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最深的老师——杨昌济(2)

    1909年杨昌济去英国深造时，与杨毓麟、章士钊等同入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系
统研读西方哲学史、伦理学史以及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哲学流派的学说。尤对伦理
学上之禁欲、快乐、功利、利己、利他种种主义，对比中外古今，进行考察研究。
同时注意调查英国风俗习惯，大至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说谎，不随地吐痰
等文明礼貌，都加注意，作为借鉴。1912年在阿伯丁大学毕业，得文学士学位。接
着往德国考察教育9 个月，并旁及政治法律等。在波茨坦离宫参观时，得一印象极
深之事：德皇威廉一世曾为扩建皇宫，强行拆毁一磨房。主人向法庭控告，法庭依
法判决德皇赔偿损失，重建磨房，德皇只得执行。为此事他在《达化斋日记》中写
道：“西人之尊重法则不屈于权势有若此者，乃东洋人之所未梦见也。”杨昌济于
1913年春回国。这时清朝已被推翻，成立了民国。湖南督军谭延闿想延揽他出任湖
南省教育司长。他的留日、留英同学范源濂等人，这时都在北京政府当了总长，他
不是个热衷仕途的人，决不肯做官，应聘到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前身为岳麓书院）
讲授伦理学、教育学和哲学等课程。高师是湖南当时的最高学府，也是第一次设这
类课程，影响很大。他是一个律己极严、办事极认真的人。他把教书当作终身的事
业来做。从他的《达化斋日记》中可以看到这种态度。如1914年7 月5 日：“长沙
县公署委余为湖南第一联合中学校校董，余辞之，谓余将担负第一师范学校修身科
之全责，加以教育每星期约20余小时，不得不以全力注之；联合中学校校董负责重
大，未敢兼营，恐致于两方面俱不能尽其责任。”关于他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的影响，当年的学生舒新域在解放前出版的《我和教育》一书中，这样写道：“在
人格上最使我受感动者为杨怀中先生。……当时他教我们的伦理学。他的道德观是
融合中国的性理学与英国的功利学派的伦理观而贯通之，故极重实践。其处世接物
一本至诚，而一切都以人情物理为归。他律己极严，不吸烟，不饮酒，读书作文均
正襟危坐，处以虔敬。但对他人则并不强加干涉，常谓美之所以为美，须有多态统
一，于人亦然，只要其行为不害及群众，应听其自由。在经济上尤为耿介，除以劳
力所得，绝不妄取一文。”杨昌济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典籍的熏陶，
服膺孔孟程朱的学说，他的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不过他毕竟在外国留学10年，接触
到了西方近代思潮和西方哲学。因而他能够联系欧洲学术思想来重新解释孔孟程朱
陆王的学说，他的思想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儒家。尽管杨昌济在思想史上远没有康有
为、谭嗣同那样显赫的地位，但就其思想的倾向和分野来说，他也属于近现代新儒
家的一员。《达化斋日记》中记有这样一段：“为生徒讲教育学史，至培根之倡实
验派哲学，与笛卡儿之倡推理派哲学，因言朱晦庵之学近似培根，王阳明之学近似
笛卡儿：一则求理于事物，一则求理于吾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学则有实验之意，思则有推理之意。又《大学》八条目中之格物致知，亦可作如是
观。格物则实验之事也，致知则推理之事也。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辩格物致知
之义甚详，船山时时辟象山阳明，而其所论致知之功夫，乃与陆王之说合，亦当注
意之事也。培根以前之学问，多研究社会问题。培根乃一转其方向，使学者之心力，
专用之于研究自然现象，乃启近世科学之门径，其有功于人类者不小。有治身治心
之学，伦理学是也；有治人之学，政治学是也；有治物之学，理化博物诸科是也。
吾国前此学问，于治身治心治人之学，未始无所研究，独缺于治物之学，此物质文
明所以不能发达也。”（1914年3 月18日）这样从中国重精神文明而论述物质文明
不发达，“独缺于治物之学”，即自然科学自古不发达，这种观点是非常切实非常
深刻的。中国确实产生不出而缺一个培根。由此可见杨昌济学术思想之一斑。

    杨昌济的新儒家思想，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一方面，他继承了王船山、谭嗣同
的遗产；一方面，他又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例如民主与科学的影响，而加以融会
贯通。在《达化斋日记》中，多处说到王船山，例如说：“吾国人不惑于风水之说
者鲜矣，虽朱子犹惑焉。近世如魏默深、曾涤生、郭筠仙、刘霞仙，皆有此迷信；
船山独卓然不惑，力排五行术数之说，此其所以为卓绝也。”（1914年6 月25日）
“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
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谓狭义之民族主义不复如
前日之重要，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
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1914年6 月24日）当时
能够把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从反满发展到反对帝国主义，不能不说是杨昌济的远见卓
识。



    他教书不是照本宣科，往往将自己的心得，如《论语类钞》和《达化斋日记》
中的有关篇章，向学生讲解，以启发学生触类旁通，独立思考。《达化斋日记》里
记下了一次讲课的内容：“余尝教人以有胜于无，动胜于静，乃是为太无作为之人
而立论；其实有为固不易，有不为亦不易。社会时时要求我做事，欲拒斥其不合为
者，非有十分之果断与定力不能。船山尝言：‘动固动也，静亦动也；动则使静者
动，静则使动者静，皆非用力不可。’此说正与力学惯性之法则相合。”（1915年
3月17 日）杨昌济征引王船山的意见而加以发挥。这种动静观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影
响，他完全赞成杨昌济的“动胜于静”的观点。杨昌济自己多年实行冷水浴、静坐、
废止朝食三种健身法，毛对后两种则并不盲从老师。他在1917年写的《体育之研究
》一文中说：“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
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愚拙之
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好动，强调运动和斗争，不仅在哲学观点上，后来几乎
成了毛泽东性格的一部分，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达化斋日记》中常见对谭嗣同的推崇。日记里回忆了当年同谭的接触：“谭
复生于戊戌年在湖南创立延年会，其命意在于省去无谓之应酬，以所省出之精力时
候读书办事。谓计人寿命之修短，不以其年龄之多少，而以其做事之多少；如做事
多则虽中年亦可云寿考，如做事少则虽耄耋亦可云夭亡；省去无谓之应酬，则人人
可多办事，人人延年益寿矣，故曰延年会也。”（1914年6 月2 日）“戊戌岁曾在
南学会发一问（如何理解‘天地之大德曰生’）。谭复生答云：‘于圣贤微言大义
晦盲否塞之秋，独能发如此奇伟精深之问，此岂秦汉以下之学者胸中所能有哉？兹
事体大，余亦何敢论断，总之以民为主，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为是，则头头是
道，众说皆通矣。’”（1914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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