颓靡的士风(2)

    温体仁不仅无能，而且还在皇帝面前以无能为荣。当崇祯帝召他询问兵饷诸事
时，他竟然说：

    “臣原先以文章待罪禁林，皇上不知臣笨而把臣拔到这个位置上。盗贼越来越
多，真是万死不能塞责。然而臣虽愚笨无知，但票拟时却不说假话。兵饷之事，只
有靠圣明裁决。”

    温体仁身居如此要职，竟然以愚笨为借口，把军政职责推得干干净净，而崇祯
帝竟然不治其罪，不去其位，反而觉得温体仁笨得可爱，笨得忠诚。说穿了，就是
因为温体仁在说自己笨的同时，衬托出了崇祯帝的英明，崇祯帝听了十分舒心。在
舒心之余，崇祯帝大概也觉得有自己这么英明的皇帝，大臣稍微笨一点，也无妨大
局。

    温体仁所引用的同类，也大都是平庸之辈。对内阁中的温体仁、王应熊、吴宗
达3 人，当时有一段民谣，专门予以讽刺，民谣称：

    “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

    温体仁是乌程人，王应熊是巴县人，所以取其籍贯谐音，分别被名之为乌归、
王巴，而吴宗达也因无所作为，被人讥之为篾片。事实上，这种说法也没有冤枉他
们。温体仁等人在阁之时，内乱外患加剧，尤其是农民起义军越演越烈，而他们不
仅未曾有什么大的建树，反而误事坏事不断。

    如在崇祯七年（1634），当时农民军已遍布各地，形势相当危急，而身居相位
的温体仁竟对山西巡抚吴甡说：

    “流贼，癣疥疾，不足忧也! ”

    但是，就在1 个多月后的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竟火烧了中都凤阳和
皇陵，天下震动。温体仁对形势判断的水平，由此可见!

    又如崇祯九年（1636）九月对卢象升的调动，也可以充分说明温体仁的为官之
道。当时中原战场的形势，一度曾十分有利于朝廷。但就在此时，镇压农民军最得
力的前线大将卢象升，竟被召入援京师，从而给农民军以极好的喘息机会。更不可
思议的是，卢象升旋即又被改调为宣( 府) 大( 同) 、山西总督，负责他很不熟悉
的边事。卢象升的调离，使农民军失去了一个强劲的对手，而朝廷的剿灭局面也因
此而日陷困境。卢象升的调动，名义上虽是由崇祯帝主持，实际上却是由温体仁操
纵。温体仁不满卢象升不为己所用，又忌其功高，于是明知其不习边事，却仍力推
卢象升出任边塞，使之身置重地，只要稍有闪失，便可任意治罪。最后卢象升战死
边关，朝廷也失去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将帅。

    像这种内耗，在崇祯朝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大明朝步步溃退以至后来灭亡的原
因，与其说是外患与内乱，还不如说是朝廷本身。而文官集团对此是要负相当的责
任的。像上述的这些内耗，严重地影响了文官集团的精诚团结和统治能力，使其根
本无法来应对时局，挽救危机。

    文官集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自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原先
约束该集团的伦理道德——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是该集团用以立身处世、统治天
下的根本武器——在新的形势下沦丧了。道德沦丧，导致文官私欲横流，普遍腐化
；而文官不顾一切追求私利，反过来又在更大程度上瓦解道德，造成更普遍的腐败。
如此之恶性循环，最终使局面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顾炎武说：“士大夫之
无耻，谓之国耻。”

    明末文官集团的腐败，真是触目惊心! 真难想象这些自幼诵读圣贤书的精英们，
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对这种情况，崇祯帝在登基伊始就十分清楚。他曾明确提
出“文官不爱钱”之语，要求文官自律戒贪。对此，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一针见血地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皇上要求文官不爱钱，但现在的世局，何处不是用钱之地? 何官不是爱钱之
人? 皇人亦知文官不得不爱钱，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文官本来就是以钱晋官，做
官之后自然要把本钱捞回来! ”

    韩一良接着就毫不客气地揭露当时的官场风气。他说：

    “据臣所闻见，要谋得一督抚之位，至少须用银五六千两；而道府之美缺，也
非用二三千两白银不可。以至于州县及佐贰之缺，也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
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矣。像科道之官、馆选之进，半数也是靠钱通关节而
获得的。”

    韩一良还以自己为例，来说明当时官场贿赂公行的情形。他毫不掩饰地说：

    “臣是从做县官起步的，现居言路做给事中。对官而言，县官是行贿之首，而
给事则是受贿之魁。现在只要一提蠹民搜刮，则全归罪于州县官之不廉。然而州县
官又如何能廉?!他们俸薪才多少? 而开支却不少! 上司票取、书仪、岁送、荐谢之
费等等，无不要钱。近来则发展至每遇考满朝觐，动辄三四千两白银。这些银子不
会从天而降、自地而出，州县官能清廉吗? 科道上的官员称之为开市。臣于二月之
内就辞谢书仪五百余两。像臣这样交结不广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

    韩譬一良敢于直陈其事，自然难得，崇祯帝不久便提拔他做右佥都御史。不过，
文官集团的腐败，却丝毫没有改观，反而是愈演愈烈。到崇祯六年（1634），崇祯
帝在文华殿召见群臣时，又提到了官场的腐败行为。他说：



    “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
般。近来听说被选官员动辄要借京债若干，一旦赴任，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
上? 还不是要靠盘剥小民。这样怎么能选到好官? 选拔的官员又怎么会爱吾百姓？”

    崇祯帝心里十分清楚官场积弊，但对这种普遍腐败却无能为力。所以有人在长
安门贴上一首诗谣，来讽刺当时的腐败风气。诗云：

    督抚连车载，京堂上斗量。

    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官员选拔在这样的氛围中进行，则整个文官集团难免要散发出呛人的铜臭味。
靠钱谋得职位的平庸之辈们，最关心的自然是如何捞钱。他们不仅要捞回本钱，而
且还要为进一步的升迁准备更多的资金。相比之下，像报效朝廷社稷之类的“琐事”，
则显得无足轻重了。

    据说崇祯帝后来自缢身亡而被陈尸禁门之外时，农民军的军师宋献策与李岩偕
行散步，见2 位僧人在为崇祯帝诵经礼忏，而明朝降臣却绣衣怒马，叱道而过，惟
恐避之不及，毫无故臣惨戚之意。李岩对此大惑不解，便问宋献策道：

    “何以纱帽( 指官员) 反不如和尚? ”

    宋献策不屑一顾道：

    “此等纱帽原是陋品! ”

    李岩仍是不解，又问道：明朝科举取士，制度周备，为什么到了国家多事之秋，
却不见多少报效之人? 对此，宋献策作了一段精辟的回答：

    “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所以到了国破君亡的时候，鲜见忠义之臣。

    满朝公卿，哪一个不享朝廷的高爵厚禄? 以至一旦君父有难，各思自保。那些
做官不久的人就会说，我这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寒窗辛苦，才博得一顶乌纱帽上
头，一事未成，哪有即死之理? 这说明科举之不得人也。那些旧任老臣则又说，我
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翼翼，才熬到这一地位。大臣又非我一人，我
即独死无益! 这说明资格之不得人也。这两种人都认为功名是自己苦熬而得，所以
全无感戴朝廷之意，也难怪他们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了。可见如此用人，本来就不
显朝廷待士之恩。而朝廷却责其报效，不是痴人说梦吗?

    而那些依仗权势、通过情面而被提拔的官员，骄慢贪婪，孝悌尚且不能，怎能
指望忠义? 那些夤缘而进的富豪子弟，既然花了本钱，自然要捞钱赢利，哪里还能
顾得上忠义?

    这就是近来朝廷取士之大弊也。“

    宋献策与李岩的对话，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但上述的分析，真可以说是
一针见血! 作为当时朝廷的中坚、社会的精英，文官集团要对晚明的悲剧负绝对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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