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自从有了人类,就应该有制度行为规则和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原始社会的习
俗和部落首长应该就是现代“State ”意义上国家的萌芽。不过,国家走上神坛,
那是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的事。
阶级社会中的国家仍管理着兴修水利、道路这类公共事务,也抵御外敌,或制
定行为规则(法律),但更主要的是镇压之作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
具。当一部分人依靠财富或暴力取得了对其他人的统治权时,他们就成为这个社会
的统治阶级, 其他人堕落为被统治阶级。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 各阶级之间的利益
有冲击, 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己既得利益、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这时国家
机器的核心部分是军队、警察、法院、监狱之类暴力工具。国家由为社会服务的机
构变为镇压民众的工具, 成为统治阶级满足私欲的手段。国家异化了, 在这一过程
中又成为至高无上的神,走上了拥有极权的神坛。
使国家走上神坛的是统治者自己。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真正的统治阶级都是极
少数。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不仅要借国家之名使用暴力,而且要神化国家。
早期是把自己作为神的代表,以“天子”自居,代表上天统治一方。以后,“神”
这一套吃不开了,于是,又以人民或社会的代表自居。似乎以国家名义所干的一切
暴行,都是为了人民利益。这时又用“State ”这个概念替代“Motherland”(祖
国),爱统治者,无限忠于统治者,成为爱国的同义语。在统治者的伪装之下,国
家既神圣,又神秘,真正神起来了。
当社会实行计划经济时,国家不仅神圣, 而且还像神一样万能。一切资源为国
家所有,一切经济决策由国家做出。所有的人从出生到死亡,从穿什么衣服到在哪
里工作, 都由国家有计划地决定。国家主宰了每一个人的命运,人们只有绝对服从
——像工具听主人的话一样。甚至当工具还不够,这个工具还必须“驯服”。谁敢
对神坛上的国家有点异议,那就让你灭亡。这时国家走上了神坛的顶峰。
当国家走上神坛的顶峰时, 它的下坡路也就开始了。是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给神
坛上的国家以致命打击。
现代化过程包括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这两个方面是互为因果,又互相促
进的。国家正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走下神坛。
现代化是从一场名为“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这场思想解放的核
心是对人权的尊重,把人作为人,实现“天赋人权”的平等。当我们跪在掌握国家
机器的统治者面前时,我们认为自己是渺小的,而这种愚昧正是构建国家神坛的基
础。当我们站起来时,我们才发现自己与他们一样高大,这时神坛上的国家就不那
么神秘而全能了。
当然,真正能使人站起来的还是经济。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私人财产权得到保护。
人拥有资源的占有权,就有了使用权,就有了经济决策权。这种财产的占有与使用
权是排他的,当然也排斥国家的干预。当国家无权在经济上控制个人时,这个神坛
的经济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国家何时从上面走下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伴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是政治民主化。在传统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以暴力窃取
国家政权,无论它是以神的名义还是人民的名义,背后的实际力量还是来自暴力。
逐鹿中原, 谁夺得了政权, 谁就自封为代表国家, 代表神或人民实行铁腕统治。而
民主社会中掌握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自选举。谁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谁才能代
表国家。来自人民的国家代表揭去了那层神秘面纱,以其平凡的姿态出现。它没有
神圣或全能的光环,不再是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它由天上回到了人间。
走下神坛的国家返朴归真,回归其最早曾有过的职能——服务社会,管理社会,
为每个人自由幸福的生活创造条件,为整个社会的平稳运行提供保证。这时的国家
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不做自己不该做的。
现代社会中的国家不再是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神,而是与企业和家庭一样的
实体,起着自己应有作用。市场经济是法制社会,法律由国家代表人民的意志制定
并实施。这种法律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包括保护私人产权、维持公平竞
争,使一切市场化的经济活动有序地进行。市场经济中,企业和家庭是经济主体,
能由市场做的事要尽量交给市场,只有市场做不了的事,才由国家承担。国家不是
主宰社会的统治者,而是拾遗补缺,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公仆”。公仆当然是不应
该高高在神坛上的。
也许是国家在神坛上的时间太长了,它总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认为自己全能、
伟大。因此,总爱做出一些自己不该做的事。它总觉得自己比企业和家庭英明,比
市场机制有效, 常做一些有碍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事。它喜欢代替企业决策,或者
是让企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或者是命令一些企业合并或解散。它总不相信市
场,限制市场的自发运行,或者以自己决定的价格代替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或者
以各种人为的规定限制市场力量。我们不否认国家在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中不可替
代的作用,但一旦这种作用超出了合理的界限,就会引起灾难性后果。
代表国家的统治者难免犯错误,也难免假借国家之名来实现自己的私利。这些
人其实也是利己的, 会犯错误的普通人。但一旦他们登上神坛,以国家的名义做事
时,就会神化自己。当国家在神坛上时,它是不能被批评的。历史上有多少人因为
批评掌握国家机器的人而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永世不得翻身。当没有神的能力的
人有了神的权威时,他会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当国家走下神坛,就意味着国家
的统治者是可以被批评和攻击的,甚至可以通过合法的政治程序被推翻。一个国家
人民批评国家的自由度,是国家走下神坛的衡量标准之一。
这些年我们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国家从名义上的公仆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公仆,
从社会的统治者和决策者变为服务者。当我们看到,国家在退出经济活动领域,看
到许多地方在为改善投资环境而做出各种努力,看到各级领导与政府在为人民做各
种实事时,国家不再那样深不可测,不再那样令人敬畏。“State ”意义上的国家
也不再那么遥远,而是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
但是,国家走下神坛的过程也不会那样顺利。个别人借国家之名鱼肉乡民,以
国家之权威谋取私利,或者以公仆之名行主人之实。这些都表明,有些人还不愿意
国家从神坛上走下来,因为在神坛上的国家还是他们为非作歹的伪装。附属在国家
身上的各种寄生虫是国家有时仍露出神象的原因。走上神坛不难, 走下神坛真不易
啊!
其实,只要国家走下了神坛,“Country ”, “Nation”和“State ”仍然是
统一的。由一个为人民和社会服务的“State ”为住在“Country ”这片土地上的
“Nation”服务,这不正是令人热爱的“Motherland”吗?也许我们的老祖宗用
“国家”这个词概括了洋人所用的几个词,正是他们的高明之处。
人性化的经济指标
谈到经济形势如何,人们都知道利用GDP 、人均GDP 、通货膨胀率、失业率这
些数字。但我对这些冷冰冰的数字总是既敬畏又疑惑。
说到敬畏是因为这些数字都是用科学的方法算出来的,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面
若干位。听经济学家或官员们如数家珍、唾沫星子乱飞地列举这些数字,你不得不
被震撼。在对他们那超凡记忆力和煽情式演说敬佩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他们的观
点,与他们同乐同愁。
但在敬佩之后也难免产生一点困惑。任何数字都是可以假造的,而且能造得和
真的一样。记得“四人帮”时期,报上天天是大好形势,粮食生产每年都是历史记
录,工业产值也是捷报频传。那些领导口中和报上白纸黑字的数字让你不能不信,
但怎么在现实中都是食不果腹,要嘛没嘛呢?我不相信统计数字的病根就是在这时
种下的。以后尽管那个说谎的时代过去了,也有了严惩造假数字的统计法,但我那
个不相信统计数字的病根总也没有彻底治愈,以至于对许多数字都将信将疑。
我对数字的疑惑还不完全来自造假。更重要的是,即使统计数字完全真实,能
准确地反映经济状况吗?谁都知道GDP 等数字在统计上都有缺陷。一个常为经济学
家引用的例子是,B 女士作为管家为A 男士提供家务劳动,每月获得1000美元,这
当然统计在GDP 之中。如果B 女士和A 男士结婚,B 女士仍提供与原来一样的家务
劳动,但1000美元工资没有了,每月的GDP 就减少了1000美元。这种减少在统计方
法上说一点不错,但这种变动并没有反映出经济活动不变的真相。这也许是一个笑
话,但类似这样的问题GDP 统计中真不少。
冷冰冰的统计数字即使反映了真实变动也是非人性的。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
标是实现福利最大化,但数字不等于福利。前苏联的GDP 并不低,但生产的那些洲
际导弹、军备对人民福利又有什么用呢?号称超级大国的苏联,人民缺衣少食,那
么大的GDP 又有什么用?再如有些地区,先靠污染发展了经济,GDP 上去了,官员
的职务也上去了,然后又治理污染,GDP 上去了,官员的职务又上去了。经济一正
一负回到了原来的状况,这增加了GDP ,但增加了福利吗?
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GDP 等数字更不着边际。经济学家总爱说人均GDP
如何,但人均决不是人人平均得到的。假设一个社会有10个人,每人平均收入原来
为1 万元,称为人均收入1 万元。现在10人中有一人收入增加了10万元,其他9 人
没有变。说起来现在人均收入增加到2 万元,翻了一番,但这与那9 个人有什么关
系?通货膨胀率是平均物价水平,尽管由于汽车、住房、电脑、家电等的降价,通
货膨胀率下降,但你日常吃的蔬菜、水、电的价格却大大上升了,这种低通货膨胀
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统计数字中的种种问题,经济学家并不否认。但是,如果不用GDP 之类的
统计数字又用什么呢?所以,统计数字是一种没有更好替代的无可奈何选择,是一
种不完善的经济状况衡量指标。GDP 之类的数字用还是要用的,无非是不要过分迷
信,加一点更为具体的分析就是了。
经济学家在努力改进统计数字指标,但仅仅是在数字上做文章近期内很难有根
本性突破。例如,早在2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就提出了用净经
济福利(NEW, 即Neteconomic welfare )来代替GDP 。这就是在GDP 中减去对福利
没有贡献的项目(如不必要的军备竞赛支出、环境污染),加上对福利有贡献而没
有包括在GDP 中的项目(如闲暇与环境),以便衡量经济福利。可惜这种设想由于
难以数字化,至今仍然是一个设想。于是人们就寻找另一些能反映社会经济与福利
的非数字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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