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发信号的最大误区还不在物品市场而在劳动市场上。每年大学生找工作时都要
发出让雇主雇佣自己的信号,俗话叫“包装自己,推销自己”。求职者或者声称自
己有多少个证,当过什么三好学生或学生会主席,或者精心打扮,甚至整容。这样
发信号也类似于王家诸子的“咸自矜持”,结果也是未入选者多。这首先在于学生
不知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信号中所体现的信息并非用人单位所需要的。其次就在
于发信号中做假的成分太多——曾有一个学校的学生自称学生会主席者数十人之多,
谁还相信呢?实际上发信号要像逸少那样求其自然、真实才能令人相信。一个广泛
流传的故事说,某应聘者在面试时发现地下有张废纸,他习惯地捡起来放在桌上。
这个信号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应聘者的认真负责的作风,被录用了,而且以后成为一
个成功的总经理。其他应聘者尽管简历如英雄一般,面试时口若悬河,但对地上的
废纸不屑一顾,结果无一录用。这位捡废纸者也就是在一个小节上传递了自己的信
息,如逸少“床上坦腹卧”传递了大家气质一样。此时无意胜有意,这才是发信号
的真谛。
当然, 像逸少那种从容自如或捡废纸者的认真负责一样,不是能装出来的,是
其内在气质一种自然的外在流露。这些东西是不能东施效颦地学的。从这种意义上
说,我们从东床坦腹中要学的不是逸少的那种做法,而是他的修养。做企业或找工
作,也不是在发信号上下功夫,而是要真正树立为顾客服务和做一个好人的思想。
莫当揠苗助长之农夫
揠苗助长或称拔苗助长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的典故。这个典故出自《孟子》: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 谓其人曰: “今日病矣, 予助苗长
矣! ”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这个故事所讲的道理也无人不晓。但像农夫这样违背客观规律,好心办坏事的
人今天仍然众多。家长逼孩子去达到本身能力达不到的目标,企业逼工人去完成无
法完成的工作量,都属于这种农夫。不过这样的农夫只会给自己带来损失,倒也罢
了; 如果政府去揠苗助长地发展经济,那问题就大了。
经济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自由放任”的核心就是尊重经济规律,让看不见
的手去调节经济自发地发展。这是市场经济的精髓。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在介绍
经济学(当时梁氏把经济学译为生计学)时就认识到这一点。他在《生计学学说沿
革小史》中指出:“政府宜一听其自劳自活自由自治,而丝毫不可有所干涉,苟干
涉者,则是揠苗助长之故智而已”。
可惜这个平凡的真理几千年来一直被人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理论上肯定而实
践上否定。人类总认为自己太高明,以宇宙的主人自居,做出了许多破坏自然规律
的事。政府也总认为自己全能,以社会改造者自居,对经济横加干预。像宋之农夫
这样的智者何其多也。
计划经济不必多说了,这本来就是一个只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不相信经济有规律的狂人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把力量集中在拔苗上。于是就
有大跃进,有人造梯田,有毁草种田,有围湖造田。总之有一种政府操纵的有计划
浪费,有一种人为的拔苗。结果当然与那位宋人也一样——不一样的是宋人害了一
家,而计划经济害了一国。
说起来现在懂得经济规律重要了,也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了,可令人遗憾
的是宋之农夫还是太多。谁当了权都想行宋之农夫之事,拔之苗,让经济发展更快。
其结果呢?又没有一个不步宋之农夫后尘而失败者。
先看看一个城市的例子。想当初天津可耐冰箱曾红极一时,但现在又有谁还知
道可耐呢?可耐正是农夫揠苗而死的。1988年生产可耐冰箱的天津冰箱厂刚刚起步,
技术与管理都不稳定,市里就开始拔苗,下达了30万台的任务。结果许多冰箱不制
冷,有的发往外地的冰箱中还有旧皮鞋等垃圾。市场失去了,工厂很快垮掉。拔苗
的结果不是苗迅速长大而是死掉。此津门农夫之所为也。天津曾经是中国北方的经
济与金融中心,如今堕落到不如一个中等城市(GDP 总量与苏州接近,而人均GDP
低了许多倍)。这不正是政府拔企业这个苗的结果吗?
如果仅仅是一个天津也就罢了。但政府拔苗者决不仅仅是这个城市。我们有一
句话叫做“搞好国有企业”,其不言而喻的主语是政府。“搞”这个字据说是“五
四”时期刘半农造出来的,有高手摆弄低手之意。农夫当然比苗高明,所以,搞好
国有企业就成了政府拔国企这颗苗。今天投入启动资金,让它辉煌,明天为它下指
标,要它实现,后天又命令其中几个合并起来成为航空母舰。结果搞来搞去,国有
企业也没有走出困境。一些本来还可以活一阵的企业也被搞死,或者搞得不死不活。
这里的搞也就是宋之农夫的“揠”或者“拔”。企业发展有其由小到大的内在规律,
不是想做大就做大,想做强就做强的。被农夫关注并花力气去拔的苗都死了,只有
不被农夫拔的苗才能活下来。
国企是政府的亲儿子,亲爸爸去拔也就是了。一些地方政府还把手伸向民营企
业,扶植民企做大,或者说拔民企这个苗。对一些他们认为不错的民企又是给贷款,
又是下指标。结果又是欲速则不达。山西一家因老板被害而知名的民营企业,资产
30多亿,债务也有30多亿。看来做得不小, 但内部有许多问题潜伏下来。它的迅速
膨胀也是政府拔苗的结果,没有政府支持,它能得到那么多贷款吗?许多民营企业
在短短数年中经历了从盛到衰的全过程。这其间当然有民营企业家本身的问题,但
政府为了使之发展更快而拔苗, 不也是重要的原因吗?
政府想搞好国企也好,扶植民企也好,动机都是好的, 但好的动机没有好的结
果,能说动机好吗?宋之农夫拔自己的苗,谁能怀疑他的动机?记得自由主义思想
大师哈耶克说过,世界上的坏事往往是那些动机良好的好人干的。坏人干坏事心里
有鬼,总放不开手脚。但好人干坏事心安理得,干得才彻底。如果是邻人想给宋之
农夫使坏,拔他的苗,一定拔得不彻底,心里老有鬼,拔一点就快逃。只有宋之农
夫为了苗长得更快而拔苗才完全彻底。宋之农夫就是哈耶克说的干坏事的好心人。
但他干的坏事比有坏心的邻居要大得多。我们那些干预国企或民企的官员们和这个
良心大大地好的宋之农夫有什么区别呢?
宋之农夫能拔苗在于他是这块地和这块地上苗的主人,用现在的话说,他拥有
土地及苗的产权。同样,一些好心的官员能干预企业也在于他们有产权。说起来国
企的产权是全民的,但实际上采取了国有的形式,由政府作为产权代表。政府由官
员说了算,他们自然也就成了实际上的产权代表者。天津冰箱厂的产权是市政府,
它敢不听市领导的话吗?所有者要拔苗,其他人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要制止个
别官员对国企拔苗,关键还在于产权改革。政企分开说了有20多年了,至今仍是一
句空话,就在于由政府作为所有者代表的传统公有制的改革仍没有重大突破。
从理论上说, 民企是私人所有的,为什么政府也可以去拔人家的苗呢?从根本
上说,民营企业是在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它的产权从法律上并没有得到保护。政府
仍可以用行政权力来合法地侵犯民企的产权。这样的事在国内也不是一起两起了。
政府控制着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企的发展在许多方面要依附于政府,甚至借用
政府的权力。民营发展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对政府的依赖性和软弱性。因此,政
府要拔它的苗,它也没办法。如果宋之农夫要处处听命于他的村长,他得罪了村长
连地也没法种,这时,尽管地是他的,苗是他的,但村长让他拔苗助长,他也无可
奈何。这种超经济的政治权力比产权要厉害得多——尤其是在一个私人产权得不到保
护的社会里。
应该说,许多地方政府都是想让本地经济发展的,正如宋之农夫想让自己的苗
长得更好一样,但为什么做出拔苗之类的事情呢?宋之农夫是愚。那些受过相当高
等教育的官员呢?当然不能用愚来解释。他们做出这种揠苗助长的蠢事原因是多方
面的,但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计划经济的思想仍然在作怪。计划经济最核心的思想就
是政府高明论和政府万能论,是对权力的崇拜。之所以实行计划经济就是政府认为
自己比自发的市场高明,又有全知全能的属性,可以实现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我们的经济在转向市场经济, 但一些人的思想仍
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他们总怕一放就乱,对市场有一种先天的恐惧感。所以,
总想由政府有计划地建立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出于善良的动
机去拔苗也就十分正常了。
市场经济的中心是能由市场办的,尽量交给市场,只有市场办不了的(如保护
国防,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实现社会保障等)才由政府去补遗拾缺。换句话说,
政府是守夜人, 是为社会服务的,至于经济活动怎么搞,那是市场的事。政府不应
该管,也不能管。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是该放的全放开。像苗怎么长这类事,政府就
不必去亲自拔,放任它自己去长好了。我们放开了农业有了今天的丰衣足食,放开
了私人经济有了今天经济的迅速增长。改革的成就哪一件是管出来的?今天想搞好
这个,明天想拔拔那个苗,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能有经济的辉煌吗?天津这个苗活
活拔死了,还要再拔下去吗?
宋之农夫已死去两千多年了,他那点拔苗的事也被中国人嘲笑了两千多年。但
宋之农夫的那份好心仍没有灭亡。我劝那无数继承了这份好心的人还是莫行揠苗之
事。
谁也不喜欢杰米扬的汤——价值与产品差异创新
俄罗斯作家克雷洛夫写过一首题为《杰米扬的鱼汤》的寓言诗。这个寓言讲的
是一个叫杰米扬的人做得一手好汤,“上面飘着一层油,像琥珀一样”,“这是鳊
鱼,这是鲟鱼片和鱼内脏”。他的朋友福卡已经喝了三碗,他还要朋友“再喝一碗
何妨”。可怜的福卡再也喝不下,“赶紧抓起腰带和帽子逃回家,从此不敢再去找
杰米扬”(《克雷洛夫寓言全集》,译林出版社,第189 ~190 页)。
克雷洛夫的本意是讽刺那些自认为有才华而喋喋不休地向别人谈自己的散文或
诗歌的文人。他们的作品无论再好,但“如果不懂得适可而止,没完没了地向别人
唠叨”,“将会比杰米扬的鱼汤更加让人受不了”。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则
寓言说明了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之一:边际效用递减,对我们企业如何去开拓市场也
十分有启发。
经济学家讲的效用是人们消费某种物品时所得到的满足程度。例如,吃一个面
包得到物质上的满足,或看一场电影得到的精神满足。效用完全是消费者的主观感
觉,取决于个人的偏好,没有什么客观标准。不同消费者消费同样的东西得到的效
用并不同。边际效用是消费者多消费一单位某种物品所增加的满足程度,例如,寓
言中的福卡多喝一碗杰米扬的汤增加的满足程度。
尽管效用是主观的,但所有人的消费都遵循一个共同规律,这就是随着所消费
同一种物品的增加,给消费者带来的满足程度是递减的。例如,福卡喝杰米扬的第
一碗汤时,一定感到味道鲜美(满足程度高),喝第二碗汤的感觉不如第一碗汤那
么好(满足程度减少了)。当不断喝下去时,满足程度越来越低,最后成为痛苦
(负效用),以至于不得不逃之夭夭。经济学家把这种普遍现象概括为边际效用递
减规律。这其间的道理也不难理解,效用或满足是一种生理或心理上的兴奋,当有
外界刺激(消费物品)时,人们产生的兴奋就是满足或效用。但同一种刺激反复进
行(消费的同一种物品增加)时,兴奋程度会越来越低,这就是效用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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