毕业生。
( 作者袁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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