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木同志和档案工作

    王明哲

    胡乔木同志对档案和档案工作是非常关心，十分重视的。他的逝世，不仅是党
和国家的重大损失，而且也是我们档案界的重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位经常关心和
支持档案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因为工作关系和乔木同志
接触多一些，经常得到他的指示，并有幸多次当面聆听他的教导，受益匪浅。在他
逝世以后就想写一篇怀念文章，因为一时理不出头绪来，故拖至今天才写成这个稿
子，谨作为对他逝世一周年的纪念。

    乔木同志对档案和档案工作不仅是一般的关心和重视，而且有许多重要的指示
和批示，具体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做和不应该怎么做。乔木同志是一位政治家、思想
家、杰出理论家，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博闻强记，很有学问，精通词章，
擅长文字工作，又经常研究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研究必须详细
占有材料。乔木同志一直是这样做的。他经常查阅大量的档案资料，以为研究问题、
撰写文章、起草文件、核对史实的依据，足见他治学的严谨和对档案的重视。他利
用档案资料编辑出版文件汇编的事就更早了。那是在延安整风初期，毛泽东决定亲
自主持编辑《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乔木同志协助他具体收集材料和从事编
辑工作。从此，乔木同志就开始关心和重视档案工作了。应该说，我们党的大部头
的文献编辑出版工作是在毛泽东主持下，从乔木同志开始的。迸城以后，乔木同志
继续做毛主席的秘书，并担任了更多的工作。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
工作以及编辑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文选》、《文集》、《传记》、《年谱》的领导工作。

    他还参加了从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到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两个历史时期许
多党的重要文件、社论、评论等等的起草工作。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他总是重视查
阅档案资料。特别是在从事研究和写作的时候，查阅的档案资料就更多。有时乔木
同志在文章里也结合实际宣传档案资料的重要性和利用档案资料之后的效果。例如
1991  年6 月10  日，他在评论薄一波同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的
讲话《党史著述中的空前力作》中说：“这部书以本人的回忆为主线，查阅和利用
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所以特别值得珍贵，也
格外翔实可信”。他还再次强调说：

    “如前所说，作者在写作本书时既凭借了本人的记忆（作者的记忆力诚然是难
得的），又利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读这部书的同志，大概谁都会因本书所提供的
第一手资料的丰富而惊叹，而承认本书对党史和我国当代所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档案工作者看了这些话，既体会到档案资料的重要和开放利用档案资料的意义，
又受到极大的鼓励和鞭策。我们长期埋头苦干、默默无闻的工作，总是得到乔木同
志的热情肯定和表扬。乔木同志长期担任党中央领导核心许多重要会议的记录，从
延安到北京，他亲手做的《会议记录》是很多的。他做的记录，内容比较完整，字
迹娟秀，清楚易认，今天都成了最珍贵的革命历史档案。所以，他关心和重视档案
工作不是偶然的。既有他知识渊博的主观原因，又有他在工作实践中直接需要档案
资料的客观原因。

    我真正认识乔木同志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他担任中共中央副
秘书长，后来又担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退到二线以后，他一直是中
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因此，他总是直接或间接给我们一些指示或批示。有
时则给我写信或打电话，或通过秘书转告，也有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当面了解情
况，指示工作。我感到乔木同志虽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又是我们党的马克
思主义杰出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大秀才”，但是他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
亲，文质彬彬，循循善诱。同时，他对干部和工作的要求也是很严的。有时批评起
来一针见血，恰中要害，令人心服口服。他曾批评也是指示我们“要破除陈腐的保
密观念”，把档案馆“由封闭型管理变为开放型管理”，不要老是“一把锁”，要
开放档案为历史研究，为学术研究，为党的中心工作和各项工作服务；他指示我们
要加速档案工作的现代化建设，以便高效率、高质量地为各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坚
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这个“高效率、高质量服务”
的方针和方向，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他说档案要有计划地开放，要让更多的人有
机会利用档案进行历史研究和学术研究，用真实的历史揭露敌人的伪造、歪曲、篡
改和诽谤，用真实的历史教育人民和子孙后代；还要系统地研究、整理、编辑出版、
公布档案资料。《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内部本和公开本都是由党中央决定，在他的
支持下编辑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
档案资料选编（三年恢复时期）》、毛泽东墨迹选（三卷，八十年代出的）、七位
老一辈革命家手迹选以及大批地方革命历史文件选编等等，也是在他的同意和支持
下陆续编辑出版的。关于《遵义会议文献选编》，则是经他亲自审查并做了重要修
改之后出版的。他虽然主张整理编辑出版档案资料，但他强调：第一，必须十分慎
重；第二，必须保持历史原貌；第三，注释要少而精；第四，编辑出版虽然是开放
档案资料的一种形式，但不能代替档案资料的开放，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他还指
示，对于档案资料应该加强和做好缩微工作，以保护原件，方便利用；对于仍须保
密的档案资料，要加强控制，凡利用机密和绝密的档案资料必须严格控制，严格按
照审批手续和规章制度办事。有时他还亲自为某单位利用绝密档案指定专人，规定
具体纪律，要求严格遵照执行，不得违反；对于档案资料的收集他也十分关心，曾
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中央某单位去收集一位社会名流的手稿，子女不给，乔木同
志说，你们去收集他们不给，应该请中央档案馆去收集，他们有这个职责，是组织
关系，就好办了。在1990  年我受党中央的委派去苏联接收共产国际有关中国档案
之前，乔木同志还给了重要指示，提出几条具体要求；乔木同志还十分关心中央档
案馆在城里建设利用部的问题。为此，他曾把逢先知同志、沙健孙同志和我叫去当
面作过指示。

    他说：过去把档案馆建在西郊。主要考虑安全保管和保密，当时有当时的情况，
没有着重考虑利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要多想想怎么开放档案
和方便利用，更好地为各方面的利用服务。因此，我支持在城里建设一个利用部，
并且要搞得现代化一些。把西郊作为一个保管基地，把城里办成一个利用中心，这
样既可以做到安全保管，又可以使人们利用起档案来感到很方便。当时他指示了一
些原则，并且考虑到国家还有困难，主张尽量利用使用率不高或闲起来的楼堂馆所，
稍加改造，先用起来，以后再建新的。



    1991  年年底，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并附去薄一波同志的意见。薄老认为：
档案很重要，特别是中央档案尤其重要，而且档案不能只存一份，应该瞻前顾后，
看远点，多搞几套，多存几个地方，以防不测。薄老很支持在城里建设利用部。他
说在这方面花点钱是值得的。我们各方面的浪费都不小，应该花点钱把中央档案切
实保管好。我写信的目的，是希望乔木同志再给予指示。当时和王刚、沈正乐同志
商量了一下，决定一方面发信，一方面给他的秘书邱敦红同志打个电话，希望他转
告乔木同志在利用部的问题上给以文字批示，有了文字批示我们就好办了。邱秘书
满口答应，一定转告乔木同志。

    不久果然如此。

    1992  年2 月21  日，乔木同志给杨尚昆同志写了一封信，专谈中央档案馆在
城里建设利用部的问题。他说：“我很赞成在市区成立一个公开的档案馆，设备管
理要现代化，使用要方便。档案必须严格保管，但保管的目的还在于使用”。他还
说：“这当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不但要基建，而且要有先进的周密的设计。希望
中央能先在原则上确定一下。你能否对此表示一点意见，并转请中央考虑？”尚昆
同志看后也写了一段表示支持的批语，便批给温家宝同志考虑，是否请中央档案馆
提出具体方案再报中央。家宝同志也作了重要批示。中央办公厅极为重视。从此，
这个问题才算基本上落实下来。

    而这封信，竞成了乔木同志关于档案工作的最后指示和遗言。当我们听到他逝
世的噩耗以后，感到非常悲痛。乔木同志这样热情地关心党和国家的档案事业，实
在令人感动，永远难忘。为了实现乔木同志生前的遗愿，我们应该进一步团结在以
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在中央办公厅的直
接管理下，努力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基本路
线和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在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大潮中，把乔木同志
对档案工作的殷切期望变成现实。这是我们档案工作者缅怀和纪念乔木同志的最好
办法。

    （原载《档案工作》1993  年第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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