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丛报》和梁启超的影响(3)

    东山高小并不能满足毛泽东求得更多知识的渴望。正是辛亥革命前夕，他于1911
年春来到长沙，这一步对他辉煌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到长沙后，他进入湘乡驻省中学。长沙是当时革命党活动的一个基地，在这里
他第一次读到革命派的著名报刊《民立报》，这才知道有个同盟会。由湖南人黄兴
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传来后，他非常激动，以致写了一
篇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他自己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可是这个
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
他们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
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在以后进入省立高等中学的半年，以
及在第一师范的五年半的学习中，他并没有完全忘记梁启超。在现在保存下来的读
书批语、笔记和书信中，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都能看到梁启超的影子。例如
1915年至1916年的反袁斗争中，对“筹安会”的鼓噪，梁启超在家信中说：“实不
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①  曾著《异哉所谓国
体问题者》、《上大总统书》等文，讥斥“筹安”诸君子，强烈反对帝制复辟。后
来参加蔡锷讨袁起义后，梁又连著《军中敬告国人》、《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
《袁世凯之解剖》等文，笔力雄浑、锐利酣畅，社会影响很大。毛泽东在第一师范
读书，通过学友会，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3 人有关反袁及对时局不满的文章，
编印成册，题为《汤康梁三先生对时局之主张》，广为散发。1916年6 月袁世凯死
后，梁启超转致力于南北和解，提出恢复约法，召集国会，惩办祸首，北军撤还，
废巡复督，善后会议六项和谈条件{2} 。并认为“闻有赦免祸首明令，时论哗然，
恐增口实激大变。虽未得严惩，亦岂可于人心惶惑时，更姑息以危国本？”{3} 毛
这时对时局的见解，也跟梁大体相似，主张“南北和解”，有限惩办祸首，稳定政
局。这见于1916年7 月25日致萧子升信：“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
大问题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
明大义，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前言附和帝制者，不
可穷惩，虽然，其诸罪魁祸首，为塞后患，励廉耻起见，又何可不治，庶几震竦天
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故拿办八人令下，人心奇快。阅报至此，为之惊
骇。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1} ！在7 月18日、
25日致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表示从稳定政局的角度出发，他不赞成逐走以劝袁称
帝的“一等侯”汤芗铭。他认为“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
冤之，今现象亦紊矣。”“暴徒乘机报复”，“稍有帝制嫌疑者即斥去之”，致使
政局动荡不稳。“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矣”。“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
之祸，最为可惧，不谓此次竟演此恶剧。”{2} 汤在湖南曾大杀民党分子，被湖南
人咒为“汤屠”。毛的这些意见与当时湖南舆论是大不相同的。不过他这同情汤芗
铭的态度并没有保持许久，在这之后的一些有关文章中，就对汤持谴责态度了。



    此外，在《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常见“参见梁启超”的某种评论，或
将书中文意与梁文相比附，借助梁文加深对该书的理解。在1917年8 月23日致黎锦
熙信中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就是直接援引梁启超的《政治学大家伯伦
知理之学说》一文。关于“英雄”、“豪杰”的历史作用；将人分为“圣贤”与
“愚人”两类；以“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为特征的佛家平等观念；尤其是以“变
化民质”、“启迪民智”为救国图存的根本要义，等等，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
所反映的这些观点，也都或深或浅出自梁启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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