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服曾文正”(4)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
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
贱役，皆以兄弟呼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
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
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
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以保卫名教作号召，动员士大夫阶层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参战。治军
最重视精神教育，以传统的封建文化纲常伦理陶冶维系军心；以忠义血性、亲子师
友关系用将带兵，将用人权与军、政、财权合一，开近百年军阀专制的先河；并仿
照戚继光练兵成法，习劳忍苦，层层统属，一扫清朝八旗、绿营旧制陋习，终于赢
得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一场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一场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
战争，被曾国藩说成是一场维护名教，也就是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战争了。毛泽东
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是看到了这一点的。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
所讲课时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
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①  这时他是站在同情
太平天国革命的立场上，为太平天国总结历史教训的。

    曾国藩的军事活动经验，对后来毛泽东的战争生涯也不是毫无关系的。大家都
知道的，另一位有名的湖南人蔡锷，于1911年编有《曾胡治兵语录》，就是一本毛
认真读过的书。毛泽东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取得反围剿战争胜利时，左倾教条主
义者曾经嘲讽过他，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不过是把《三国演义
》、《孙子兵法》当作现代战略；并且说，《曾胡治兵语录》乃敌人蒋介石所专有
的东西。因为蒋介石也是一个极其崇拜曾国藩的人。关于曾国藩的治军打仗，非本
文探讨的范围，这里介绍两个例子，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曾国藩治军以“禁骚扰以安民”为第一义，列于《劝戒营官四条》的第一条。
《曾胡治兵语录》“第八章仁爱”中有曾的这样一段话：“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
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咸丰八年，曾在江
西建昌大营作《爱民歌》，长500 余字，表示了他何等重视军民关系：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
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
凡事都要让一步。”“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
掳人当长夫；一个被掳挑担去，一家吓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
枯。”“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另一个例子是，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曾国藩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制胜之道，
实在人而不在器。”①  曾国藩遵从戚继光的遗教：“练兵之要，首在练将”，而
“练将”首在具有“忠义血性”之“将德”，这样，“才堪治兵”、“不怕死”、
“不急急名利”、“耐受辛苦”四者，方能相从并得，驭兵制胜。他认为带勇之人
要懂得谋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从实际出发，不拘泥书本，不因循旧法，
择善而从，灵活变通。他从《孙子兵法》等古代兵法总结出一套战术原则，如以主
待客，后发制人；奇正互用，虚实结合；集中兵力，以十攻一，等等。并撰写通俗
的《陆军得胜歌》等，使这些原则将喻兵晓。湘军攻陷南京时，兵员最多不过十余
万人，而太平军人数最多时达五十多万人。



    从人民军队的本质出发，后来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说明他一开始战争生涯，就极端重视建立良好的军民关系：“军民团结如一人，试
看天下谁能敌。”众所周知，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在战争中，人的
因素第一，比武器的因素更重要。当然在本质上，重视军民关系与重视人的因素，
曾国藩是从维护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出发，他杀人如麻，从不手软，自称“勿以杀
人多为悔”，却又侈谈佛祖慈悲。所谓“爱民”，也不过是“理学家”的一种虚伪
而已。但作为治军之道，曾国藩显然比他的后辈私淑弟子蒋介石要高明得多。

    这里只是就现在笔者手边的一些资料，从治学方法，探求本源，修养之道，勤
俭刻苦，文章气象，直到带兵打仗，等等，以说明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中，就为何
“独服曾文正”这一点作些说明。从这个侧面也可看到，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
中国人，没有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作养料（包括曾国藩的言行），就产生不出他这
样一个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的伟大革命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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