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哥伦比亚、奖金和《时报》
现在进入争夺普利策奖金决战阶段的吉姆·德怀尔、克莱尔·施皮格尔和塔马
尔·斯蒂贝尔三人可以说是最各不相同的了。
一个是已婚男人，一个是已婚女人，一个是单身女人。
一个是扬基棒球爱好者，一个是芭蕾舞迷，一个是跑步爱好者。
一个是天主教徒，一个是新教徒，一个是犹太教徒。
他们之间的差异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但是竞争专题报道奖的三位最终候选人
也有一个共同之处：有点巧合，他们都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过。
在七十年代，吉姆和克莱尔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获得硕士学位。大学
生活给他们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段要求严格的学习经历对他们事业的起步具
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塔马尔学习的专业是语言学和拉丁语系语言，她从未涉足新闻学院，但她在哥
伦比亚大学期间，新闻学院享有的崇高威望，也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毫无疑问，哥大新闻学院是严肃新闻院校之父。它是最古老的新闻学府之一，
自1912 年起就开办了，离密苏里大学开办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之后不久。多年
来，哥大新闻学院，同密苏里新闻学院和西北大学新闻学院一起，被普遍地认为是
最好的三所新闻学府。
哥大新闻学院享有地理上的优势，位于被认为是美国新闻之都、传播业中心的
纽约。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许多毕业生后来都成为出色的作家、编辑和出版家。哥
大每年颁发数种有威望的奖金，包括普利策奖、全国杂志奖和艾尔弗雷德·杜邦—
哥伦比亚大学广播新闻奖。哥伦比亚大学长期受益于同被许多人称为美国最佳报纸
的《纽约时报》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普利策奖金和《纽约时报》这三个新闻机构数十年来已经
融合为新闻界的神圣的三合一。它们密不可分地结合成了一种奇特的相得益彰的关
系。每个机构由于同另外两个机构关系密切而年复一年地不断增加其神圣色彩：
哥伦比亚为奖金增加威望，
奖金使《纽约时报》增光，
《纽约时报》雇佣哥伦比亚的毕业生，
哥伦比亚获得更大的威望。
但是，这种关系终于被中断了。普利策奖金评委们在职工食堂午餐时对它的新
闻课程进行了抨击。
发生了什么事呢？在八十年代，普利策的新闻学院自己毁坏了它一度赢得的好
名声。
七八十年代新闻教育发生了觉醒。许多教育家和新闻界人士认为，美国大众传
播媒介面临的挑战要求大学新闻课程不要仅仅是培养一些到实际生活中学习写新闻
的年轻人。许多人推动新闻院校离开了那种经过时间考验的重视实践的做法，而更
加强调学术性，要求进行研究，发表对大众媒介和社会有重要意义的问题的辩论文
章。
面对这种观点的冲突，以重视实际采访教学闻名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我行我
素。全国其他许多新闻院校都在革新，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同主流的距离拉得越来越
大了。
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行政领导在八十年代努力使该校师生完成更多的研究工作，
并发表关于新闻评论的文章和图书。该校领导还更加强调科学和外交等方面的专业
化，要求在新闻职业道德等理论问题方面开设更多的课程。但是，这种压力遭到全
体教职人员的坚决抵制，他们极力反对压缩该校关于报道、编辑基本技能方面的严
格训练。
在那些保守的教职人员看来，校方领导的大力改革，乃是那些对新闻业务知之
甚少的人天真无知、导向错误的想法，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把学生培养成为编辑、
记者。
而在校方领导人看来，大学的主要目的是进行教育和研究，而不是职业培训。
不完全接受这个观点的教职人员被视之为因循守旧、不学无术的人。
甚至到今天，新闻学院22 名专职教授中，大多数都没有博士学位。大部分人
是以其作为新闻工作者的经验，而不是以其学术、研究成果，于多年以前就任教职
的。该校的60 名副教授中，至少有四人是被纽约报纸开除的编辑、记者，此事无
人不晓。
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教职人员同行政领导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终于在80 年
代公开爆发出来。
1981 年，美国新闻教育委员会提醒人们注意教职人员和行政领导之间的“鸿
沟”，认为该校已陷入“盲目的飘浮”之中。
1983 年，《纽约时报》援引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以前的一位教的话说，该校
“思想上令人窒息”，只能提供就业培训，而毫无新闻工作者的远见。以前曾在该
校任职的这位教授劳伦斯·平卡姆还说，报界对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感到失望，但
“不愿意批评它，因为它管理着最著名、最令人羡慕的奖金”——普利策奖金。
也是在1983 年，该校副院长卡罗林·刘易斯在同教职人员发生激烈的争论后
辞职，她指责他们想要“完全把持学校”。这些教职人员要求她辞职。
1986 年，由于行政领导和教职人员之间的关系长期紧张不和，该校院长奥斯
本·埃利奥特也挂冠而去。
1987 年，公开透露北卡罗来纳大学受人尊敬的新闻教授菲利普·迈耶是哥伦
比亚新闻学院第一个接替埃利奥特担任院长的人选。但几天以后，梅耶拒绝了校方
的聘请。
一年以后，院长的位置仍然空着。当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庆祝它的75 周年时，
该院的名声已经扫地了。报界问题分析家亚历克斯·琼斯在《纽约时报》撰文谈这
次冷清的校庆时指出，今后靠在哥伦比亚新闻学院获得的新闻学位，“再也不能自
动地打开进入美国较好的新闻单位的大门了”。
在五六十年代，这所新闻学院实际上是各大报特别是《纽约时报》的附属培训
机构，《纽约时报》的记者新手通常都是来自该校。当时该校的做法对报界极富吸
引力。许多编辑今天实际上仍然赞成该校的做法：重视职业培训，不把课程扩大到
包括广告和公共关系，而其他大多数新闻院校则增添了这些内容。
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为报纸、广播和杂志三个专业的180 名研究生提供了一年硕
士学位学制。这个学制是以这样的设想为前提：大学生应该得到扎实的人文学科知
识，然后在九个月的强化训练中学习新闻的基本知识。这种强化训练往往被说成是
“新闻新兵训练营”。该校利用纽约市这个有利的条件，作为它的实习园地，每天
把学生派到联合国、《时报》广场、市政厅或南布朗克斯去实地采访。
学生必须接受报道、写作、编辑和广播的基本训练，然后写一篇硕士论文，如
克莱尔·施皮格尔关于在斯塔腾岛储存液化天然气的计划的论文（后来被《每日新
闻》采用发表）。学生还可以听到广播、报纸、有线电视和杂志各界著名人士的许
多报告。这些人士通常是不接受纽约以外的新闻院校的邀请去讲演的。到他们毕业
的时候，哥伦比亚的优秀学生一踏进大多数编辑部的门，就可以立即投入工作，拿
出作品来。
但是到1980 年，由于新闻工作变得更加普及，新闻单位收到大批训练有素、
有经验的人的求职申请，因此，凭哥伦比亚的新闻学位，再也不能很快地找到职业
了。例如，象吉姆·德怀尔这样一个有为的年轻毕业生在1980年是不可能凭他的毕
业文凭到第43 街为《纽约时报》工作的。他不得不到河对岸赫德森县的《电讯报
》谋职，周工资为147.5 美元。
许多大报的主编们改变了用人的标准，往往喜欢那些在科学、政治、艺术、国
际关系、工商业和法律等方面有特殊训练的人。许多报纸开始从更大的范围内雇佣
人，在某些情况下物色聪明好学、有广泛的人文学科知识的人，象塔马尔·斯蒂贝
尔那样的新手，而不要那些仅仅接受过正规的新闻业务训练的人。某些主编说，
“我们将录用那些最聪明、最有教养、非常敏感、善于思考的人，从他们中间培养
出的优秀新闻工作者将为任何新闻院校所不及。”80 年代到来以后，哥伦比亚行
政当局同新闻专业教职人员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这使普利策的新闻学院更加失去
光泽。
普利策如果在世，也会对这种冲突痛心疾首的。他既是务实的，又是重智力的。
他要求他的新闻学院具备这两种品质。他在遗嘱中规定它提供“智力训练”。今天，
他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既保持哥伦比亚的最优秀的实践教育，又增
添一些增长智力的课程，进一步强调发表著作和进行研究工作，以扩大关于大众传
播学的知识呢？
看来，1988 年，当哥伦比亚大学物色的第二任新闻学院院长琼·康纳走马上
任的时候，这正是该校所要达到的目的。最初，康纳的任命引起批评者的不满，他
们认为新闻学院需要外来的血液。康纳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董事、新闻学院的毕业生。
从自己的教职人员中选拔领导人，未必是好征兆。此外，她没有从事新闻教育的背
景。她的职业经历不是文字新闻，而是广播，这一点使许多报纸的主编皱眉头。康
纳是公共事务电视台的总裁。这家独立的电视节目生产公司同广播记者比尔·莫耶
斯有联系。她还是作家、导演和制片人，曾在全国广播公司从事纪录片工作12 年
之久，多次获得有名的广播奖。
虽然康纳没有什么学术上的成就，但她在筹措资金方面颇有经验，而这正是新
闻学院院长工作的重要内容。该校的问题在极大的程度上同经费有关，缺乏资金来
开拓事业，既保持传统的训练特点，又扩大课程和鼓励研究工作与发表著作。康纳
担任院长时，答应想办法为学校筹措更多的资金，要把弄来的首批经费用于粉刷整
修破烂不堪的校舍。
她言必信，行必果，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她又进行了其他一些改革，对此毁誉
参半。对康纳有利的一点是，专职教职人员不多，而且其中许多人已接近退休年龄。
当他们被更换的时候，她可以有机会进一步塑造学院的方向。这种人事上的摩擦现
在已经开始了。
校舍外观焕然一新、课程更新、教授更换，光这些还是不够的。康纳承认，要
改造这个学院，仍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缺乏经费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作为一个投资家，约瑟夫·普利策的确是个能手。他很会弄钱。如果他不是如
此热心于新闻事业的话，他作为一个金融家无疑会发更大的财。他显然认为，哥伦
比亚会妥善管理他的捐款，始终会是够用的了。按照1912 年的标准来说，他捐的
钱是不少的：建设新闻学院100 万美元，管理经费50万美元，设立普利策奖金的基
金50 万美元。按照1990 年币值计算，约合2600万美元以上。
但是在本世纪上半叶，哥伦比亚从普利策遗赠的基金中花得太多了，而没有给
以充分的补充，以抵销通货膨胀的影响。随着学院的发展，开支增加，行政领导未
能筹措足够资金来支持原来的基金，以应付将来的需要。到70年代，学院和奖金管
理当局都有了亏空。
在管理原有基金上的短视做法，并非只有哥伦比亚一家如此。其他一些大学也
同样是这样，由于校方行政当局几十年前在财政决策上的不当而陷入经济拮据的困
境。但这一事实并不会使约瑟夫·普利策感到安慰，当他看到他的新闻学院的院长
竟然为粉刷校舍而四处奔走弄钱的时候，他会吃惊的。
新闻学院经费十分困难，名声日益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普利策奖金的管理对
哥伦比亚大学就显得比过去更加重要了。这就是为什么校方越来越维护奖金的原因，
这一点反映在新闻学院出版的《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一些编辑部决定上。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被《纽约时报》认为是“美国最有名的新闻批评杂志”。
它无情地在美国大众媒介上挑毛病找刺儿——差劲的标题、不痛不痒的图片、不道
德的新闻、性感的语言、有偏见的报道、利益的冲突，等等。
报纸、报业托拉斯、广播、电视、杂志、甚至新闻俱乐部和新闻协会等，都在
它的进攻之列。
不过，《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从来没有批评过普利策奖金。当别人批评普利策
奖金的时候，它从来不发表只言片语。
该刊在《标枪和桂冠》这个栏目中偶尔也由于同普利策奖金有关的小事而对某
家报纸或某个人批评一两句，例如：
标枪：《圣迭戈联合报》在关于1985 年普利策奖金获奖名单的23 段报道中
删去了涉及其他加利福尼亚报纸的两个获奖者，这是值得玩味的。这两个获奖者是
：《洛杉矶时报》，它的电视专栏作家霍华德·罗森堡的批评文章获奖；奥兰奇县
《纪事报》，它的工作人员获现场新闻摄影奖。
标枪：《芝加哥论坛报》本来提名新闻评论家加里·迪布竞争普利策奖金，后
来由于这位专栏作家宣布要去一家同它竞争的报纸《太阳时报》那里工作，乃忿而
撤销了这项提名。
不过，《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读者从来没有看到《标枪》指向普利策奖金评
选或管理的任何方面，其实，这样的机会是很多的。该刊从来也没有刊登过任何可
能被认为对奖金委员会成员有所触犯的文章。
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发行人就是普利策奖金委员
会的一个成员。她也是新闻学院的最高领导人——琼·康纳院长。这就是为什么《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标枪和桂冠》栏目绝不会出现这样的文字：
标枪：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成员们坚持把1988 年奖金授予委员会主席的《费
城问询报》关于五角大楼“黑预算”的报道，而这篇报道基本上是《国民新闻》杂
志已经发表的报道的翻版。
标枪：普利策奖金的整个评审系统竟然把1988 年奖授予《劳伦斯鹰评论报》
散布恐怖的、极端片面的关于威利·霍顿和监狱休假的报道。
读者如果想看到对普利策奖金采取老实态度的新闻评论，最好去订阅马里兰大
学新闻学院出版的《华盛顿新闻评论》。它有时对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颁奖决定提
出批评，而《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则始终保持沉默。
当然，指望这家哥伦比亚杂志去批评它自己的发行人和她在奖金委员会中的同
事们，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对普利策奖金的不同意见都不能公正地加以报道
的话，那未免有点压制新闻的味道吧。《哥伦比亚新闻评论》至少应当在它的新闻
简讯中承认奖金的这些不足之处，在以前的行政领导下该刊就有时这样做过。如果
做得更好一些，这位院长应当让出发行人的位置，叫一位同普利策奖金没有关系的
在职教授去挑担子，使这份杂志放手地干工作。
在1990 年向订户推销自己时，该刊自称是“美国最受人尊敬的新闻监督者”。
可是，它却没有监督美国最受人尊敬的新闻奖，这太糟糕了。
哥伦比亚同《纽约时报》的关系也很密切。
《纽约时报》每年在自我推销的整版广告中反复提到它获得的普利策奖金越来
越多。1990 年这个数字共达63 项，为其他报纸的三倍。
这个数字的一半是同《纽约时报》的地位有关的——它是全国最好的报纸之一。
许多记者认为它是唯一的最佳报纸。不少读者认为，它的文章太冗长，编排有时显
得惊人地松散，但是，它的深度和广度、准确性、可靠的新闻判断力、勇气、责任
感、信誉和灵通等品质，却是任何其他报纸无法相比的。由于这一切，新闻批评家
戴维·肖认为，某些普利策奖金评委“慑服于《纽约时报》的质量、威望和神秘感
；相信对这样一份庄严、出色的报纸投一票，别人是不会找碴子的”；便可能自然
而然地选择了这家报纸的参赛作品。
但那是63 项普利策奖啊！
其中的另一半必然同《纽约时报》在哥伦比亚和普利策奖金管理机构中所占的
特殊优越的地位有关系。
虽然有点冒险，但并非完全不可能列举一些事例，说明在过去几十年普利策奖
金当局的决定中对《纽约时报》的特殊照顾。下面是一些数字：
●普利策奖金委员会对整个奖金评审系统拥有绝对权力，在它成立的75年中，
除了七年以外，在所有其他的年代里都有《纽约时报》的代表参加。
除了约瑟夫·普利策的后裔主办的《圣路易斯邮报》以外，任何其他报纸都没
有享受如此特殊的照顾。
●在1970 至1990 年的20 年间，在新闻奖评委中，《纽约时报》先后总共
有38 人，这是别的报纸无法相比的。
●据戴维·肖在他的著作《新闻观察》中所作的调查，奖金委员会多次否决评
委会的提名，《纽约时报》从中受益的多于任何其他报纸。
●《纽约时报》还从奖金委员会某些非常友好的决定中受益，如1951年奖金授
予委员会成员、《纽约时报》的阿瑟·克罗克，表彰其“对杜鲁门总统的独家采访”。
上述事例并不能证明任何东西。不过，当一家报纸所得的普利策奖金为其他报
纸三倍之多时，这种特殊照顾肯定给这样的荣誉蒙上了一层云雾。考虑到下面的情
况，尤其会产生这样的印象。
●《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是哥伦比亚大学1951年的毕
业生。
●苏兹贝格还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董事会。
●苏兹贝格在1982 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最高荣誉——亚历山大·汉密尔
顿奖章。他的父亲、前《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在1953年获得了
这种奖章。
●苏兹贝格和《纽约时报》对哥伦比亚大学慷慨捐款，最近又宣布提供25，000
美元的文字记者法学奖学金。
●苏兹贝格的父亲也对哥伦比亚大学慷慨解囊。新闻学院图书馆就是以他的名
字命名的。
●在《纽约时报》工作的哥伦比亚毕业生多于任何其他报纸。
●《纽约时报》职工获得普利策奖金的人数多于任何其他报纸。甚至新闻批评
家亚历克斯·琼斯也获得普利策奖。
尽管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存在种种问题，但三驾马车继续运转：《纽约时报》获
得普利策奖金，新闻学院得到赠款，普利策奖金赢得名声。
这种过份密切的关系究竟有什么毛病呢？也许没有。不过，一味追求奖金，并
不是件好事。那会不知不觉对美国最高水平的新闻单位、对美国最令人敬佩的报纸
的机体产生腐蚀作用，并进而对所有其他报纸的灵魂产生影响。
虽然就这个问题发表的研究著作不多，但是确实已有人提出必须注意此事。例
如，内华达大学雷诺兹新闻学院研究生主任戴维·库尔森在1988 年发表的一份调
查报告发现，被调查的美国报纸、特别是一些大报都采取鼓励追求奖金的政策。
这就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这种做法会对记者行为、新闻决定、编辑道
德和编辑部人力的分配产生什么影响呢？
新闻奖会不会由于使记者有个人得失的考虑（本来是不应当有个人动机的）而
对报道过程产生微妙的影响呢？奖金是否会使记者受到不健康的压力，不惜牺牲诚
实和公正而去找捷径呢？
塔马尔·斯蒂贝尔曾说，象让她免费到基韦斯特旅行一趟这样的奖励对旅行代
理商和房地产经纪人是适合的，而对记者则不恰当了，她的这番话是否接近于真理
的边缘呢？
编辑们为了追求奖金，是否会热衷于搞一些可能得到社会重视的冠冕堂皇的事
情，而不惜牺牲一些日常的、但为社区所需要的重要新闻呢？追求奖金的气氛是否
会助长不道德的做法，导致《华盛顿邮报》捏造八岁的孩子吸毒的报道呢？
报业托拉斯追求奖金，是为了造成一种印象，仿佛它们是在为社会公益做好事，
而实际上它们的报纸由于谋求高额利润，新闻内容大大减少，质量也降低了。难道
事实不是这样吗？
这些忧虑表明了约瑟夫·普利策遗赠的新闻学院仍然面临着挑战。
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由于有很有威望的普利策奖金而被人称作“新闻新兵训练
营”。现在看来，这个叫法不恰当，倒不如改名为研究颁发新闻奖所造成的影响的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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