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方文明与西方精神之间
韩国人的民族自尊第一，此乃国家复兴的基点。前美国驻韩大使理查德·沃克
解释了韩国种种不安定中的安定：“他们会内斗，但是国家真有困难时，他们就团
结在国家目标下”。沃克举了1986 年亚运会一例：为什么赛前二个月一切都突然
冷静下来，原因就在于“朝鲜人民的民族自尊”。
民族自尊对韩国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浦项钢铁企业策略处崔丁默承认：
“朝鲜人很爱面子，中国人比较实际。”因为爱面子，政府出钱将高速公路两旁的
农舍修茸刷新，使观光客备感抢眼。因为爱面子，韩国人很少妥协，冲突中的示威
者在强烈的催泪瓦斯下，仍然猛冲而不却步。
经济上韩国人的民族自尊也很强。韩国电算院长金圣镇说：“经济上如果输了，
别人就看不起你；如果赢了，别人就另眼相看，整个态度和气氛都变了。”科技也
是韩国人要追求民族自尊的竞技场。韩国除了要发展实用的技术，更为了在科技上
创立自己的里程碑，而不停地向各种高科技探索。因此成为电视机王国还不够，还
必须有录影机工业；发展出令人羡慕的256K 式大规模集成电路还不够，还必须再
向精密的—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迈进；有了世界第二大造船工业还不够，还必须有
航空工业；甚至农业上能够生产香甜的水梨还不够，必须有能力用温室种植市价每
根40 元台币（合1.3 美元）的香蕉。
著名的大财团更担负着为韩国创造奇迹的责任。三星、金星、大宇、现代等大
财团各阶层的负责人，只要谈到公司的未来，没有不想到自己的成长对韩国未来的
影响的。
在民族自尊之下，韩国人辅之以精诚团结、万众一心的做法，此可谓国家复兴
实现的途径。1988 年才窜升为世界第二大钢厂的浦项综合制铁株式会社，1961
年建厂时，世界银行、美国进出口银行都认为韩国不宜贸然投资重工业而不肯贷款。
临危受命的浦项社长朴泰俊却用日本战后为朝鲜的赔款，和39 名工程师，硬闯出
今天直逼日本制铁、也比中钢（台湾公营）产量高0.7 倍的规模。浦项有关人士自
豪地说：“如果浦项失败，就不会有韩国的经济奇迹，浦项的奇迹也就是韩国的奇
迹。”仅有清楚的国家目标是不够的，创造奇迹还需要一群人团结在目标下拼命。
日经新闻社指出，韩国人与日本人很相似，都是订下目标后能集合全国力量来完成
的民族。
排山倒海的全国大罢工，是在政府、企业、劳工与新闻界的合力下，短短时间
内解决的。舆论的作用的确影响很大。三星电子研究所所长林东升认为，罢工能在
短时间内消失是“过去五年来经济教育的成功”，是政府一再透过报纸和电视对民
众强调“韩国一定要做到经济强权才有办法生存”的共识已经形成。过去三年，韩
国电视台都在黄金时间播出经济教育，指出早期韩国成长的策略到80 年代引起严
重的通货膨胀，到全斗焕总统时经济政策已转而追求稳定。价格稳定并使经济保持
增长，而且需要全民合作。“我们还不是那样有钱，虽然经济上已稍有成就，但我
们要成为亚洲强国，却愿意容忍，虽然对现状并不满意，要追赶工业先进国，社会
和谐很重要。”如果说，民族自尊和万众一心的国家在东西方还有，还不足以说明
韩国人特点的话，那么可以从民族比较中刻画韩国人的民族特点。
韩国与日本，这两个隔海相望的邻邦，虽然都深受东方文化的熏陶，同时又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受到美国的影响，但韩国人与日本人是不同的。这种差异表
现于诸多方面，造成了韩国在经济起飞中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在环境方面，日本是一个岛国，无论适于耕作、居住的土地或自然资源都较大
陆国家要小得多，正是由于这个特性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影响到日
本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
相对于大陆和岛国之间，韩国正巧位于中、美、日之间的一个半岛上。
日本的历史表明，日本有足够的机会和时间去检视外来的文化，取其所需，同
时文化的侵入也会使一个孤立的地缘岛国变得十分敏感；韩国的情形则不同，与日
本相较，韩国在文化价值方面较少自主的回旋空间，虽然韩国半岛被称为“宁静之
土”，然而却长年饱受外来的侵略与内部的纷争，这样就形成了二者不同的文化品
质和民族性格。
在文化方面，由于韩国坐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源渊关系，韩国是一个笃信东方
文化的社会，它同日本一样都深受儒教和佛教的影响。
然而，韩国近年来基督教的兴盛却表明它颇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例如，许多韩
国学者曾在美国接受教育，能讲流利的英语，甚至认同于一些美国的价值观念（需
要说明，它还不像香港、新加坡作为西方殖民地那样）。日本人虽然也努力学习英
语，但日本人在文化价值观上受到美国的影响要相对小得多，它更具有东方国家的
文化性质。
在商业文化中，任何与韩国商人及日本商人有同时交往经验的，都很自然地会
相信韩国人比日本人更具有个性倾向。尽管如此，韩国人在团队精神上的表现也不
差，诸多韩国公司都协调、合作得很好，并能为国家、民族利益目标作出牺牲。一
位日本学院派人士曾说到：“我很不情愿地承认，假如一位杰出的韩国人与杰出的
日本人相互竞争，得胜者很可能是那位韩国人，不过如果将双方都增至十人来对抗
的话，那么我敢保证日本人的这一方必然得胜。”有趣的是，假如换成美国人与日
本人竞争，情形会相似。
另一件有趣的事实是，韩国与日本同样信奉儒家文化，却在商业行为上有两种
不同的表现。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一直是个重商的国家，日本商人之所以如此“职
业化”，实际可归于几个世纪经验的积累，许多日本企业都是以家庭式的经营为主，
而这种家庭式企业与儒家的家族观念有关。同样奉信儒家思想，韩国却是重学轻商，
韩国的公司没有日本那样的几百年的老字号，它有的是新起的现代商业公司。这种
差别可以在商业行为中表现出来。
在情感因素上，韩国人喜欢听伏尔第的曲子；日本人则偏爱德国人的抒情歌谣。
前者的歌剧使人感到一种情感的宣泄，令人眼花的服饰、辉煌的背景；后者则充满
诗意，细腻的内涵。因此，日本人一般不愿公开表露自己的情感，而韩国人外表看
来也很重视镇静或成熟，但其通常并不吝于感情流露……
尽管同种文化的背景决定了它们有极大的相似点，然而在商业圈子里，每个人
都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对于韩国人和日本人来讲，尤其如此。韩国的大企业较日本
的要资浅得多。三星集团成立于1983 年，而三菱集团早在1870年便已成立；三菱
集团的规模大约是三星的20 倍；在组织管理上，日本组织完善的大集团，不再有
家族成员积极介入集团管理，实行“拥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韩国企业则
不同，这种家旅式介入管理的迹象是显著的。
韩国三星集团与现代集团的情形差不多，至今仍然深受创办人的影响与左右。
在组织管理上，韩国基本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领导形态，这一点与日本的年轻
一代极为不同。一般说来，日本青年一代较具有自由化倾向，而韩国青年多受“军
事模式意识”影响，这就是为什么韩国人耐心与意志力也较强。
日本的大公司企图实施永久雇佣制，企业公司人员流动率很低，而韩国则相反，
公司职员更习惯于辞职、更换工作或自己“重打锣鼓另开张”。
在经营文化中，韩国人表现了其特有的技巧。这些技巧与韩国之所以能取得今
日的成功不无关系。一是弱势谈判。西方不少学者则致力于研究这种谈判方式，而
韩国人正是这方面实践的老手，无论公营或私营企业在这方面都是成功的。韩国在
无数的谈判中或项目投标中，一开始均居于弱势，而往往在最后却能得到最佳的贸
易。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很多，情感因素就是其中之一，三方谈判，一般人认为居
于弱势的一方会被淘汰，但结果往往是弱方能支撑全局；而被淘汰的一方往往是实
力居中者。汉城奥运会的争办、韩国建筑集团在中东地区的投标与发展壮大无数次
地证明了这一点。固然，韩国人的执著与毅力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发展与企业经营中，机会是至关重要的。韩国人就很擅长于此，当低油
价、低韩元、低利率三者有利因素在当年凑在一起时，韩国就一鼓作气地奋力向前，
现在的结果已是有目共睹了。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个随时能够调整方向、
反应迅捷的组织。日本和美国公司的一些大公司不是有官僚化倾向，就是事事协调
一致，从而丧失了一些良机。而韩国人在这一方面却有二个重要的特质：一是拚搏
精神，二是前面提到的“军事化倾向”，一个突然的调整或口号，一定会造成相当
的困难，可是韩国人却能够习以为常。与此同时，韩国人在发挥集体力量的时候显
得特别有效率。一个公司被要求在一段短时内生产出一种产品，韩国公司就不却步，
而是设法去达到目标，一直到成功为止，汉城的四条地铁同时完成就是一个明显的
例证，因为他们晓得，如果不这样做，就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因此，“韩国是一
个凡事都有可能的国家”。
由此看来，处在东方文化中的韩国人有一种“西方精神”。然而，这情形只是
一种“取向”。事实上，几千年的东方文明和民族文化积沉塑造了韩国人的性格和
行为模式，它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还相去甚远。
对美国人来说，韩国企业社会的许多东西是奇怪的。从日常用语如：法律、合
同、董事会、工会、经理、股东，直到基本术语，如公司、雇员等等，对于韩国人
和美国人来说都具有不同的意义。二者的标准是不同的。美国社会是按基督教的个
人伦理观发展起来的，而韩国的企业社会是按儒教的集体伦理观发展起来的。韩国
的国民对财富、富裕和满足都有不同于美国人的观点，而营业技巧和宗旨以及其自
由经营现代形式，都与美国接近。美国一位记者承认：“如果我们的优等射手在1776
年的比赛中击败了英国对手，那么，两个世纪后的今天，韩国的贸易商也可击败美
国贸易商。
在西方的美国，人们常担心个人的自我实现或疏远感。看了那些没有灵魂的企
业——这些企业看待工人实际上就像可以互换的机器零件一样，他们与公司的所有
权和经营权是隔离的。而韩国人一方面是由于传统，另一方面是出于现代的需要，
很自然地把人的价值注入到企业之中，他们把企业变成了一个村庄——构成了一个
“以人为中心”的新式管理方式，参与意识蔚然成风。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经营思想
和培养这种思想的社会所构筑的不仅是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最适合
于把资本主义制度带进充满压力和矛盾的二十一世纪的竞争性经营方式。缺乏像美
国那样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技术储备的韩国，无疑已在证明自己在避免美国过去许多
特殊问题方面，要灵活得多。
美国人肯定也有辛勤劳动并工作到很晚的，其中也有高工资的经理人员；美国
工人也有他们各种公共俱乐部和活动委员会；延长工作时间也未必就是献身精神和
工作效率的标志。然而，五点零一分时，芝加哥美国公司像死一般的寂静和汉城富
有生气的活动之间的对比，却很能说明两种劳动文化和劳动道德之间的差别。
韩国人更善于总结经验，他们有选择地去记住美国人准备忘却的许多事情；他
们极其重视对人民的教育；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并不像美国人那样愿把这些方法升
华为一套方便可取的原则。可以说，韩国人是政治企业家。
政治企业家倾向于将他们的企业或工作看作是一个政治性的单独的社团，这些
企业社团有些是对抗，有些是联合的。而美国人则倾向于把企业看成是直接的获利
机会和获得这些机会的关系。西方企业界，公司由一些极其杰出的经理人员所经营，
他们有充分的机会显示自己的才能。但是普通工人只被安排做些规定的死板工作。
怎样规定，他们就怎样做——不多也不少。
他们的人性全被忽视，正如卓别麟的讽刺电影《摩登时代》中一样。
当美国人和韩国人在谈到法律、律师和权利时，所用的字眼很可能相同，但人
们对这些字眼的意义理解却不同。韩国人的确是儒家资本主义者——“和为贵”，
他们尽量少地使用法律去打官司，除非万不得已。而美国人则不同，动辄法庭上见。
然而韩国的社会秩序与竞争环境是良好成功的，这就显现出美国人已把资本主义的
原始前提歪曲到怎样的程度，以及把按法律办事变成如何一个繁琐的诉讼和无价值
的敌对诉讼程度的圈套，这极有可能把自己的企业搞得四分五裂。而韩国典型的合
同条款：一旦双方发生权利义务之争议……双方应真诚共同讨论解决。
由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韩国与美国的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和所
起的作用极为不同。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韩国政府强烈地干预了经济，并
产生了理想的效果，而且为国民理解和支持，美国人则不同了，美国人公开自认为
是个人主义者，他们至少根据传统认为政府的限制最好也不过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祸
害，最坏则是干涉上帝所赋予个人或团体作出自己决定的权利……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可见，韩国人处于东西文化冲撞的一个结点上，然而骨子里还是儒家东方文化
的灵魂。正是由于此，（除日本人外）没有任何人像韩国人那样为了民族的富强和
经济的腾飞付出过那样辛勤的劳动，他们的劳动队伍有非凡的献身精神和工作效率，
比任何其它国家的劳动者更有干劲，更为可靠。同时他们并不忘记呼唤民主。正是
由于这种自觉的意识和民族责任感，使今日的韩国更能兼收并蓄，吸纳消融，变为
本民族素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韩国民族走向现代化，挺进世界的潜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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