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阶段的危机

    总的说来，大规模扫盲和控制人口的成功所描绘出的是一个与媒体所告诉我们
的完全不同的、令人鼓舞的世界。以此为参照，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正逐步摆脱贫困。
牢记这一点，我们不仅会更乐观，还会为能够见证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决定
性阶段而欣喜。然而，大众传媒不应当为我们扭曲的历史观负责。人类进步不是像
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呈直线上升，各方面都轻松愉快。这是一个充满矛
盾的过程：与传统生活的分离，改变不识字、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时期的固定生活
模式，这些改变在刚开始时给人们造成的迷茫和痛苦一点儿不比带来的希望和财富
少。文化上和精神上的起飞，常常甚至在大多数时候，伴随着转型的痛苦。困惑的
人们产生暴力性的社会和政治行为。精神领域的现代化通常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
暴力发作。这一现象首次出现是在欧洲，而非第三世界。大部分欧洲国家今天是如
此的平和，可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领域，它们都经历过一个狂暴、血腥的阶段，
尽管理念各不相同：法国大革命喊的是自由和平等；俄国革命是平等和专制；德国
纳粹是专制和不平等。别忘了英国，尽管它是如此地理性，但却是欧亚大陆上第一
个掀起革命的国家：1649年砍掉了国王的头颅，由此进入了现代政治的新时代。古
老的英国革命很好地说明了现代化悖论。没有人否认英国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起飞
中扮演的决定性角色，这个国家很早就实现了全民扫盲。但英国起飞最初的、明显
的效应是它所造成的观念、政治和宗教危机，结果导致了一场今天的欧洲人很难理
解的内战。

    虽然我们谴责法国革命、俄国共产主义或德国纳粹的暴力，但我们认为自己理
解其间各种冲突的基本含义。这些事件所传达的观念，无论它们是积极的还是消极
的，给人的感觉都是现代的，因为它们是世俗化的。可是，有多少欧洲人今天还能
够在克伦威尔的清教徒和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的秘密基督教派的玄学斗争中选择一派
加以支持呢？当时的人们是以上帝的名义在自相残杀。我想今天的英国人自己都会
认为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统治是通往1688年自由主义“光荣革命”的必由之路。皮
埃尔·马农把诗人兼革命者米尔顿1644年那篇关于“无须批准也没有审查的印刷自
由”的杂文收入他那本关于自由主义的文集并放在首位是很有道理的(Pierre Manent, 
Les lib éraux, 2001年出版。).在这篇文章中，宗教狂热和对自由的捍卫并存。
这位作家兼斗士在这之后的五年后写了另一篇文章为处死查理一世而辩护。

    与之相比，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最近几年来以安拉名义进行的圣战的性质都没
有什么不同。如果说它与自由根本扯不上的话，圣战从本质上说并不意味着一种退
步，而是一种转型期的危机。暴力、宗教狂热都是暂时的。伊朗的例子很有代表性。
1979年，宗教革命赶走了国王。之后是20年的意识形态狂热和血腥斗争。但是，正
是识字率的提高在第一阶段推动了伊朗百姓的行动，在第二阶段使得整个国家实现
了精神上的现代化。霍梅尼夺取政权后不久，伊朗的生育率开始下降。用伊斯兰什
叶派语言表述的教义对于基督教传统的欧洲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与克伦威
尔时代新教各秘密派别之间的冲突相比，这些教义不见得更缺乏“意义”。什叶派
教义指责世界的不公，这就意味着革命的可能，正如正统的新教玄学认为人和社会
都是腐败堕落的。路德和加尔文，这些16世纪的宗教长老，为这个社会的再生和净
化做出了贡献：那就是美国的诞生。同现代伊朗一样，美国也是宗教狂热的产物。
伊朗革命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令人惊异的结果：民主得以稳定实行，实行多党选举
（尽管还不够自由），有改革派和保守派，有左派和右派，尽管美国政府对此装做
视而不见。扫盲—革命—低生育率，这种连锁反应虽然不具备世界性，却是相当经
典的。除了安的列斯群岛外，男性识字率的提高速度都比女性快。因此，作为男人
的产物，“政治动荡”一般来说总比“节制生育”来得早，因为后者主要取决于女
人。在法国，节制生育的观念是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才普及的；在俄国，生育率的
大幅度下降是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后，并覆盖了整个斯大林时期关于这种互动
效应的综合分析请参考拙著《世界的童年：家庭结构与发展》（索耶出版社1984年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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