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乔木

    董边

    四十年代在延安时，就听说中央青委有位胡乔木，他学问高，人品好，青年人
都很佩服他。后来有机会听他作报告，讲怎样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恋爱观，留下极
为深刻的印象，不少观点现在还都记得，那报告对我们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过不小
的影响。

    真正与乔木直接交往，是由田家英的关系开始的。

    1943  年，中宣部长何凯丰病了，中央决定由乔木任中宣部代部长，又从中央
政治研究室调了几个人到中宣部工作，家英是其中之一。那时，我和家英已结了婚，
于是有机会直接接触乔木，对他的学识和人品有了亲身的感受。

    他待人谦和真诚，细心关怀下级，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有一件小事，几十年
过去了，我却念念不忘。1944  年6 月，我因生孩子受了凉，引发了哮喘病。

    为了便于家英照料我，组织上把我调到中宣部养病。乔木来看我，看到我病情
很重，亲自去杨家岭卫生所请来医生给我诊治，并嘱咐医生每天给我打针，使我深
受感动。更出乎意料的是，几十年后，有一次我收到乔木的一封信，打开一看，竟
是一张治疗哮喘的传统药方。这是一颗多么真诚的心啊！我捧着信和药方久久不能
平静。凡和乔木有过接触的同志都和我有同感：乔木关心人，绝不是漫不经心的嘘
寒问暖，他是以一种情同骨肉般的感情真心实意地替你着想，记挂心间，默默地为
你排忧解难，直到帮你把问题或困难彻底解决。

    有句老话，说“文人相轻”。然而，我从乔木这位大文人身上看到的恰恰是完
全相反的一种胸怀和境界。他不仅善于发现同志的优点和特长，由衷地为别人所取
得的每一点进步和成就而高兴，而且总是主动地默默地为同志的成长创造条件。他
与家英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例证。乔木年长家英十岁，几十年间，他始终像兄长似地
关心着家英。家英几次工作岗位的变动都与乔木有关。乔木曾在《我所知道的田家
英》一文中说：“原中宣部长何凯丰病了，我奉命暂代他的工作，为了让家英发挥
文字上的才能，推荐他到中宣部，从此，我们的革命生活始终联系在一起。”乔木
自1941  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1948  年，他又推荐家英给毛泽东做秘书。从此，
他们密切合作，相互帮助。

    家英十分敬重乔木，他曾对我说：“乔木同志理论水平高，善于思考问题，肯
于实千，起草文件总是亲自动手，不像有的人，自己不动手，总是指挥人，还要争
起草权。”我知道他这话是针对陈伯达的。在毛泽东身边的人中，家英和乔木政见
完全相同，品格性情也相投。家英曾说：“我和乔木同志政治观点完全相同，只是
个人爱好不同，他喜洋，我好古。”乔木在一封写给我的信中也说：“家英是从四
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我的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我们对各项问题的观点可以说是完全
一致的。”我想，倘若用一个什么词语概括他们的关系的话，那么“志同道合”这
个词可能最确切了。

    乔木是我们党的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贡献
是多方面的。他对妇女运动以及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等方面的深刻思考和卓越见解，
我是比较了解的，也是使我深受教益的。

    1951  年7 月中旬，在全国妇联召开的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上，有些问题争论不
清，请乔木作报告给以指导。他针对会议上反映出的问题，明确指出，妇女宣传工
作的对象应当广泛，不仅是有职业的妇女，还应包括无职业的家庭妇女；不仅要向
广大妇女作宣传，还要向社会作宣传。就在这次会上，乔木提出“向妇女宣传社会，
向社会宣传妇女”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各级妇女组织一直延用至今。

    1955  年春天，我们在编辑《中国妇女》杂志的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渴望
从乔木那里得到具体指导。5 月17  日，事前没有经电话联系，我和丁慰就冒然闯
到乔木在中南海静谷附近的家中。乔木热情地请我们到书房里，刚落座，我就急迫
地把一个时期里困扰着自己的一堆问题，一股脑儿提出来。

    乔木认真地听完我们的问题后，他准确地抓住我们提问的中心，针对如何提高
刊物的思想水平，把刊物办得更活泼、更受欢迎的问题，谈了他的意见。

    他说：《中国妇女》不同于《中国青年》，青年有个特殊的年龄阶段问题，而
妇女没有这个问题。因此，妇女刊物的读者对象是广泛的，刊物的内容也应当是广
泛的、多样的，应成为妇女的“百科全书”。他还说：一个刊物要得到稳定的读者
群，必须有一些系统的、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能很好地解决读者问题的文章，连续
刊载，比如儿童教育、婚姻问题等专题。总之，应当帮助读者解决同他有密切关系
的问题，乔木还讲了组织作者队伍对办好刊物的重要性等问题。

    乔木的一席话，使我们豁然开朗，困扰我们多时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我们把乔木的谈话，向杂志社的全体同志作了传达，大家认真地按乔木的意见
去做。经过调查研究和充分的准备，我们在杂志上组织了关于人生观和婚姻观的讨
论，引起各界妇女的广泛注意，纷纷来信来稿，讨论得十分热烈，杂志的发行量不
断上升。正当我们为这大好局面高兴的时候，1964  年10  月出版的《红旗》上刊
出一篇题为《怎样看待妇女问题》的文章，矛头指向《中国妇女》开展的这场讨论。
开列的罪名，一曰“离开了阶级分析，没有阶级观点”，二曰“引导妇女堕人资产
阶级人性论的泥坑”，帽子可谓大矣。这夫如其来的棍了，打得我晕头转向，根本
想不通错在哪里。正当我百思不解的时候，有一天陈伯达来到我家，见到我便对我
说：《红旗》的批评文章不单是对你们的，主要是对胡乔木的。他养他的病好了，
为什么要帮你们出主意。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是陈伯达想整乔木，借题发挥，其
用心何其毒也。



    十年浩劫中，陈伯达曾猖狂一时，整死了田家英，又整倒了胡乔木，诬蔑乔木
是我的黑后台，把他关于妇女杂志的谈话诬蔑为“黑纲领”。“文革”结束后，1977 
年10  月我得到平反，在退还的材料中，我又看到乔木这份谈话记录。相隔二十四
年，我仍然感到那次谈话十分深刻、完全正确，我提议打印了一百份，发给《中国
妇女》社的同志们学习。

    乔木一向重视妇女儿童问题，把妇女儿童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记挂心上，深
入思考。

    1982  年，他在领导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工作期间，专门看了许多有关妇女儿
童方面的材料，对报告中如何讲妇女儿童工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后来在十二大报
告中，对妇女儿童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各级党委应当怎样加
强领导，支持妇女工作等，作了深刻全面的阐述。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贯彻落实十
二大提出的妇女运动的指导方针，十二大结束后，乔木又亲自来到全国妇联，与妇
联书记处的同志们谈话。他说，基层妇联组织是很重要的，一切都要落实到基层，
不仅是计划生育，还有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等各项工作。他提出，妇女组织应做
相应的机构调整，成立福利部和法律顾问组织。他说：我有个设想，应当研究制定
一个“女权法”，把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有关条文，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目
前这方面问题还不少，不可能一下子都解决，最好一年解决一两个问题。在这之后，
乔木还指示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社论。同年3 月21  日，在中
央书记处讨论中国妇女第五次代表大会报告时，乔木又指出，只要有压迫妇女的事，
妇联就要出来打官司，一百个案子中有一个打赢了，妇女就认为妇联是自己的“娘
家”。

    一个时期，在招工招生中，歧视妇女的现象比较普遍，乔木亲自给康大姐写信，
指出：企业、机关、学校歧视妇女，拒绝录用，是个全国性的问题。

    建议妇联会同劳动人事部，正式发文纠正。看到遗弃女婴的现象，他又给中央
有关领导同志写信，提出奖励独生女的办法，让生女孩的农家从事技术性强、收益
高的劳动，以示照顾。

    1984  年春天，他在听取天津市妇联同志汇报时，曾深刻地指出，男女平等的
思想是共产党人的基本纲领之一，如果我们至今还在实际上允许歧视妇女的现象存
在，那我们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妇女观。

    回忆乔木关心妇女儿童工作的住事，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从心底涌起，这使我
更加怀念这位如同兄长般的好领导。

    （原载《人物》1993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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