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阶级的荣辱标准（2）

    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实际，论述了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他说：“共产
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
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
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4] 。
还说：“要向一切在农业、工业、畜牧业、运输业、商业以及业余劳动中的劳作人
员( 包括雇工及伙伴的老百姓) 说明：他们的劳动都是革命的，他们做了十分光荣
的事业。从他们劳动所得中分出一部分来交给公家，完全是帮助我们自己的光荣的
神圣的革命事业，并不是为着任何个人增殖私产。凡在国营经济中做事的公务人员，
如果他们为他自己个人谋特殊利益，在我们队伍中就叫做丧失道德的活动，在法律
上就叫做犯了贪污罪。而一切不贪污，不浪费，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人，就算是
有很高尚道德的人，应受到党与政府的称赞及奖励”[5] 。毛泽东这些论述阐明了
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阐明什么人应受到褒奖和赞许，什么人应受到尊敬? 什么人
丧失道德是最可鄙，最可耻的? 把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促进社会的进步为最高荣誉，以祖国和人民的荣誉为最大荣誉；而把
为个人或少数集团的私利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损害了集体的利益、损害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事业，看作是最大的耻辱，应遭到社会的谴责和唾弃。

    毛泽东这一论述，不仅阐明了无产阶级评价荣辱的标准，划清了它与剥削阶级
荣辱标准的界限，也阐明了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是怎样与共产主义道德相联系，相
统一的。

    把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符合人民、集体、国家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利
益作为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具有长远的稳定的意义。但是，为人民服务不是抽象
的，人民、集体、国家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也不是抽象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
是具体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及其表现形式，是有变化的。因此，荣与辱
标准的具体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有着鲜明的时
代特点。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以人民、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积极领导和
投入抗日烽火的人，“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
而传，沸于全民之口”[6] ；而坚持反共，坚持内战的降日亡国方针者，则“失通
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7] 。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的根本利益集中表现为推
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建立新的政权，获
得翻身解放。当取得政权，建立新政权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改变国家落后面貌，改变人民的贫困生活状况，则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维护
还是损害革命战争时期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判断荣辱标准的
主要内容和特点。在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人民的根
本利益所在。今天，立志改革，诚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人，是最光荣的
；反之，阻碍改革，腐败倒退，损害人民的利益，出卖国家的利益，丧失国格，就
会被认作耻辱。如同邓小平所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
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
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8] 。

    毛泽东还论述了人死的荣辱标准问题。他认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无尚光荣，
替法西斯卖力、或仅仅为个人私利而死，就死得可耻。1946年4 月，毛泽东为“四
八”遇难烈士题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9] ，他还为建立冀鲁豫烈士陵
园的题词说：“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无尚光荣”[10]。毛泽东在读《旧唐书·
徐有功传》和《新唐书·徐有功传》中，写了批注：“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
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11]，以身殉志，不亦伟呼！”[12]
这段话谈了评判死的荣辱标准，封建社会里的民族英雄、杰出的政治家、著名学者
；民主革命时期的爱国将领、诗人、教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等，他们为正义、为真理而壮烈牺牲，是很伟大、很光荣的啊! 今天在社会主义改
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为改革开放，为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和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斗争而献身，同样是为人民利益而死，是无尚光荣
的。

    一般地讲，在阶级社会中，荣辱观往往带有阶级性。但是，在特定时期和特定
环境中，荣辱的思想不总是与阶级性相陪伴的。在热爱祖国的旗帜下，其荣誉的性
质却是公民所共有的。例如：当我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中取得举世瞩目的优异成绩时，
不论台湾、港澳、或海外侨民，凡是炎黄子孙，无不雀跃若狂，眉飞色舞，感到无
比自豪和骄傲，一种纯真朴质的荣誉感油然而生；又如，当我国长征火箭成功地又
发射了一颗奥新卫星时，无论国内外、海内外的中国人，无不扬眉吐气，欢呼我国
航天事业的巨大成就，欣喜我国某些科技水平已跻于世界之林。一种作为中国人而
自豪的荣誉感，环球与共。在上述情景中荣誉已经超越了阶级界限，是不带阶级性
的，是炎黄子孙所共有的。同样，当强敌入侵，蹂躏我国土，屠杀我同胞，奸淫我
妇女，烧毁我房屋，当国破山河碎，九洲同仇敌忾之际，除汉奸卖国贼之外，不管
姓“无”或姓”资”，莫大的屈辱感是共同的。由此可见，屈辱观除了有阶级性的
一面以外，也还存在着共荣共辱带共同性的一面，倘忽视后者，那会造成片面性。



    毛泽东在指导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刻地分析了复杂的社会现象，把荣辱观用之
于政治生活领域，也就是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中，提出了休戚相关、
荣辱与共的方针。这是有深刻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是对无产阶级的荣辱观
的深化和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安乐”的情况，也就是
可共辱而不可共荣。一是春秋战国时的越王勾践，当他被吴王夫差消灭之后，曾与
文种、范蠡等戮力同心，兴越灭吴，忍受着亡国之辱。待灭吴之后，勾践不仅不能
与文种等共享荣尊，反而顿萌杀机，首先杀了文种，范蠡立即携西施离开越国，泛
舟五湖，成了时聚时散的巨富。一是刘邦在屡败于项羽之时，曾与萧何、韩信、张
良、彭越等功臣，共过屈辱。但一旦身处九五之尊，刘邦则认为，安乐荣誉是不能
与旧臣共享的。其枭雄阴狠的面目，就难于掩饰了，竟以杀戮功臣为快。无论在战
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党和毛泽东在处理统一战线制定的共荣共辱的方针，
又是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任何剥削阶级政党所不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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