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当1990  年结束的时候，普利策奖金委员会主席尤金·罗伯茨离开报纸行业。

    他辞去《费城问讯报》主编兼总经理职务。报界传说，他的旨在得奖的办报方
针，同该报臭名远扬的一心想赚钱的发行人奈特—里德的发财欲望发生矛盾。不过，
罗伯茨多次否认他的辞职是由于同这个报系发生冲突所致。

    他只是说，他想换换工作，他改行教书。

    罗伯茨到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担任专职教授，这个学院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最好
的新闻学府之一。它同普利策奖金当局没有关系，罗伯茨从1991  年4 月起也同后
者不再有联系了。他在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任期已经届满，接替他担任主席的是詹
姆斯霍格。霍格的《纽约每日新闻》在新的一年里陷入恶性罢工的浪潮中，这种罢
工使这家小报的继续生存受到威胁。

    五个月的罢工，使《纽约每日新闻》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它的110 万发行份
数下降了一半，广告收入也损失了大部分。英国发行人罗伯特·马克斯韦尔从《论
坛报》公司收购了这家报纸，在九家罢工的工会同意牺牲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后，
继续办下去。该报的前途仍然是岌岌可危的。

    如果纽约失去了《纽约每日新闻》，这个都市就无可挽回地又丧失了一份普利
策式的新闻报纸。

    吉姆·德怀尔没有花多少时间去考虑普利策奖的落选。他立刻就认识到塔马尔·
斯蒂贝尔关于氨基丙酸的报道的价值：这是新闻报道上很少有的惊人的闪电之一。
如果象塔马尔·斯蒂贝尔这样有才华、有干劲的记者抓到这样的报道，那就没有任
何东西能够阻止她获得普利策奖金。

    “这是一项大有作为的报道，她完成得非常之好，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吉姆
说。

    普利策奖金日过后不久，他就结束休假，作为一个普遍性专栏作者回到《纽约
新闻日报》。他关于地铁的专著预定在1991  年秋季出版问世。

    吉姆发现，他的具有普遍兴趣的新专栏的优势之一，是有更多的机会去开拓新
领域。例如，1990  年11  月5 日纽约犹太人迈尔·卡事先生被一个阿拉伯青年刺
杀后，报社派他去以色列报道葬礼。

    虽然他不再是地铁专栏作者，但在一名22  岁的犹他州旅游者被杀死以后，他
又写这方面的文章了。当时他和他的家人在曼哈顿地铁站台上遭到一帮持刀青年的
袭击。后来，《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封面文章，题为《大苹果正在腐烂》。吉姆
针对该刊，写了一篇激动人心的专栏文章，列举了9 月2 日纽约发生的许多好事，
但该刊对此视而不见。吉姆写道：

    “他们（《时代》周刊的头头们）坐在洛克菲勒中心的塔楼里或装有空调、镶
着茶色玻璃的汽车里，哪里知道纽约的地铁随着移民情绪的变化而颤抖，他们的希
望并不正直、并不总是干净、真实的，但仍然在高翔。”吉姆夫妇热切希望再生几
个子女，他们购买了较大的公寓，准备着这一天的到来。

    克莱尔·施皮格尔在普利策奖金方面是决赛的失败者，然而在购买帕萨迪纳的
房子方面则胜利了。她和布雷德在投标战中打赢了。他们在1990  年夏末，同艾利
森、莱斯利和女儿们的保姆艾米·卡菲一起迁入新居。

    《洛杉矶时报》同意她一周工作三天，这使她大大松了一口气。1991  年初，
她回到报社，重新抓起保健报道。在她休产假期间，一位记者代替她做了这项工作，
现在，她同他共同挑起这个担子。

    她怀着极大的抱负投入工作。从帕萨迪纳上班，乘车的时间减少了，比从曼哈
顿海滩上班，大大改善了。艾利森和莱斯利也很好地适应了妈妈每周上三天班的新
安排。对克莱尔来说，又能回去做报道工作，真是太棒了。

    克莱尔对朋友们说，这回，任何工作她都要出色地完成。



    塔马尔·斯蒂贝尔在获得普利策奖的几天之内听到一个颇有启示的故事：一位
年轻的摄影记者在70  年代获得普利策奖以后，受到人们的奉承吹捧、被提拔、给
以待遇优厚的新工作；世人对他的期望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给这个只有20  来
岁的青年造成很大的压力；再加上其他情绪方面的问题，这种压力不断增加，终于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布他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精神垮
下来了，这是不幸的，然而却是真实的。

    这个故事说明一个事实：获得普利策奖并不总是使生活向好的方面变化。

    塔马尔很快就亲身感受到普利策奖带来的心理上的惩罚。在她得意洋洋的心境
过去以后，各种各样的问题象那天晚上的风滚草一样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她下一步怎么办？回去继续报道污水会议和养狗许可证听证会吗？

    她是否应当要求提高工资？要求换一个更好的工种？

    如果今后的工作不符合她给自己确定的新标准，又怎么办？

    她是否应当利用获奖的机会，去更大的报纸谋求工资更高的工作？如果她继续
留在圣菲，又会怎么样？人们会认为她失败了吗？

    塔马尔获奖以后有八天未能睡个安稳觉。在此以前，她已经从过去的普利策奖
金获得者口中听到所谓获得普利策奖金以后的忧郁症。据说一些得奖人情绪十分低
沉，突然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在普利策奖金日以后的许多应酬期间，塔马尔的忧郁特别加剧了。她参加了发
行人、主编以及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的庆祝宴会。一位同事也宴请了她。办公室的
同仁还为她举行了晚会。有数不清的祝贺电话和全国各地报纸的采访。《阿尔伯克
基日报》让她在印刷机旁边摆好姿势，照了一些促销报纸的照片。这些活动，大部
分是无聊的，但是，它们加在一起，却对塔马尔产生了难以克制的影响。

    “我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但我晓得，除了我的其他危机外，这的确
使我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塔马尔说。“我的所有朋友都对我说，‘大门为你
敞开了，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写你自己的门票了。’我有点象《毕业
生》中的主角达斯廷·霍夫曼。每个人都对我说，‘塑料，塑料，塑料。’在精神
上，我开始垮了，象一架飞机往下坠落。”不过，塔马尔毕竟比较成熟。她多年时
而工作，时而读书，做过服务员，当过没有前途的办事员，她对生活道路上的变迁
和浮沉并不陌生。她在获得普利策奖以后，听任自己过了八个没有方向的白天和睡
不着觉的夜晚，接着她便来了个“心理健康日”。她恢复了早晨跑四英里路的习惯
（这一段时间她荒疏了），然后便整天独自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问题，看了一
会儿电视，读了一些书，没有接任何电话。

    第二天，她便作出决定：“我不能因为得了个什么普利策奖，就抛弃我的报纸。”
她是这样想的：《阿尔伯克基日报》给了她这个苦苦挣扎的、34  岁才开始当记者
的人一个机会，使她争取到了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她不会去要求给她提高工资、提
升职务、换个工种或多给一个休息天。

    虽然她没有要求，但报社确实给她安排了一个吸引人的新差事，即机动特派记
者，专门写新墨西哥州北部的重要的、有趣的报道。她欣然接受了。

    一个月以后，5 月份，塔马尔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招待1990  年得奖人的普利
策奖金午餐会。陪同她去的有杰拉尔德·克劳福德、肯特·沃尔兹和蒂姆·科德尔
等负责人。塔马尔的双亲也去了。当塔马尔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迈克尔·索维恩手
中接过获奖证书时，她父母的脸上露出自豪的神色。

    她在纽约逗留期间，她的父母在皮克斯基尔湖的俱乐部为塔马尔举行了晚会。
她的姐姐卡里已经切除了良性肿瘤，那晚也参加了。从各方面来说，这都是一次欢
乐的聚会，唯一的缺憾是，大家原希望她的另一个姐姐沙伦也会来，然而到最后一
分钟她来电话说不能出席了。

    塔马尔有点失望，不过，她也想开了：

    “大约来了80  人，都是多年不见面的亲友，大多数来自纽约，太好了。

    妈妈讲了一番话，接着父亲也讲了。他很有风趣。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他们赠
送我一块纪念牌，上面写着：‘过去你是弗雷德和弗洛伦斯·斯蒂贝尔的女儿，现
在我们是塔马尔·斯蒂贝尔的父母。’“他们还送我一个用木化石做的钢笔架，并
刻上了我的名字塔马尔·普·斯蒂贝尔。我没有中间名字，所以他们用了一个首字
母。他们知道我一向希望有一个中间名字，因此，他们请雕刻师傅刻上了‘普’，
代表‘普利策’。”在1990  年剩下的几个月中，并没有许多人登门引诱塔马尔离
开圣菲。

    不过，她的确收到了其他一些报纸的主编寄来的要求“见见面”的邀请，她都
拒绝了。

    秋天，她接到了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秘书罗伯特·克里斯托弗的一封信，请她担
任1991  年奖金评委会成员。她回绝了。“我绝不干这种事。我觉得太可笑了。我
干新闻这一行，时间不长，没有资格去评审别人。”当塔马尔得奖一周年过去的时
候，她说，她仍然在《阿尔伯克基日报》工作，仍然住在小小的公寓房子里，仍然
负债很多，但她生活得很幸福。不过，由于获得普利策奖金，她一生中第一次有了
存款。

    她仍然梦想有朝一日为美国的大报工作，当驻外记者。自从《纽约时报》发表
了她15  岁时写给该报编辑的一封信（她的第一件新闻作品）以来，她就有了这个
想法。她从来没有忘记当时的激动心情。然而，又过了15  年，她才当了记者。

    她说，她再积累一些经验之后，也许要去试试这样的工作。她认识到，她当记
者的工龄不长，但是，她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而且在世界上走了许多地方。她会
讲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日语，流利的程度各有不同。

    她为雇主服务的记录不错，她认为这对她是会有帮助的。

    看来，她获得普利策奖并没有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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