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国忧民的“时事通”(2)

    这里说的“二十一条”，是指日本政府为了独占中国提出的一项无理要求。日
本政府看到当时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方酣，西方列强卷入战争，无力顾及亚洲
事务，同时袁世凯正准备称帝，需要得到日本对帝制的支持，日政府以为要挟中国
的时机已到，于是以解决中日间的悬案为名，向中国提出一系列的侵犯中国主权和
利益的无理要求。这些要求共计二十一条，内容包括日本在山东、东三省南部和东
部以及内蒙古的特殊权利；把已有日资渗入的汉冶萍公司变成中日合办的企业；中
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聘日本人为中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
等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合办军械厂；给与日本一些铁路的建造权、一些矿山的投
资优先权，等等。总之，这简直是战胜国对战败国提出的条件，日本几乎把中国看
成独占的殖民地。袁世凯政府一方面害怕日本，同时也害怕让步太多会激起国人的
反对，因此谈判的进展很慢。1915年5 月7 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
复。5 月9 日，袁世凯政府屈辱地接受了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反抗，以
为奇耻大辱。第一师范教员石广权愤而将此事始末及日本侵华数十年史实，并灭亡
朝鲜惨状、越南亡国惨状等，写成7 篇文章，附录有中日贸易比较，辑成一书，由
学校学生集资刊印，书名《明耻篇》。毛泽东读了这书，十分激动，他在书的后面
写了跋语：“此文为第一师范教习石润山先生作。先生名广权，宝庆人。当中日交
涉解决之顷，举校愤激，先生尤痛慨，至辍寝忘食。同学等集资刊印此篇，先生则
为序其端而编次之云云。《救国刍言》亦先生作。”在封面上，毛泽东写下了四句
题词，表示了报国仇雪国耻的决心：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6 月25日，他寄了一本给友
人湘生，信中说：“又《明耻篇》一本，本校辑发。于中日交涉，颇得其概。阅之
终篇，亦可得新知于万一也。”1915年9 月，黎锦熙到北京教育部任教科书编纂处
负责人。由于筹安会为首者乃湖南湘潭人杨度，毛泽东担心黎受杨的笼络，于11月
9日写信给黎，信中以史迹为鉴，恺切陈词：“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
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如足下之事，乃至崇之业。然彼
方以术愚人，今反进以智人之术，其可合邪？收揽名士政策，日起日巧，有自欲用
天下之志者，乃反为人所用欤！元凯臣舜，服善也；扬刘臣莽，附势也。辨夫今之
为舜欤抑莽欤者，则所以自处明矣！北京如冶炉，所过必化，弟闻人言，辄用心悸。”
后来得黎的复信，知道原委后，于1916年12月9 日复信道歉：“去冬曾上一函，所
言多不是，得书解责，中心服之。前之所言，诚自知其不当。……事务之官，固不
同乘权借势之选，而兄之所处，不过编书，犹是书生事业，并事务官而无之，于进
退之义何有，此弟之甚妄言也。”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南北对峙，湖南当军
事之冲。北洋军阀盘踞湖南以制两广，南方军阀则以湖南为北进枢纽。十多年中，
南北军队来来去去，湖南战祸兵灾几无宁日，学校常成为驻兵之所。毛泽东在第一
师范读书时，亲身经历了军阀混战多次蹂躏。这种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局势，自
然使他更加关心时事，议论政局。



    1916年5 月29日，曾经最热衷劝进的湖南督军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并
电促袁世凯引退，袁阅电昏厥，几天后死去，世称此举为“送终汤”。黔桂湘联军
旋即进入长沙，将汤芗铭逼走。6 月26日，学校放暑假，第一师范内驻有广西部队，
毛泽东离校返家乡，夜宿银田寺，当晚给萧子升写信，述一路见闻：“近城之处，
驻有桂军（按指广西督军陆荣廷宣布反袁独立后的入湘部队），招摇道途，侧目而
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证以校内所见，信乎两粤赌风之
重也。七里铺、姜畲一带，有所谓护国军二股：一苏鸣鹄所部，约千二百人；一赵
某所部，数略同。联手成群，猬居饭店，吃饭不偿值，无不怨之。细询其人殊觉可
怜，盖盼望给资遣散而不得者也。其官长亦居饭铺，榜其门曰某官，所张檄告，介
乎通不通之间焉。”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约法，重
行召集国会，段祺瑞任内阁总理，控制北京政权。于是南方的军务院于7 月15日宣
布撤销。毛泽东这时对政局的看法近似梁启超，赞成拿办筹安会8 名帝制要犯，但
是颇厌恶南北分裂局面，尤惧内乱不已，因而反对种种暴力行为，希望大局早日安
定，认为北京政府统一全国是可行的。7 月18日致萧子升信中，表示了对汤芗铭的
同情，认为汤在湖南3 年，以严刑峻法为治，秩序整肃，治军也纪律严明，此次
“筹划独立，尤具苦心。”“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
今现象益紊也。”此信很是为汤辩解，却不去注意汤芗铭督湘3 年，斩杀党人政敌、
无辜百姓达17000 余人，被湖南人称为“汤屠”的事实，同当时舆论颇不相同。这
大约是因为青年毛泽东此种对时局的看法，包括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尚未摆脱梁
启超等人的影响。当年维新派包括康梁和严复等，同孙中山革命派的分歧，不仅在
帝制问题上，如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也根本不同，他们害怕法国大革命那种暴力革
命，长期“内乱不已”的局势。当年毛泽东显然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对汤芗铭的看
法，他后来有了改变。1920年，他签了名的宣言《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说：“前
督汤芗铭屠戮人民，搜刮财物，湘民久已含愤莫伸。”（这个《宣言》如不是他的
手笔，至少是他参加起草的）这就同当时舆论一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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