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原理》批注

    1950年9 月下旬，周世钊应毛泽东邀请去北京之前，第一师范同学杨韶华将20
年代初在清水塘借阅的一本《伦理学原理》，托他归还毛泽东。杨在扉页上写了一
段话，说：“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同学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
镜当时思想之一斑。”由于知道我很关心毛早年读书生活和活动情况，周世钊启程
之前，特将此书交我一阅。我打开书来，真是大吃一惊：密密麻麻写了那么多批语，
是这样用功读书的呀！此书在我手上只能停留3 天，即使能通读一遍，也来不及消
化，于是托人将原书凡有批语的部分全部拍照，并放大成原书模样。我知道此书一
进中南海，今后就再难以见到了。照片中有一部分批语，由于原字体太小，模糊不
清，有的用放大镜也难断定。见到这本书之后，是最早促我写出《早年毛泽东》
（初版名《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本书的一个原因。1952年用一个月时
间完成初稿时，我并没有将这些“批语”消化好，关于此书及其批语，我作了这样
的介绍：

    杨昌济教授伦理学，采用的课本便是这本《伦理学原理》。当时多数同学对于
哲学不感兴趣，听课甚不专注；唯有毛泽东等少数人，用心听讲勤作笔记。他极爱
读这本书，曾根据其中一些论点加以批判和发挥，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被
杨先生大加称赞，打了100 分。这本书共约10万字，他一共写了12100 余字的批语。
全书还逐句用墨笔加以圈、点，打上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是用工整
的行楷写在天地头空白处及行距间，小者如7 号铅字，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楚。批
语最多的是第四章“害及恶”、第五章“义务及良心”，共5900余字；次为第六章，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约1500余字；再次为第一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
解”，约为1100余字。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毛泽东抒发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
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的各种批判与引申；少部分是对原著的简要的赞同语
和章段的提要。凡原著中合乎自己观点的地方，不论唯物或唯心，必浓圈密点，眉
批则往往有“切论”、“此语甚精”、“此语甚切”、“此说与吾大合”等语。对
原著的否定与怀疑之处很多，常见这类批语：“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
甚当”，“此处又使余怀疑”，“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完满”，等
等。其中许多地方联系到中国的历史，墨子、孔子、孟子、宋明理学、王船山、颜
习斋、谭嗣同、梁启超诸家思想，以及五四运动前夜的国事与思潮。总之，处处充
满着追求真理、真知和改革国家社会的精神。

    限于自己的学力，当时对这些批语的特点，作了这样几点概括，简意如下：

    一、重视“个人有无上之价值”，“发达个性”，强调个性解放，从“无我论”
到“唯我论”，即强调“个人精神主义”。

    二、对于原著赞誉对外界的“抵抗”，强调“善恶相竞”与人类进步的关系，
常予以发挥。

    三、极端重视思想和知识的作用，要用哲学这个“大本大源”来改造世界；追
求变革旧传统的新思想、新观点。

    四、同时又重事实，重现在，尤重实行。

    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书中进化论的观点，以及谭嗣同、《新青年》所倡
导的进步学说得到的启发，批语中已开始初步掌握了辩证法。

    由这些批语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何等醉心于哲学的研究，探求哲学的基本问
题，以其特出的博学、钻研和实践精神，在思想上已有新的收获，远超出当时一般
进步知识分子的水平。



    20多年之后，我写的这本书的第二版（书名《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1980
年版），新增加了“思想方向”一章，其中内容主要是详细分析《伦理学原理》批
语中主导的思想观点。这项工作是“文革”前在一个下放的偏僻山区做的，那些保
存下来的照片，“文革”初期全部被北京来的知情造反派强迫搜走了。此书第三版
改名《早年毛泽东》，这一章我又作了一些增订。关于《伦理学原理》批语和毛泽
东早期哲学思想，现在已出有好几种专著，报刊上有关文章也很多。这里要谈的只
是毛泽东当年的读书方法，即他读书时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从批语中举一些例
子来作说明。

    毛泽东从周世钊手中收到这本书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
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
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
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毛泽
东读书从来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喜欢作批注。他早年批注过的这本《伦理学原理》，
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
部分。日本学者蟹江义丸将该书的“序论”和第二篇“伦理学原理”译成日文，冠
以《伦理学原理》书名出版。泡氏哲学观点是二元论，伦理思想特点是调和直觉和
经验、动机与效果、义务和欲望。蔡元培从日译本译成中文，1909年10月由商务印
书馆出版，此后多次重印。蔡元培在序言中指出：“蟹江氏之译此书也，曰取其能
调和动机论与功利论两派之学说，而论议平实不滋流弊也。今之重译犹是意也。”
杨昌济将这书用作修身课的教材，只教了原书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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