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在唱歌(2)

    我一直住在医院里，医生运用了各种措施也没能把我的血压降下来，最后只好
动员我剖腹产。我想起住院当天邻床的产妇刚做了剖腹手术，她向我描述手术怎么
怕人，而她丈夫更形象地比喻说剖腹产就是医生当上了东洋鬼子，在病人肚子上劈
一刀。我吓坏了。死活不答应剖腹产。可正月初五（2 月10日）晚上，我不小心摔
了跤，当时医生们把抢救设备都拿来了，还说胎心没有了。这下我吓坏了，要是孩
子死在肚子里我也不活了。于是强烈要求剖腹产。可那医生一脸认真样吓唬我：
“你现在才想到剖，来不及了！”说完就走了。直到第二天下午三点才通知我家属
手术。

    天哪！这漫长的十几个小时，你都想不出我怎么过来的。开始老想着大夫说的
胎心不见了，我就憋着呼吸死劲听，我的蟋蟀的歌声真是再也听不见了，死一般的
安静，然后觉得漫天漆黑，伸手见不到五指，然后，我又意识到了，自己又掉进那
种状态里了……

    据说护士在术前、术后给我注射过镇静剂。但术后镇静剂还是没能镇住我亢奋
的神经。回病房后，我不吃不睡成了神仙，整日兴奋地聊天，与相识的、不相识的，
甚至还常常跟护士开玩笑，一天夜里，实在睡不着，听见护士办公室里叽叽喳喳的
声音，开始用棉花塞耳朵，还不行，我就跳起来痛骂……

    这些都是家人后来告诉我的，据说我还做了不止这几件蠢事。但开始时医生并
不知道是病态，一直到后来我已经闹得不像样才发现。可我一点也记不得。我第一
次感觉有记忆，清醒时，是明明觉得又听到蟋蟀的歌声。好听呀，我的孩子又有胎
心音了，我高兴得直叫，可家人告诉我说：孩子从你肚子里取出了，孩子出院回家
了。我就哭闹着要回家，要见孩子，我不能让别人抢走我的孩子。

    后来，出院后又住院。

    最后一次彻底清醒的那个夜晚，我又听到了蟋蟀的歌声。是她一次一次唤醒了
我。你说奇不奇？

    蟋蟀的歌声就是我孩子的歌声。我一直这么认为。现在有她永远陪伴着我。我
不再会坠入那种可怕的状态里了。

    同事曾给我讲过一位孕妇患精神病的过程。她是在孕后期发作的，说什么也要
流掉肚子里的孩子。她偷吃药、还跑到山丘上跑、跳，想尽各种办法折磨自己的身
体，以达到流产目的。

    丈夫百般阻拦，开始也并没有怀疑她精神上异常，只是特别不解：孕初期她不
是满心欢喜要做母亲吗？令丈夫特别绝望的是，任你怎么劝阻，她就是沉默。在沉
默中对自己身体施暴。丈夫只能寸步不离。好不容易熬到生产，她已神智不清。最
后一边剖腹产下孩子，一边急送精神病院。

    后来才知道，产妇孕后期一直怀疑自己丈夫感情有外遇，才使她想流掉孩子。
当然事实上丈夫并没有外遇，她也很快治愈了。

    斐然的生育经历与前面的孕妇刚好行为相反。她总是害怕孩子被人为流掉，本
能地、下意识试图保护孩子。其实她真正的恐惧是源于她的情感和婚姻生活，没有
提供给她应有的归属感。她一直惶惶地漂泊，一直没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屋檐。

    精神疾病的发作是有内因的。我不认为生产本身是内因。女性从开始280 天的
孕育起，怀胎、负重、担忧交织的路途、血汗泪与剧痛夹杂的产程，当身体产生剧
烈的变化，不可避免使孕妇心理造成错综的交集……这是自然的，也是正常孕产妇
心理能够承受的。

    而不堪承受生命之重的孕产妇，却在内心的一片原始森林里背着十字架独行，
她们踏上的是一片甚至连飞鸟的足迹都闻所未闻的雪原（伍尔夫论生病语）。遗憾
的是，把她们推向这条路，给她们架上十字的，许多时候是来自她们的亲人和家庭。
她们往往以各种面孔的期望、关怀等等，令孕妇产生焦虑、恐惧、意识不集中及各
种身心病症。

    当然往深处说，是由于社会文化的设计。女性因长期遭受心理与性别角色的压
力，使之易在精神疾病方面出问题。比如，统计中能看出，男性病以酗酒、人格异
常、犯罪、自杀居多。而情感性精神病患以女性为多，且多属于内隐而自苦的。

    将精神忧郁的“内隐”转化为“外显”，使孕妇身心压力有可倾诉、可交流的
途径和对象，丈夫及家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将“自苦”升华为“喜乐”，则要看孕产妇的第一基础，即身体与精神的健康
饱满。

    怀孕、生产是人体的巨大工程，是女性生命里肉体与精神共同奋斗的一场硬仗。
面对挑战，女性对自己的“基础”了解多少？是否有充分的身心准备？而作为一个
家庭，在这样特殊的时期，丈夫是看客还是参与者？这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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