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研究会和邵飘萍蔡元培的影响(1)

    1918年8 月，毛泽东到了北京。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李大钊。10月，他到李大
钊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因而有机会接触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
独秀。毛后来在同斯诺追述往事时，又这样谈到他同陈独秀关系：“那时我在国立
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五四”运动后不久，陈独秀因
散发传单被捕。那时毛泽东正在长沙积极筹备出刊《湘江评论》，于是他就在创刊
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两千多字的长文，历述陈被捕经过及各方营救
情况，并记入章士钊致北京政府毋兴文字狱的长电。然后说：“我们对于陈君，认
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
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
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
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
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
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
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
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
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陈君
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
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
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
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在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中，以如此崇高的赞颂给予一位在世的人，是找不出第二处了。
从这篇文章中还可以看到，陈独秀的文章给他留下了多么深的印象。这里，他转述
了陈发表在新青年》第6 卷第1 号上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 月15日）
中的意思。陈独秀在那篇文章中说：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
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
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
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 ）和赛因斯（Science ）两位先生，才犯了
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
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
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
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
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在文章里，陈独秀
还表示了他义无反顾的坚定决心：“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
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毛泽东文章中说的另一点，引自陈独
秀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 月8 日）上的《研究室与监狱》。陈独秀
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
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
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似乎是谶语。此文发表之
后3 天，陈独秀就入了监狱。

    1919年12月下旬，为反对皖系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残暴统治，毛泽东等领导的
湖南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同陈独秀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交谈。他们还讨论了工读
互助团的问题，这是五四运动后，得到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支持的少数进步
青年的一种新组织，实行半工半读、互相协助的新生活，但因空想的成分太多，脱
离社会实际，不过昙花一现，很快就结束了。当时毛泽东对此也是发生兴趣的，同
他的“新村生活”想法相通。陈独秀于1920年2 月回到上海。上海工读互助团在《
申报》3 月5 日刊登的《募捐启》，陈独秀、毛泽东都列名于上。毛泽东在北京停
留期间，为驱张的活动很多。这时，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已认定，解决中国问题必靠
马克思主义。这当然给毛泽东以影响。毛自己也回忆到，这时，“曾经迅速地朝着
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1920年5 月，
毛泽东第二次到了上海。那时《新青年》社已从北京迁来上海，社址在老渔阳里2 
号，陈独秀住在这里主持社务。毛在这里又见到了陈。他们商讨“改造湖南”的问
题，也谈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关于这两个方面，后来毛这样告诉斯诺：



    “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
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
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是指自治。我
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
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励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
’的坚决拥护者。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
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1920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探讨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同年4 月，
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杨明斋到达中国，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毛同斯诺的
谈话，没有提到在上海同陈独秀谈到建党的问题，从后来的事实说明，陈肯定向这
个“可敬的湖南青年”谈到建团和建党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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