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界定：客观存在与主观建构(2)
而新中产阶级被现代化过程中的规模化、集团化、科层化纳入到依附性地位之
上，具有更大的依赖性，“而在科层制度对自由和理性的种种巧取豪夺之中，白领
们则不过是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巨大的权威链条上的可替换的一环”。Ibid, p
xvii同时，“从消极的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
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则是从财产到新的分层轴线——职业的转变”。Ibid, p
65也就是说，新中产阶级只是名义上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所指代的对象已经
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所以，这实际上也是研究视野与界定标准上的变化。 虽然
日本同属东亚国家，但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一，日本的现代化道路或者说社会
结构的变迁显然与东亚其他国家不同。虽然傅高义的研究始于30年前，但当时日本
的发展达到了与韩国90年代可相比较的阶段。也就是说，韩国是在90年代才达到了
日本30年前就已经大概达到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但不同时期两个社会的中产阶
级的出现与发展仍然难以等同，莱特的《追求地位：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的形成》
一书是目前为止的所见到的对韩国中产阶级进行深刻分析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著
作。在这本书中，作者对韩国中产阶级的界定走出了以往研究西方中产阶级的局限，
进行了新的定义与解读。作者在韩国所见与傅高义在日本发现的大相径庭。正如作
者指出的，工薪阶层在韩国并没有在日本同样的重要性，在当代韩国背景下沿用将
中产阶级两分为旧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的老方式存在困难。
通过使用布迪厄指出的消费或生活方式同生产方式一样决定着阶级的实用历史
主义的方法，莱特试图提出一种较为圆满的、有特色的韩国城市中产阶级模式。联
系韩国社会的特殊历史背景，在综合了客观和主观标准之后，作者研究中的韩国城
市新中产阶级指的是“所有在韩国有中产阶级地位的人，而不管他们的职业如何”。
Lett， DPotrzeba，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 s
“New ” Urban Middle Class(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4 ～5 在这里，
“中产阶级地位”不是一个有明确界限的绝对的类型。虽然有些人的中产阶级地位
是无可争议的，仍有一些人的中产阶级地位是有过争议或者还存有异议的。韩国人
自己用诸如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和职业等基本标准对中产阶级和上中产阶级作了区
分。另外。这种区分常常、但并不总是与中产阶级地位是否基本由拥有文化资本如
教育取得或者是否基本由拥有经济资本如财产取得有关。当然，这些标准之间不是
相互排斥的。正是通过与职业、家庭、教育和婚姻相关的特征群体的展现，他们获
得了中产阶级地位。通过这样的定义，作者对研究对象做了限定。“这是韩国城市
中产阶级的分析，尤其是1990年代汉城大都市区的中产阶级。因此可能被看作是中
产阶级的农业工作者不是本研究的对象。体力劳动者即使是熟练的也不被看作是中
产阶级，不包括在内。另外，与社会学的习惯相反，那些小型的企业主，如果他们
的家庭挣不到足够的钱以维持韩国人自认为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自60年代以来
稳步增加的生活标准——的话，也不能包括在内。在整个系谱的另一端，政治与军
事精英也被本研究排除在外。企业创始人和他们的亲戚——诸如幸运金星（LG集团）
公司的经理们也不在研究之列。无论如何，包括在中产阶级之内的都不是贵族亲属
的经理们，不管他们的生活水平多高。最后，白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政府部门
和企业的专职人员以及至少过着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中小企业主被视为本研究的对
象。”Ibid， pp 5 ～6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