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也是毛 泽东个人的思想从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 的一个“关键性”时期。由此他从瞩目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学习苏联十月革 命,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选择走俄国人之路,认为 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良方。 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前后两次到北京期间。1918年8 月,毛泽东为 了筹备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在杨昌济老师的帮助下, 结识了当时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字守常,1889—1927) ,并到该馆工作。 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对毛 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有着直接的影响。李璜在《学纯室回忆录》中谈到少年中 国学会在他家聚谈之会时说:“在十一月中,守常便已在我们联餐席上,开始道俄 国的共产革命,认为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要有意义得多。因为在俄共主张上,还 有精神照顾到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上,而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策略时,则 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当时毛泽东参加了聚谈。他后来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 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49年 3月25 日,毛泽东由涿县乘火车到北京清华园。当火车过了北京城墙时,他无限感 慨地说:“整整三十年了! 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来过北 平。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见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他是我真正的好老 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帮助,我今天还不知在那里呢? ”[28]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 时,也结识了当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 字仲甫,1879—1942) 。陈独秀是首 倡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是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在当学生时就以二十八画生[29]的笔 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和陈独秀开始发生联系。毛泽东第一次到 北京,陈独秀这时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歌颂,深刻地影响了 毛泽东。他在1919年7 月《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赞扬陈大力倡导“科学” 与“民主”的“至坚至高精神”,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30]。毛泽东在北京停 留的半年,除了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外,还接触了许多他钦佩的思想激进人物, 还同一些左翼青年成为朋友,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 参加了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平民教育讲师团和少年中国学会等许多有意义的 活动,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自己回忆这 半年生活:“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31]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已回到长沙,他立即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积极 领导了湖南的青年学生运动,筹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出版了会刊《湘江评论 》,他担任主编,并发表《民众大联合》一文,写道:“咳! 我们知道了! 我们觉 醒了!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 说? 我们不干,谁干? 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32]他清醒 地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天下、国家、社会的主人,我们要赶快觉醒和行动起来,迎接 革命新潮。毛泽东在文中开始克服唯心史观,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强调物质生活 的重要性,强调从实际出发,“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他在《创刊宣言》 中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 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 民众联合力量 最强。”[33]这表明毛泽东已感受到物质生活的吃、穿、住、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 的重要地位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在其他一些文章中,他都提到政治地 位是经济力量决定的,注意从经济原因去分析西方国家的政治情况,认为罢工与社 会革命都是经济原因引起的。“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这已接触到经济制 度较之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是更为根本的东西了。从而抛弃了“大本大原”的思 想和圣贤的创世说,开始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可以看出,这时毛泽东开始倾 向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 湖南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是驱张运动,即发动群众反对湖南都督张敬尧的专横 残暴。毛泽东被推为公民代表团团长,于1919年12月第二次来到北京。他们自办通 讯社向全国报纸发稿:“张毒不去,湘无宁日。”他们使用了种种合法手段进行斗 争,震动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国声势,使这个皖系军阀臭名远扬,终于在南北军阀 对峙形势消长中,从湘南败走。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时,苏联政府已同中国平等 建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更大了。毛泽东在当时形势的 鼓舞和推动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他在短短几个月时间中, 尽力搜集有关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书刊、文章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饥似渴 地阅读着。据黎锦熙回忆,1920年1 月4 日他去《平民通讯社》社址会晤毛泽东时, 就发现毛泽东正在读《共产党宣言》,右边还有其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34]。 毛泽东回忆当时深刻地铭记在心中对他影响和帮助最大的有三本书:陈望道翻译的 《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 还利用第二次在北京停留的机会,向李大钊等人请教,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 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商量组织“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35]。同年5 月5 日, 毛泽东第二次由北京到上海,与陈独秀多次会晤,同他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 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毛泽东后来回忆说:“1920年第二次前往上海。 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 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曾经和 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 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6]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 主要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对他十分钦仰。毛泽东在陈独秀死后 第三年,还说:“他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我们那个时候,……听他说世界上 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那一代的学生。”[37]建国后,毛泽东再次指出,“陈独秀 是当时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