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中产阶级报告

                    城市文化与中产阶级的精神理念(2)

    公共建筑与城市空间

    在中产阶级认同的建构中，文化形式与文化实践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城市
的进步（公共建筑和城市空间）代表了城市的想象，而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市民则可
以改变两者的状态。第一，城市文化被当作城市及其历史和意义研究的主要资料。
第二，城市空间的使用作为文化控制的一种手段，包含了公众行为和市民的独特理
念。它们集中表现在19世纪城镇的建筑和开放空间上，这本身便代表了中产阶级男
性精英这一“私人”群体对“公众”区域的“所有权”。中产阶级对“公众”区域
占用的文化表达有多种方式。各种学术社团的雕像和肖像、城市仪式礼节和会议，
都发生在这些公共建筑里，且被当地传媒大量地报道，这说明了中产阶级男性精英
们为了相互间的认同以及阶级身份、权威和权力的稳定，将公共建筑当作舞台在利
用。

    19世纪末的建筑，虽然是由建筑师和设计师们共同实施完成的，事实上却是城
市及其市民一定理念的表现。而且，城市建筑的作用还在于将精英人物从普通人中
隔离出来，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那么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精英们是如何通
过城市这一特殊的文化载体，来体现他们的精神气质呢？

    考察各个城市的市政府报告，我们不难发现，但凡要进行城市建设或改造的时
候，总有许多方案难以定夺，总有很多意见难以平衡。利物浦和伯明翰就是两个很
好的例子，从1858～1883年间，利物浦市政府收到不少于9 份城市建设的提案；而
伯明翰对于城市建设提案的争吵自1860年就开始了，并且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
标志性建筑物的设计与建造更是无法统一，因此，许多城市都倾向于将这些建筑物
的建设权交给那些有经济实力的市民们去完成。这样既可省去定夺方案的麻烦，又
可以节省财政开支。我们可以看到，伯明翰的艺术馆、博物馆、慈善机构等就是制
造业主、律师等人捐赠的。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城市的建筑，总是与
中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19世纪末，市民普遍认同这样的城市文化：男性气质的、理性的、积极的、
自强不息的、体现知识的，尤其是要能够体现艺术性和科技性，这实际上也是商业
与制造业人士所推崇的文化品味。许多中产阶级男性精英把城市文化团体当成自己
社会舞台的延伸，以便相互交流，巩固他们自己的阶层或群体认同。其他社会群体
可以自由参与，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其他社会群体只能作为一般公民身份旁听讲
座，而讲课的人则是中产阶级。

    19世纪后半叶，有关城市文化建设中的新论调依然不能自圆其说，尽管它强调
了城市建设在于展示人类美好本性，并试图调和现代与古典、精神与实用的矛盾。
这项争论的主导者是精力旺盛的城市文化的倡导者，他们绝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精
英——商人、制造业主和职业人士——为了反驳人们认为他们没有文化修养的观点。
他们当然也要驳斥马修·阿诺德的谴责。阿诺德认为：中产阶级想要文化和自尊，
也想拥有理念，并试图以一整套与商业和制造业有相关意义的理解进行说教。M  
Arnold,Culture and Anarchy and Other Writing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20～21这种争论向我们展现了一系列关于城市的符号、意义和
价值的象征，对于这些符号、意义和价值的象征，其他社会群体当然可以作出另外
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而言或许也是一种选择。然而城市的统治阶层掌控着
文化机构，他们凭借着文化机构进入市民的公共生活。不管怎样，城市文化的创造
过程，就是不同阶层相互调适而共同生存的过程，一切存在着的都是合理的。 

    城市广场的权力象征

    一个城市的布局和城市的空间结构形象地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比如，
广场是城市空间布局结构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挪威建筑历史与理论学家诺伯格·
舒尔茨认为，广场是城市结构中最明确的因素，从古到今，广场向来都是城市的心
脏，只有来到城市的主要广场才算真正抵达城市。城市广场不仅仅是人们生活和活
动的空间场所，它还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
场所之一，既是城市社会文化形态的建构，同时也在建构城市的社会文化形态，不
仅可以展示一座城市的性格，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
精神特征。在英国城市广场的发展历程中，便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作为财产的所有者、创造者、投机者，建筑师和议员——城市男性中产阶级在
很大程度上已成为都市新风景的代表。在城市改造中，中产阶级精英获得了认同，
强化了精英们作为“我们的代表”、“我们的商业领袖、资本家和公众人物”的地
位。

    1835～1845年间，曼彻斯特中产阶级精英开始陆续把自己的仓库往城市郊区转
移，由此开始了城市空间的扩大过程。由于中产阶级的活动中心向市郊转移，这就
使得原先的城市中心变得寂寞而空旷。城市精英们通过程序化和仪式化的方式，通
过道德的宣讲，试图继续控制着城市的文化，保持对城市中心的控制。

    19世纪中晚期进行的城市改造过程，体现了文化与政治结合、文化与道德的结
合过程。比如，19世纪50年代在市中心建立的纪念碑和市政厅，其象征着城市中产
阶级的集权统治。在伯明翰的张伯伦广场上，自19世纪70年代起，陆续建立了市政
厅、自由俱乐部、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和其他一些教育设施，这些以政治和文
化为概念的建设，规模空前而建筑华丽。在曼彻斯特的艾伯特广场上，19世纪60年
代起陆续建造了艾伯特王子的纪念馆和纪念碑，以及一些远古时代的自由英雄的纪
念物，这说明了死寂的、空阔的场地是如何借助道德权威和城市美德被重新塑造并
加以利用的。



    城市中的广场建设拥有众多象征意义，而非仅仅是当地的一道风景。历史学家
RJ莫里斯和理查德·罗杰研究了乔治广场和建于1883年的格拉斯哥的市政府大
厅，描绘了人们对其成为城市象征的认知程度：“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到贸易协会
的领袖，无人不知乔治广场象征着一种城市权力的呼声。”R  J Morris and 
R Rodger, “Introduction”,Morris and Rodger (eds ),The Victorian City(London: 
Longman,1993),p 9 城市广场和开放的空间成为19世纪城市文化中一道高度形
式化的仪式，这种仪式包括各种庆典活动、社会名流的葬礼，以及自由党和保守党
的游行等。1877年，曼彻斯特市政府大厅的开放庆典，以及1833年伯明翰为约翰·
布赖特举行的生日庆典，都具有这样的暗示意义。类似事件具有高度情景化安排的
特色，让权力（包括大众权力）在有秩序的和戏剧化的表演中得以体现。 

    当然，这些仪式的产生有着广泛的政治背景与城市空间背景，包括19世纪中期
之后10年间的城市改造，以及公共生活中城市权力视觉认同的创新。在这个政治空
间里，仪式和符号是中产阶级证明自己的认同，并定义其自身与现代城市关系的两
种关键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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