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把他们安排在边陲镇一家很不错的宾馆——康泰大酒店住下，便拿着鸭子们
的护照去找公安局的朋友，问他们能不能顺利出境。
朋友看了看，还给我，说：“肯定不行。”
我问：“为什么？”
朋友说：“证卡不符。不光在这儿，在全国任何一个口岸也出不去。”
我懵了。
所谓证卡不符讲起来又是一段啰嗦话。在前边我已经讲过中国护照里有一张薄
薄的小纸片儿——出境卡。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有。当时中国政府有一个莫名其
妙的规定：中国公民出境不仅需要有护照，护照上有所去国家驻华使馆的合法签证，
还需要有出境卡。别看这纸片儿薄，却重于泰山！那上面写着你在领取护照时所持
邀请信上国家的名字。出国一次，要领；出国回来再走，还要领。到哪儿领？门儿
难进、事儿难办、话难听、脸儿难看的公安局。后来大概自己也觉得不合适了，就
改成首次出国者必须持有出境卡，再次出国的就幸免了（现在人权状况日益改善，
据说连首次出境也不要这捞什子了）。可这帮鸭子领取护照时的邀请信没有一个是
蒙古的——去蒙古干什么？
这可怎么办呢？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虾米易他们，一下子都急了，让我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
我在脑海里苦苦搜索昔日朋友的名字，突然，一张漂亮面孔出现在眼前。
对，就找她！
她叫莎仁高娃，女警察。警察学院的毕业生，当年的校花。曾在边防系统工作
多年，后来调回了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我们过去挺熟的，但那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先给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打电话，说在一个分局呢。又给这个分局打电话，说在
一个派出所呢。又给这个派出所打电话，说没上班儿，在家呢。问清家里的电话，
又打，正是她接电话。
“嗨，莎仁高娃，猜猜我是谁？”
“老马？”
“不是。”
“二牛。”
“不是。”
“你是骆驼！”
我皱皱眉，说：“你那儿多会儿改牲口圈了？我是田力！”
“哎哟喂，怎么是你呀？你不出国了吗？”
“出国就不兴回来了？我是专门回来找你的。可你倒好，把我忘了个一干二净。
我现在是心如刀搅，万念俱灰，只想最后见你一面，你能来吗？”
“你就神经病吧！你在哪儿呢？我马上过去。”她问。
“我在边陲镇呢。”我说。
“边陲镇我怎么过去呀？你多会儿回来？”
“我不回来了，我从这里直接上车回欧洲去。你当然能过来，而且你必须过来。
你今天晚上上车，明天早晨我手持鲜花在站台上迎接你。顺便问一句，你是喜欢郁
金香呢还是喜欢红玫瑰？”
“喜欢你个大头鬼！你到底在哪儿呢？”
“我真的在边陲镇，而且还真有一件事儿求你。”我说。
“别逗了，你有什么事儿能求到我这小警察头上？”
“这事儿还真就得求你，没法儿求公安厅长。你边陲镇边检熟吗？”我问。
“什么事儿吧。”她说。
“有几个人想出去，可就是出不去。”我说。
虾米易和大象昌一看我全说出去了，而且对方还是警察，急出一头汗来，比划
着让我不要讲。我烦了，干脆背过身去。
“是通缉犯吗？”
“保证不是。”
“有前科吗？”
“都是老实巴交的浙江农民，一辈子奉公守法，从来不知道派出所的大门儿朝
哪儿开。”
“我不熟，但我有个朋友熟，他刚从边检退役不久。我马上跟他联系一下，也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他。你在什么地方住？”
我把宾馆的名字、房间号、电话号码都告诉了她。
“行吗？”虾米易苦着脸问。
“差不多吧。”我说。
第二天一早，我在梦中被门铃声惊醒，穿着裤叉去开门。
一身警服的莎仁高娃尖叫一声，说：“你能不能穿上裤子再开门？这里是中国！”
赶紧穿好衣服，再次开门。莎仁高娃领着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走了进来，给我
介绍说：“朝鲁，我的朋友。”
我知道这就是那位退役武警，急忙上前握手寒喧。
“花儿呢？郁金香和红玫瑰都行。”莎仁高娃坐下说。
她还像以前那样漂亮，只是稍稍丰满了一些。我说：“谁知道你今天就到呀，
一会儿让人给你买去。”
“得了吧你，你以为我还信呀？咱们有十年没见了吧？你怎么胖成这样？”她
问。
“你不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特坏，啤酒比水便宜，鸡蛋牛奶跟白给一样，猪蹄
儿猪下水几乎不要钱，专门迫害咱们中国无产阶级。也怨咱自己不争气，一吃一个
肉蛋！”
“跟以前一样贫。”她笑嘻嘻地对朝鲁说。
“怎么样，离婚了吗？也该离了。”我说。
“离了也轮不上你！”
瞎侃了一顿，我打电话把虾米易大象昌都叫了过来，然后把事情原委给他俩叙
述了一遍，让他们想办法疏通关系。“太君钞票大大的有。”我指指虾米易。
虾米易笑眯眯地点头。
“走一个多少钱？”朝鲁问。
“三千块怎么样？虾米易问。
朝鲁点点头，又打了个哈欠。
“先开个房休息一下。”我说。
大象昌抓起电话说：“我来订房。”
我们的队伍日见庞大，吃饭要开两桌才能坐下。问朝鲁什么时候能走？他只是
一个劲儿地说别急，然后就不停地打电话，哇哇哇地讲蒙语。
莎仁高娃只住了一夜就回去了，她得上班。虾米易给她买好火车票，又塞给她
一叠人民币。她有点不好意思，看看我说：“这好吗？”
我说：“乖乖儿拿上，走，我送你到车站。”
她高兴地走了。
可朝鲁还没动静，每天除了打电话就是吃饭喝酒去歌厅，还领回来一个白白净
净的四川小姐同住——当然是虾米易付款。
大家都心急火燎的。
第三天早晨6 点钟，有人摁门铃。开门一看，是睡眼惺松的朝鲁。我说你有事
怎么不打电话？他说不行，涉外宾馆里都有安全局的人在监听。让我通知虾米易他
们，今天要走一拨儿。
他上嘴唇的胡子上粘了一根四川小姐弯弯曲曲的阴毛，一说话就乱动，一出气
也摇摇摆摆。我想提醒他拿掉，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便在肚子里想词儿，根本没听
明白他说什么。
“一会儿走五个人，听清楚了吗？”见我心不在焉，他不满意的又说了一遍。
“听清楚了听清楚了，我马上去找老易。你不先洗把脸？”我说。
“一会儿再说，你去找他们吧。”他说。
我赶紧去敲虾米易他们的门，希望回来时那根毛已经不在了。
遗憾得很，虾米易他们都在我的房间里坐下，那根毛还顽强地挺立在他的短胡
茬儿上，摇曳生姿。
大家都看到了，谁也不说。
朝鲁严肃地说：“马上做准备，今天上午先走五个人。”
“剩下那五个呢？”虾米易着急地问。
朝鲁看都不看他一眼，继续说：“有一条必须告诉这些人，一年之内不准回中
国。因为他们出境时虽然盖了出境章，但并没有在计算机里输入他们的名字——证
卡不符嘛。计算机记录保存一年，在这一年时间里，不管他们从任何一个口岸进入
中国，边检人员一敲计算机就出问题了。我们的行话叫‘漏检’，属于重大责任事
故。当时谁值班，谁就要负责任，接受审查。最轻的处理是转业。所以，千万不能
在一年内回国。”
虾米易满口答应，说：“没问题，其实他们五年也回不了中国——没有弄到身
份怎么回？回来就再出不去了嘛！”
“那好，”朝鲁说：“9 点钟出发，由我的朋友带他们乘汽车去蒙古的扎门乌
德，再把他们送上去乌兰巴托的火车。”
“那五个呢？”我替虾米易问。
“过两天，一次太多不行。”他说。
我放心了。
朝鲁说回去洗脸，走了。
虾米易说：“好家伙，不知道跟那四川小姐怎么折腾的，把那地方的毛弄嘴上
了。”
大伙儿就叽叽呱呱地笑。
“怎么眼都那么尖呢？”我笑着问。
9 点整，五个鸭子在宾馆门口上了三轮车。虾米易给他们每人一个纸条儿，上
面写着在乌兰巴托要住的饭店及联系方式。一个戴墨镜的汉子跟朝鲁招招手，领着
一串三轮车去了。
我们在宾馆房间里等电话，朝鲁说他们到了扎门乌德就会来电话的。国际列车
应该在中午1 点钟到，大致会在这个时间来电话。
果然，1 点30分，朝鲁接到了电话，哇哇的一通蒙语后，说：“全部过去了，
已经上了国际列车。”
虾米易急问：“我能不能跟他们随便哪个人讲一句话？”
朝鲁轻蔑地一笑，说：“你还信不过我呀？”不等虾米易解释，又哇哇的跟对
方说了几句，把手机递给虾米易。
虾米易开口就是家乡话，我照例听不懂。只是看他眉开眼笑的样子，知道他非
常满意。
“很好。”他把电话还给朝鲁，“你那朋友很负责的，一直把他们送到火车上。”
“你以为他是对你们负责呀？他是对自己负责！一旦出个什么闪失，干系大了
去了。”朝鲁说。
大家都笑了。
“老田，……”朝鲁看着我，眼睛直直的。
我明白他的眼睛为什么直，便对虾米易说：“还愣什么？快给人家拿钱呀？”
虾米易嗫嚅道：“不等全过去了一块儿付？”他是怕剩下的走不了。
朝鲁登时就把脸放下来了，说：“耍赖？”
大象昌赶紧站起来，说：“哪有的事，哪有的事，走走走，我们去取钱。”
几个人便又一起去了虾米易的房间。
按事先讲好的，走一个人3000，朝鲁收了15000 块钱，眉眼都是笑。
送走了五个鸭子，大家都挺高兴，像是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似的，中午又开始
大喝起来。我对朝鲁说：“这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尚未成功，同
志仍须努力。”他拍拍胸脯说明白，都包在我身上。
几杯下肚，大象昌开始给朝鲁讲荷兰那两口大锅。
过了两天，剩下那五个也走了。十个人全部安抵乌兰巴托，我们也打道回呼和
浩特。
虾米易一天给布拉格打一个电话，让那姓杨的赶紧去乌兰巴托，因为签证时间
有限。再说了，每拖一天都是在花他的钱呀！
头一次打，姓杨的是在赌场，说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去定机票。
第二次打，姓杨的是在妓院，说已经定好了第二天飞乌兰巴托的机票。
虾米易把一张小脸儿笑得稀烂。
紧接着就音信全无，手机也关了。虾米易急得嘴唇上起了个大泡，明溜溜儿的。
眼瞅着虾米易的脸一天比一天绿。
又过了几天，电话终于通了。原来那姓杨的那天夜里一出妓院就被仇家雇打手
放倒了，如今还在医院里躺着，头上缠着纱布，一条腿吊得老高。
虾米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大象昌也一脸肃穆，好像同时死了娘。
终于有一天，他接到了十个鸭子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们等不到接应的人，签
证期限已到，只得飞回北京。
好半天，虾米易才气若游丝地开了口：“老田，你算算我这次赔了多少钱？给
了那边两万美金，给了朝鲁三万人民币，这就是二十万。蒙古签证花了两三万，这
十个家伙坐飞机去北京，还有这么些日子人吃马嚼，开销大了！对了，还没算要给
你田老板的钱呢，你说我要赔多少？”
他双手抱住小小的脑袋，不说话了。
干蛇头也真不易，我挺同情他，便说：“老易，我的钱就不要了。”
虾米易抬起头，说：“那怎么能行？不是你出的问题，是我老易无能，钱一定
要给。我老易是说话算数的，否则以后谁还会帮我做事？”
我说：“得了吧你，赔成这样了还给我钱？真是瘦驴拉硬屎，等你赚了再说吧。”
虾米易还不干，大象昌出来说话了，“老易，人家田老板够意思，你就别那个
了。”转头又对我说：“人都有背的时候，我刚到荷兰那会儿，两口这么大的锅…
…”
虾米易打断他对那两口大锅的深情回忆，说：“那好，田老板，先记到我账上。
你放心，我老易绝对够朋友。”
刚消停下来，正准备出去吃饭呢，朝鲁把电话打过来了，找着虾米易就骂，汉
语里夹杂着蒙语。
原来，那十个鸭子回到北京，北京边检在计算机里一查，全部没有从边陲镇口
岸出关的记录。
一个电话打过来，朝鲁的朋友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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