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思想准备
在组织上准备公开审判的同时，政治思想方面的准备也在加紧进行。首先，是
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接受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思想，把党的工作重心和人民的视线引向
对敌斗争，引向所谓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反对派。
1935 年：月对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列宁格勒中心”和“莫斯科中心”进行审
判以后，在斯大林的亲自领导下，党中央委员会立即拟定了一封致全国党组织的秘
密信，题为《有关基洛夫同志惨遭杀害的诸事件的教训》。这封信的内容分“事实”、
“政治评价”和“结论”三部分。从它的内容、意图和后来所起到的实际作用看，
它是苏联30 年代大清洗的思想准备的重要文件。信的核心内容是“事实”部分，
它是“政治评价”和“结论”借以引出的根据，虽然“事实”实际上是“毫无根据
的”/ 一、事实首先，必须指出由侦讯和法庭查明的下述无可争辩的事实：
（1 ）凶杀是由名曰“列宁格勒中心”的列宁格勒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团体进行
的；（2 ）“列宁格勒中心”的思想和政治领导是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莫斯科中心”，
它大概不了解杀害基洛夫同志的准备情况，但确实了解“列宁格勒中心”的恐怖主
义思想并且煽动这种情绪；（3 ）这两个“中心”相互之间的不同仅仅是暴行的策
动者和暴行的执行者之间的不同，它们是一个整体，因为它们是由一个共同的、已
被生活搞得破烂不堪的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行动纲领联合起来的，是由一个元原
则的、纯粹是野心勃勃的共同目标联合起来的，这个目标就是谋取党和政府的领导
地位，千方百计地攫取高级职位；（4 ）季诺维也夫分子因其反动的纲领而失去了
工人阶级的支持，失掉了赢得党员群众的任何支持的可能性，而为了达到自己的罪
恶目的，滑到了反革命的冒险主义的泥坑，滑到了反苏的个人恐怖主义的泥坑，最
后，滑到了与德国法西斯干涉者的代理人拉脱维亚驻列宁格勒领事进行勾结的泥坑
；（5 ）季诺维也夫分子为了对党掩盖自己的罪恶勾当，同时保住自己的使他们能
进入所有机构和接近所有党的领导人的党证，采取了两面派手段，把它作为与党打
交道的主要方式，并且忠诚于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誓言和声明掩饰自己的卑鄙的勾当，
也就是说，他们想钻进我们的机体，骗取信任并在这里为非作歹的时候，他们采取
了白匪破坏分子、间谍和奸细通常采取的方式；（6 ）季诺维也夫分子用党证掩盖
起来的两面派行为，给他们提供了方便并使他们能够准备并实现对基洛夫同志的杀
害；（7 ）列宁格勒的组织警惕性不高，特别是列宁格勒的内务部机构对警卫工作
的基本要求麻痹大意和直接的玩忽职守，后者在基洛夫同志被害前一个月虽从各方
面得到关于预谋杀害基洛夫同志的情报，但却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警卫措施，这些
都给党和政府得以预防凶杀事件的发生带来】”困难。
这就是侦讯和法庭查明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在“事实”的基础上，秘密信指
出，季诺维也夫分子之堕落到白卫分子的地步，继续白卫匪徒从事的事业，是没有
什么奇怪的，因为他们早已是反党、j 列宁并与白卫匪帮相勾结的蜕化变质分子。
“党早就正式指出，苏联越是强大，敌人的状况越是没有希望，敌人就越是会因这
种绝望的状况而更快地堕落到恐怖主义的泥坑，因此必须尽力加强我们的人的警惕
性。”“在“结论”部分，秘密信对两面派行为和恐怖手段进行了谴责，说季诺维
也夫反党集团是党的历史上首先对党采取两面派政策并对党组织采用恐怖手段的人，
他们已经成为颠覆党和国家政权的凶恶的敌人。“因此，对两面派分子不能仅是将
其开除出党，还应将他们逮捕和隔离起来，以防止他们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
权。”01935 年：月17 日，斯大林将这封信发给政治局委员，要求政治局当天进
行讨论井作出决定。1935 年1 月18 日，这封信被政治局通过后以中央委员会的
名义发至全国各地党组织。这封发至全党的信的内容不止是号召人们揭露和镇压季
诺维也夫两面派分子，信中还要求人们提高警惕，动员一切力量击溃敌对分子，深
挖党和人民的敌人的反革命巢穴。它给人的印象好像国家又突然回转到十月革命刚
刚胜利的时候，那时党和人民面临着铲除政府和社会上的反动势力和阶级敌人，消
灭白匪叛乱的严峻任务。信中指示各地党组织要根除机会主义的宽厚，把缺乏警惕
性的表现斥之为右倾的表现。这封信虽然没有明说，实际上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的
主要矛盾，把阶级斗争作为全局性的问题，把与阶级敌人的斗争作为全党和全国人
民的主要任务。按照这样的政策办事，其结果当然只会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
盾，把本来不是敌我矛盾的问题，把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甚至只是党内斗争或
思想和意见的分歧上升为敌我矛盾，从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联共（布）中央的信
发出以后，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及其负责人惧怕机会主义和右倾的帽子，掀起了一股
捕人的浪潮。有几万名参加过反对派的人和可疑分子被抓了起来，首当其冲的是前
季诺维也夫派成员。抓人最甚的是列宁格勒。除了原白卫分子和反对派分子外，大
批沙俄时期的贵族及其家属也被赶出列宁格勒。后来在集中营里，这一捕人浪潮被
称为“基洛大急流”。
按照斯大林的提议，党中央政治局通过征询委员意见的方式，于1935年：月26
日通过了下述决议：
“关于季诺维也夫分子：
（1 ）将列宁格勒的663 名季诺维也夫分子流放3 —4 年；（2 ）将身为前反
对派成员的共计325 名党员调出列宁格勒，安排到其它地区工作。”“塾1935 年
1 2 月，列宁格勒的前季诺维也夫分子共被逮捕843 入。对这些人进行侦讯时，斯
大林和叶若夫有意地制造出一种说法，即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已经结成
紧密的联盟，他们结成一体，对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实行恐怖行动，进行反革命活动。
叶若夫立即根据这一思想，写了一本小册子《从派别活动到公开的反革命》。1935
年5 月下日，叶若夫致信斯大林说：“请您一定看一看我送的书稿。这是论述‘季
诺维也夫帮’一书的第一章，我和您曾谈过这本书。请您指示。”“穆在这本书中，
叶若夫毫无根据他说，“季诺维也夫反革命匪帮最终选择了恐怖手段作为自己反对
党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武器”，“季诺维也夫一加米涅夫式的孟什维克企图消灭革命
的领导人，消灭斯大林同志”，他们准备“同时谋杀基洛夫同志和斯大林同志”③，
尽管在审判“莫斯科中心”时根本没有提到谋杀斯大林的问题。这本书透露出的意
图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要把杀害基洛夫的责任直接栽到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身上，
继续和扩大恐怖镇压行动。不仅如此，叶若夫的书还肯定季诺维也夫分子与托洛茨
基分子之间存在着组织上的联系。他在书中写道：“整个这段时间，季诺维也夫分
子与托洛茨基分子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互相定
期地通告活动情况。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分子是知悉季诺维也夫的组织的恐怖活动
的。不仅如此，在侦查基洛夫同志被害案时和随后对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
子逮捕时，一些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供词都说明，托洛茨基分子同样也踏上了组织恐
怖集团的道路/ ＠根据上述思想，叶若夫在1935 年年中指示内务部门要加紧揭露
还没有暴露出来的托洛茨基中心。
1935 年3 月7 日，中央通知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著作从所
有图书馆中取走、6 月21 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的著作也遭受同样的命运。
1935 年5 月19 日，党中央又向各地发出一封秘密信，号召党组织揭露尚留
在党内的阶级敌人。在这之前的5 月13 日，党中央向各地党组织下达了对党员进
行审查的指示，要求各地采取措施审查和更换党证，以便“在我们自己党的屋子里
整顿一下布尔什维克的秩序”。o 会议上的当面揭发和背后进行举报的运动开展起
来。人们的言论、行动、社会关系和对举报活动的态度等，都成为举报的内容。按
照叶若夫和马林科夫签署的一个报告，到1935年8 月：日，西部州的一个地区有23
％的党证或者注销或者被扣压以待审查。
苏联国内和党内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各地党组织都在进行“但白和承认错误的
运动”。女共产党员叶·谢·金兹堡在她的回忆录《陡峭的征途》中写道：“满都
是人的大礼堂变成了仟悔堂。虽然宽恕罪过往往是很不容易的（相反，仟悔者的发
言往往被认为是不够的），但‘悔改’的规模越来越大。
任何一次会上都照例有一个重点的人或重点的问题需要进行检查。人们检查自
己对不断革命论的错误理解和1932 年对反对派观点表决时弃权，以及和一些什么
‘罪人’相识，沉醉于迈那尔赫尔德的戏剧等等”0 每个州和加盟共和国都不断有
成百上千的人被捕，其中有原反对派成员，也有从来没有参加过反对派的共产党员
和干部。不过，反对派的多数领导人和参加者当时还没有失去自由。有的甚至继续
担任领导职务。
贝利亚控制了外高加索党、政和内务部的大权。他身材不高，头顶微秃，总是
戴着夹鼻眼镜。1938 年被残酷处决的布柳赫尔元帅的遗蛹格拉菲拉·卢金尼奇娜·
布柳赫尔回忆说，她曾经被关在卢比杨卡监狱，受到贝利亚的亲自审问。她说，贝
利亚“非常高做自大，不是在看人，而好像是在观察小昆虫一样。他的外表令人厌
恶，令倍受其害的人们感到无比阴森可怕”③。苏联诗人叶甫盖尼·叶甫图申科有
这样一段描写贝利亚嘴脸的诗：
“我看见用围巾半掩着的贝利亚毗着牙的嘴脸， 贴在小轿车的窗户上，曲身
握着方向盘他的车慢慢地驶着， 他正在寻找女人过夜/ ＠要叙述贝利亚如何通过
一系列阴谋手段，步步高升，他在外高加索和全国各地的劣迹，可以写上整整一大
本书。可以说，他的罪行馨竹难书。1931 年，他趁斯大林在茨哈尔图博休养时，
当·汀·面表示了自己的忠心。几个月后，他就被从格鲁吉亚政治保安局局长提拔
为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他上任之后，立即把外高加索的党政领导换成了
他的亲信，控制了外高加索的党政军大权，并有计划地开始了外高加索的大清洗。
“对于贝利亚来说，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许多革命前入党的党员，伊里奇的
战友和年青时代的伙伴、共青团的工作者、大学生、知名学者、文艺大师、妇女和
孩子们都成为毁灭机器的牺牲品。甚至连他的家乡格鲁吉亚也未能幸免于难。这个
共和国的所有党的优秀分子、知识分子的精华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元一幸免。”
＠现已查明，贝利亚这个历任党的高级负责人直至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人，竟没有加
入党的证明材料：“原来，谁也没有接收他入党，而是他在对他有利的时机认定了
自己的党籍。”②不仅如此，他在混入党组织的初期，就千过出卖组织的勾当。②
从他的整个经历看，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阶级异己分子。
贝利亚紧跟中央的步伐，也搞出了一个“格鲁吉亚中心”。1935 年7 月21—
22 日，被人们比作外高加索的小皇帝的贝利亚，在第比利斯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
讲话时说，参加“格鲁吉亚中心”的人是“法西斯雇佣的间谍，其成员已经堕落为
一个由间谍。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组成的元原则的匪帮，堕落为工人阶级的一伙
不共戴天的敌人，”④为了拼凑“格鲁吉亚中心”，贝利亚在外高加索进行了大逮
捕，有计划地把予头指向一大批外高加索的以及中央的重要党政领导人，被逮捕的
人中有外高加索苏维埃政权的著名奠基者和组织者姆季瓦尼、臭库贾瓦、托罗谢里
泽、奇克拉泽、基米纳泽。同时把罪恶的魔爪伸向中央政治局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的
亲属和他本人，贝利亚这个官运亨通、扶摇直上的斯大林的宠儿，当时还不到40
岁，有恃元恐地在外高加室胡作非为，残害老一代的元产阶级革命家，躁缩黎民百
姓，败坏着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令人切齿的地地道道的恶棍，一个手上沾满人民
鲜血的刽子手。这个家伙指示侦讯机关用严刑逼供的残酷手段强迫被捕的人招供，
在此基础上，于1936 年7 月对所谓的“格鲁吉亚中心”进行了审判，并在报刊上
大肆宣传外高加索对敌斗争的“战果”，炫耀外高加索人民的“领袖”贝利亚的汗
马功劳。赫鲁晓夫后来记述了贝利亚30 年代在外高加索的屠杀。
他说：“当斯大林死后我去格鲁吉亚共和国时，我1934 年在第比利斯认识的
干部似乎已没有一个人活着了。1953 年贝利亚被捕后，有一个格鲁吉亚人从流放
地给党中央委员会（署了我的名）写了一封信。他描述了贝利亚如何在格鲁吉亚共
和国消灭干部，怎样踏着自己朋友的尸体谋取权力。”。
1935 年，苏联法律也根据审查任务的需要进行了补充和修改，3 月10日颁布
的法令规定携带刀子这样的冷兵器为犯罪行为，要判处5 年以下的徒刑。7 月20
日的法令更加严厉，这一法令后来载人刑事法第58 条。该法令规定对偷越国境的
军人和公民判处死刑，叛逃者的家属知其叛逃意图者判处10 年以下徒刑，其他家
庭成员判处5 年徒刑。这实际上是连坐法或人质法。
最令人吃惊的是4 月7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它规定将刑法
施用的年龄范围扩大到12 岁以上的孩子，包括死刑。这一法律规定在西方引起强
烈反响，人们对苏联这样的国家颁布这样的法律惊愕不已。后来，这条法令显示出
了它的巨大的实际使用价值，因为谁若不按要求交待自己的“罪行”，便会受到子
女被捕、监禁甚至处死的威胁；这是连那些饱经生死考验视死如归的革命家也无法
忍受的。
据说，这一条把未成年的子女作为人质的法令的制定与“克里姆林官案件”有
关。其实，若把这一法令拿到30 年代的恐怖政策的总体中去考察，就不难看出，
以个别案件作为如此重大法律规定的根据，纯粹是一种借口，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拙
劣的借口。克里姆林宫案发后，除了制定一些非常严酷的法令外，叶努基泽因负责
克里姆林官的事务而受到了直接的打击。他受到了申斥，接着被撇销了所有职务。
与叶努基泽遭受迫害的同时，叶努基泽所信任的克里姆林宫卫队长拉脱维亚人
彼得松也被解除了职务。彼得松在国内战争期间曾任有名的托洛茨基活动大本营的
列车长。彼得松被调任乌克兰军区司令助理。1937 年被捕，1938年被指控参与叶
努基泽策划的所谓克里姆林宫政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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