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战役
1966年3 月底，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提出“向中央进攻”的方针。
为什么要“向中央进攻”呢?
在毛泽东看来，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
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他们的代理人。因
此，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开展一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炮打司令部
1966年8 月1 日到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
这次会议，是在党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按照八大通过的党
章规定，党的中央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开两次会议。可是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
则受到破坏，在党的十中全会过了近四年之后，才开党的十一中全会。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继续得到发展，他以个人领导取代了
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按照当时的说法，通过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的最高权
威，进一步巩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击败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定了最坚决、最忠诚、最彻底执行毛主席
革命路线的林彪同志为全党的副统帅”。
8 月2 日，刘少奇到他的联系点北京建筑工业学院讲话。谈到工作组问题，
他说：“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
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
8 月3 日，刘少奇在各大区负责人会议上自我批评，检讨自己“跟不上形势”，
对于“文化大革命”，“仍然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8 月4 日，刘少奇对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工作组讲话，检讨说：我们共产党人
也不知不觉地镇压了学生运动。我们这样做，肯定要失败……
8 月4 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尖锐批评说，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
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
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
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说反对新
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
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
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
专得好!
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
蛇神，在座的就有!
毛泽东的讲话，使与会人员十分震惊。尽管他在会上说过：“党外无党，帝
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要允许人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但实际
上他对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已经不是“治病救人，”而是无限上纲，萌发了“残
酷斗争”!
参加党的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141 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
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
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共47人列席了会议。根本不是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曹轶欧、
聂元梓等人，都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等人，却没
有参加会议。
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刘少奇、李雪峰等人相继检讨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
对刘少奇的检讨，毛泽东很不满意。8 月5 日，他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写了
直指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
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
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
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
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
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
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
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写在6 月2 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
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边角上。
当天，毛泽东的秘书把大字报用毛笔抄写在两页信纸上。毛泽东亲笔改动了
几个字，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面注明时间是1966
年8 月5 日3 时。
8 月7 日，这张大字报印发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同志。会议的气氛更加紧
张。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在小组会争相发言，指名攻击刘少奇。原来曾是刘邓
大军的谢富治，马上改变面孔，转过头来，猛攻他的首长邓小平，成为小组会上
唯一攻击邓小平的人。
8 月17日，《炮打司令部》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经过红卫兵辗转传
抄，迅速传遍全国。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一个“炮打”中央各级党政部门和各省市
领导机关的狂潮。
8 月6 日，毛泽东在他写大字报的第二天，指示秘书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
火速来京。在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下，林彪乘专机回到北京。
林彪一回北京，马上在8 月8 日晚接见中央文革成员。他宣布“这次文化大
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他说：要在运动中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
要使他们的威信扫地。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
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8 月8 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即《十六条》) 。
《十六条》指出：这场革命的任务是：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
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
层建筑。并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
要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在1964年《
二十三条》中也曾明确提出过。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再次“把1964
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刘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向外公布了。
从信任、分歧到打倒
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种分歧，是经过逐渐演变而公开化的。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看法，经历了信任、怀疑、警觉，到一棍子打死的几个时
期。
我熟悉的原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同志出狱后，曾在北京医院对笔者
说：“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是有历史根源的”。
张子意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搞农民运动。1931年任中共湘赣
军区政治部主任、红六军政治部主任、参加过长征。1937年底到苏联莫斯科东方
大学学习，1940年回国经新疆被反动军阀逮捕入狱。1946年后任中共晋绥分局副
书记、代理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他对党的
历史十分熟悉。
1939年7 月8 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演。
后来，这个讲演同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等，被列为《整风文献》。
在四五十年代，毛泽东多次赞扬并大力支持刘少奇的工作，并且在不同场合
提出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1941年9 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称赞刘少奇同志是我党在国民党
区域工作的“正确的领导人物”，他说：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
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
为之证明了。
1945年4 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指出：“刘少奇同志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的代表。”“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
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
1945年4 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
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做完整的概括和深刻的阐述。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第
一次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
1953年12月，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的主张，由刘少奇主持
“一线”工作。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活动，诬蔑刘少奇有“圈圈”。毛泽东明
确指出，刘少奇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要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关
于增强党的团结》的政治报告。
1956年党的八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大会上，毛泽
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当选为副主席，名列四位副主席之首。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他在向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通报中国党的
情况时，说他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赫鲁晓夫问：谁将接替呢?
毛泽东回答：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接着，
毛泽东扳起指头评价说：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
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加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和声望，都完
全具备条件。
1958年底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再次在不同场合说过：我的接班
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
1959年，毛泽东主席本人提出：我不能再做国家主席，我应该退到后台去了，
让别人干。
经党中央讨论和毛泽东同意，1959年4 月28日，刘少奇被第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政治分歧，是随着毛泽东“左”倾错误的发展，逐步扩大
起来的。
1958年毛泽东提倡的“大跃进”运动，历时三年，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沉
重的灾难。
1961年5 月，刘少奇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湖南炭子冲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到
灾难的严重情况。
1962年1 月11日至2 月7 日，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
议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所犯错误的经验教训，
纠正左的错误。
刘少奇认为，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
他经过亲自调查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
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尽管如此说，他对刘少奇的话却很不满
意。
林彪的讲话则是别有心意。他为骗取毛泽东的信任，掩盖真相，大肆吹捧说
：“凡是按主席指示办事的，我们就胜利，革命就发展；凡是我们违背了毛主席
的指示，革命就遭受挫折，事业就会受到损失。”对最近几年由“大跃进”造成
的困难，他说：“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
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
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林彪的弦外之音，就在掩盖毛泽东的错误。
这次会议，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作用，但对成绩和错误的估计上，中央
领导核心仍存在着分歧。
七千人大会以后，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他发现我国财政存在严重的赤字，
就提出当时是处于非常时期，应采取非常政策。他提议由陈云同志任中央财经小
组组长。同时，在政治上对1958年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搞错的干部给以平反，对1959
年反右倾受到错误批判和错误处理的同志，也大都平反了。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提
出不同意见。但后来实践证明，他是不满意的。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是右了，刮
了“翻案风”、“单干风”，带有资本主义复辟性质。
1962年9 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
讲、天天讲。他把刘少奇、陈云、周恩来的“采取快、准备慢”的形势估计，批
评为“黑暗风”。把邓子恢、陈云支持的“包产到户”，批评为“单干风”，把
彭德怀要求重新审查历史问题，批判为“翻案风”。毛泽东提出，右倾机会主义
就是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毛泽东的讲话，改变了会议原定的以经济
工作为主，变成了以讨论阶级斗争为主。
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主要讨
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关于运动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
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说法，提出运动的性质
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认为“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刘少奇不同意这个观点，特别是不同意“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的提法。他认为，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
解决什么矛盾好。
对此，毛泽东十分不满。他联想到这次会议刚开始时，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
邓小平出于好意，曾说过“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了”的话，产生了疑心。第
二天，毛泽东在会议上大发脾气说，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
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
参加会议的同志，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第一次公开冲突，十分关注。有几位
同志找刘少奇谈话，劝说刘少奇应主动向毛泽东检讨，不应该在毛主席讲话时插
话，并说，这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
刘少奇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后来他还在中央政治局的生活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但是毛泽东仍然不满意。他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的原则
问题。“基本上是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问题。”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对洛阳拖拉机厂的一个文件的批示中，认为党内
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
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他明确提出：“运动的重
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有在幕后的”，
“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他说，“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
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住了问题”。
1970年12月18日，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
治上搞掉时，毛泽东坦率地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毛主席把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看作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八届十中全会
公报说，“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
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炮打司令部》公开了党内领导核心的分歧。从此，作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同志被置于被批判的地位!
对这次会议，许多人想不通，思想上存有种种困惑和怀疑。连毛泽东在闭幕
式讲话中也承认：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
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
1967年5 月，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时又说：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
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
尽管思想不通，迫于形势和政治压力，一些人还是投了赞成票。会议批准通
过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杨尚昆中央候补书
记的职务的决定，对于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起了“前车之鉴”的示众作用。在
“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即使有不同意见，也都不敢讲，只好随大流了。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七人增
加到11人。常委中除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朱德、陈云外，
新增加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进了中央常委。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的名次
排列中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由毛泽东的所谓“亲密战友”林彪取代了
他。
原来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后面的邓小平，在江青找了林彪后，改排在
第五位。陈伯达排在第四位。江青不满意，说：“老夫子压不住邓小平，把陶铸
提上来! ”陶铸成了第四位，邓小平成了第六位!
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却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其他
原来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却都榜上无名了，报刊和党的文件都
不再提及他们的副主席职务。
林彪在8 月13日至1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在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
这就是“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宫，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
林彪的三条罢官标准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
罢官；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
林彪还在讲话中提倡盲目服从。他说：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
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次中央全会，通过了《十六条》，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并且确定了林彪
接班人的地位。至此，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内完成了组织准备和
程序。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巨澜，在全国开闸泛滥了。
阴谋与骗局
1966年12月18日下午2 时到4 时，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里，向清华大
学造反派司令蒯大富布置说：
“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
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
半途而废……”
蒯大富回到清华园，立即向“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们传达了张春桥的旨意。
19日，在蒯大富主持下，召开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公开
叫嚷：“彻底砸烂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 ”
1966年12月25日，“井冈山兵团”开始把“打倒刘邓大行动”的计划，推向
全北京市。
这天上午，寒风刺骨，沙尘弥漫，蒯大富带领五千余人，从清华园来到天安
门广场。然后，他又兵分五路，由广播车嘶喊着开道，分别拥向王府井、西单、
北京站、菜市口等地，喊口号，散传单，在北京街头到处贴满“彻底批判以刘邓
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从中央滚出去”“打倒刘少奇”等大字报、大
标语。
中南海造反派贴出诬蔑朱德的大字报，高呼“炮轰朱德”的口号，扬言要把
朱德及其家属“轰出中南海”!
1967年1 月6 日，蒯大富一伙排演了一场“智擒王光美”的丑剧。
这天，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放出谣言说，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从学校回家的
途中被汽车轧断了腿。刘少奇、王光美听后十分焦急，立即赶到医院，方知他们
被骗了。
王光美严肃地对一伙造反派说：你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
造反派的一个头头，望着头顶的天花板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
一月上旬一天，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刘少奇的家里，在院里、办公室里贴满
了大标语，在批斗会上，他们逼着刘少奇当场背毛主席语录。刘少奇镇定地说：
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写的内容是什么，当时的历
史背景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在当时起过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新创见，
这些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无论哪一篇
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解答。
造反派被刘少奇说得无言可答。他们喊叫一阵口号之后，哄闹着散去了。
1967年1 月13日深夜，住在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派秘书接刘少奇去谈话。
一见面，毛泽东就关切地问：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
接着，刘少奇诚挚地向毛泽东检讨了自己的错误，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自己
日夜考虑的要求。他说：
“一、这次路线错误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
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
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
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沉思不语，只是连续地吸着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建议刘少奇认真读
几本书。临别时，毛泽东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从两位老战友当面热诚友好的谈话里，刘少奇怎么会想到等待他的，会是更
加强暴冷酷的批斗风暴呢?
过了两天，中南海的一批造反派，又一次冲进刘少奇的家里。他们强迫刘少
奇、王光美站在一张独腿的桌子上，折磨侮辱他们。刘少奇迎着刺骨的寒风，镇
定地面对着乱嘈嘈的人群，响亮有力地说：
“我从来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候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
对过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
严酷的冬天里，也有春天的信息。1967年1 月16日深夜12点以后，周恩来打
电话给王光美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
听到这无限温暖的话语，王光美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的谢意。
17日清晨，中南海电话局的造反派闯进刘少奇的办公室，要撤他的电话。刘
少奇霍地站了起来，迎上去阻拦他们，斩钉截铁高声地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
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
第二天，这伙人又气势汹汹地闯进来，二话不说，扯断了电话。
从此，刘少奇断绝了同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政治局的一切联系。从此，作
为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他，再也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
无耻的诬陷
1967年3 月30日，《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
义? ——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
4 月1 日这天，人民日报和全国报刊都刊登了戚本禹这篇臭名昭著的文章。
这篇按照毛泽东意图写成、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发表的文章，混淆是非和敌我
关系，诬蔑刘少奇“不反帝，真投降”、“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美
化资产阶级”、“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
而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刘少奇气愤地把报纸一摔，对孩子们说：
“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 什么时候
说过当‘红色买办’? 不符合事实，是栽赃! 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
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
想不比别人少。”刘少奇越说越愤怒：“我早在去年八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
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 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
中辩论嘛! 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
4 月6 日，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喊着口号冲进刘少奇办公室，勒令他必须
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他们还根据戚本禹文章中的所谓“八大罪状”，
向刘少奇提出质问，要刘少奇回答交待。
刘少奇按照提出的质问，用铁的事实逐条据理驳斥。
当质问到所谓61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时，刘少奇一下子发了火。他满腔怒火地
说：这个问题简直岂有此理。61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
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
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
有定论嘛。我们许多干部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有建设根据地经验，有白区工作经
验，有城市工作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在长期斗争中，通过成功与失败，靠鲜血总
结出来的，不能全部否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总结过。经过长期革
命斗争，又懂得建设新中国的干部是最宝贵的，怎能把他们统统打倒呢?
4 月7 日，刘少奇交出一篇关于“八大罪状”的答辩，说明一部分事实真相。
工作人员把原件抄送上报，抄了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但是几小时后，这
张大字报就被撕得粉碎。林彪、江青一伙，完全剥夺了刘少奇讲话答辩的一切权
利。在斗争会上，每当刘少奇用事实进行答辩，造反派就用《毛主席语录》的红
小书，敲打刘少奇的嘴和脸，说什么“不准放毒”，不让刘少奇讲一句话。刘少
奇连一个公民的发言权都被完全剥夺了。
4 月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矛头直
指刘少奇，提出要“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批倒、批深、批臭”。
1967年4 月10日，清华大学举行了30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在江青、陈伯
达的直接指使下，一伙人拳打脚踢，强迫王光美穿旗袍，戴上用乒乓球穿成的项
链。王光美随同刘少奇访问缅甸时，奈温将军曾赠送王光美一条金项链。这次他
们就给她戴上用长串乒乓球穿成的“项链”，对她进行侮辱，用下流无耻的语言
谩骂她，并对她拳打脚踢。
造反派来揪她去清华大学时，王光美同清华的来人在办公室发生了激烈的争
论。据刘少奇的秘书回忆，造反派要王光美必须穿上她随刘少奇出访印尼等国穿
过的衣服，而她坚持不穿。王光美严肃地对他们说：要我去检查，为什么要我穿
出访的衣服?
造反派蛮不讲理地说：你出访时穿戴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是搞
资本主义复辟。这次去检查也必须包括这些内容。
王光美愤怒地说：我去检查也只能穿我在那里参加运动时穿的衣服。
王光美愤怒抗议这种侮辱人格的做法。她说：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
会上，有人逼迫王光美，要她承认是“三反分子”。王光美义正词严地驳斥
说：我从来不反对毛主席，永远不反! 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毛主席
的共产党员!
王光美回来后，向刘少奇倾诉了满腔的愤恨和冤屈：“他们打人、骂人、侮
辱人都干了，他们批斗我，为什么还要彭真、薄一波、蒋南翔等同志去陪斗，这
哪里是政治斗争，分明是在侮辱我们的党，侮辱我们的国家! ”
5 月8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
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中共中央随即发出通知，说明5 月8 日文章经毛泽东同志审阅过，要求各单
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刘少奇：“我失去了自由! ”
1967年7 月18日，在江青、陈伯达、康生指使下，中南海造反派召开“批斗
刘少奇大会”。会前，江青在戚本禹的批斗刘少奇的报告上划了圈，并划了一道
线，表示同意。康生圈阅后并写了“同意”。
陈伯达亲笔将报告中“少奇”二字圈掉，加上“邓陶夫妇”四字。这样一笔
之下，就把批斗范围从刘少奇一人，扩大到刘、邓、陶夫妇六个人。
7 月18日凌晨四时，戚本禹急急忙忙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动员
中南海的造反派斗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会上，戚本禹尖声叫嚷：江青发火了。中南海是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最前线，
外边搞得轰轰烈烈，中南海冷冷清清，像什么样子。要立即组织批斗大会，大打
人民战争。战斗一开始，火力要猛，用力要狠，杀气腾腾，把他们打翻在地，再
踏上两只脚!
动员会开过之后，紧接着在中南海分两个会场，批斗了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
按照江青的部署，批斗会一边还在进行，一边即派刘少奇专案组冒充“造反
派”，抄了刘少奇的家。刘少奇的亲笔文稿、照片和往来信件，片纸不留。
当天晚上，几十万群众围在中南海的四周，一百多个高音喇叭，广播打倒刘、
邓、陶大会的情况。
第二天，中南海的所谓“革命群众批斗刘、邓、陶指挥部”，专门出了第一
期《战报》。报载：
“批斗刘少奇大会于7 月18日21时20分，在中南海西大灶食堂召开，至次日
零时一刻结束；到会的有三百多人”，批斗时，刘少奇“被打得汗流浃背”。
刘少奇这时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他被造反派按着头，弯腰站了两小时。当
他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时，造反派一掌把他的手绢打落在地。
同日，批斗王光美大会于夜晚21时3 刻，在中南海西楼大厅召开。这次批斗
会一直到次日凌晨结束。
据同期《战报》记载：
“会上王光美的气焰十分嚣张，翘鼻子，瞪眼睛，指手划脚，……群众质问
她，她抵赖说：‘我没有这回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什么时候讲，’我不
能乱说呀‘等等。群众令她住口，她还叽哩哇啦地继续讲。不仅如此，她还公开
为刘少奇和自己开脱罪责，说什么’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不是我们提出来
的，我们过去就反对过……”
8 月5 日，江青、康生指使一伙人，分别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各家院
落里，举行批斗刘、邓、陶大会，呼应天安门广场上的百万人大会。
刘少奇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批斗会上，被暴徒揪着头发，打得鼻青脸肿。他的
鞋子被踩掉了，只穿着袜子。脖子上还挂着画有绞索的漫画，被人推来推去。
一位目击者写道：“批斗会搞得目不忍睹，极尽摧残之能事，一拥而上，拳
打脚踢，揪头发、大弯腰，一片混乱……”
面对造反派的种种诬陷和压力，刘少奇坚持原则，心平气和，对一些诬陷之
词，给以严正驳斥。当一些人喊打倒老干部的口号时，有几个人揪着刘少奇的头
发，质问他为什么不跟着喊口号。
刘少奇大声回答：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
批斗会结束以后，刘少奇同志被押回办公室。他把机要秘书叫来，拿出《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愤怒地抗议说：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么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
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 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
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他愤怒地用手指敲打着桌面，激愤地说：“我
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准我讲话? 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
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8 月8 日，刘少奇又一次写信给毛泽东，严正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帽子。他亲笔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说：“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
‘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
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
何非法的组织活动。”在他写给毛泽东的最后一封信中，他正式用书面形式向毛
泽东提出辞呈，并直截了当地告诉毛泽东：“我失去了自由。”
1968年10月13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了。在这次会上，专案组
用他们炮制的伪证据、假材料，用栽赃陷害等手段，给刘少奇戴上“大叛徒、大
内奸、大工贼”的帽子，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千古大冤案。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后，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讲道：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不要以为搞一、
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能把问题彻底解决了。不可能的。搞得不好，资本
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在分组讨论时，康生点名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纺织部长、中央委员陈少敏大
姐表态。他问陈少敏：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
陈少敏平静而庄重地回答：我不知道!
康生又紧逼一步：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你知道不知道?
陈大姐大义凛然，寸步不让：少奇同志即使有错误，还可以检讨嘛!
康生狠盯着陈少敏说：这就是你的态度? 你可要考虑后果！
10月23日，十二中全会的《简报》里这样记载：“陈( 少敏) 至今对中央专
案审查小组的报告没有明确表态……一些人对她提出了严肃批评，说她没有同刘
少奇划清界限……”
10月31日，大会举手表决。陈少敏顶着政治高压，闭目沉思，不理会周围发
生的一切，坚决不举手!
这位铁骨铮铮的女英雄，是几百个与会委员中唯一不举手的人。
1968年10月31日，适逢刘少奇70诞辰。恰在这天，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决定
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刘少奇从广播中听到给他头上戴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大帽子后，
体温突然上升到40℃。他趴在床上，怀着无比的愤恨，气得浑身颤抖，爬不起来
……他一连多天不能下咽食物，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
1967年7 月18日，刘少奇对夫人王光美说了最后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
写的! ”
刘少奇在心底反复重复着这句话，以超人的毅力，忍受着灾难的折磨。
“阎王爷请他喝烧酒”
江青为迫害党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直接控制、主管、
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
“特务”、“反革命”。
1967年7 月18日，为调查刘少奇“叛徒”材料，江青亲自批准派人到沈阳查
档案。他们组织四百多人，历时两个月，查过十五六个档案馆，查阅了245 万份
档案，没有发现刘少奇一件“叛徒”材料。
可是，江青却血口喷人。1968年9 月16日，她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报送的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批注，诬陷刘少奇同志是“大叛徒、大内奸、
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 一说是特派员) ，这个
美特身份是有足够证据的。”
9 月29日，林彪写信对江青所批的诬陷之词，表示“完全同意”，并“向出
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
1968年9 月18日，江青在接见中国京剧团、中央乐团等单位代表讲话时，忘
形地叫嚷：
“我现在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
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实在太恶劣了……这个大内奸呵，
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割，万刀剐! ”
十年后，当特别法庭审判江青的时候，法庭值庭人员播放了她的讲话录音。
笔者当时坐在旁听席的第三排，清楚地听到值庭人员问江青：这是否是你的声音
?
江青点点头，说：我听出是我的声音！
为制造刘少奇是“大叛徒”的伪证，从1967年5 月到10月，由江青亲自决定
逮捕关押了11人，长期进行监禁。他们还对被捕的人进行“突击审讯”，刑讯逼
供，制造假材料，迫害致死四人，株连受害的，仅北京市就有64人。
孟用潜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1929年8 月22日下午，他同满洲省委书
记刘少奇在沈阳奉天纱厂同时被捕。
江青指派人连续向孟用潜逼供。孟熬不过连续逼供，按专案组的口供编造了
假证。后来，孟在狱中二十次写信声明，说他在逼供下写的关于刘少奇的材料，
“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但孟用潜的更正、申辩材料，均被扣压，不
准上报。
当时任满州团委书记的王鹤寿，坚强不屈，顶住压力，鉴于当时团委没有遭
受破坏，所以写材料证明：“因此我没有理由推断刘少奇在被捕后叛变了。”
刘少奇、孟用潜被捕后，丁觉群担任满洲临时省委书记。他几次派杨一辰到
狱中了解刘少奇、孟用潜的情况。江青、康生、谢富治、陈伯达就以他是刘少奇
的重要知情人，将其关押。
丁觉群被逼供后不久，就翻了供。1967年7 月27日，他在狱中写给专案组的
信中声明，他被逼写的材料，“是打破事实框框写的”，“我不能欺骗党，乱谈
一气”。
1967年7 月27日，江青、康生等人批准逮捕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专案组在
报告上写道：“为清查刘少奇1929年被捕叛变问题，我们曾多次与杨谈话，杨的
态度极不老实，根本不谈实质问题。为了查清刘的问题，取得旁证，我们意见将
杨一辰调来北京，交卫戍区监护隔离审查。”
江青圈阅同意。
天津市香港路一号居民王广恩，已74岁，1929年他是奉天纱厂协理。专案组
在向江青的报告中写道：“王广恩是策划参与逮捕刘少奇、孟用潜重要当事人之
一，对刘、孟被捕叛变情况，应该是清楚的，但王的态度极不老实，只讲刘、孟
被捕的一般经过，实质问题只字不露。我们派人协同天津市公安局先后同他谈了
八次，均未突破。”因之，报告提出“将王广恩拘留起来，突击审讯，为突破刘
少奇叛变问题提供旁证”。
江青圈阅同意。王广恩被拘留后，经过多次“突击审讯”，迫害折磨，扣留
后不到四十天，于1967年8 月27日因突患感冒，发高烧，高血压复发死亡。
江青为逼供知情人供出刘少奇的“叛徒”材料，还“监护”了原中共中央监
委专职委员王世英。
王世英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为党的工作做出重大贡献。在他半身不遂、
身患肺癌、生命垂危的时候，江青批准对他“加紧突击审讯”。
王世英说：你们要的东西，“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我没有什么可写的。
从今天起，一点也不给你们写了。”“让你们把我拖死算了”。这位久经考验的
共产主义战士，在1968年3 月26日被迫害致死。
对王世英的死，江青大发雷霆。她在1968年3 月“在八个专案组会上讲话”
中说：
“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相，摔了一
跤没有死，你们右倾。”又说：“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
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爷请他吃烧酒! ”
无休止的审讯
江青为打倒刘少奇，把魔爪伸向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诬陷王光美“是
一个美国特务，战略特务，战略情报特务”。
江青为制造王光美是“特务”的诬陷材料，连续不断地审讯迫害所谓“知情
人”。解放前曾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的张重一，解放后任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外
语教授。他既不认识刘少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但他认识杨承祚教授和夫人袁绍
英，杨认识王光美。这种隔了几层的熟人，竟也成了“证明”刘少奇、王光美是
“特务”的“关键人物”，被拘留起来，连续审讯。
张重一身患肝癌，据医生诊断，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但江青、谢富治却批准
对他进行突击审讯。
匆匆赶来的老卫士长李太和，轻轻贴近躺在地下室过道地板上的老首长的遗
体。他身上盖着一条白布单，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李太和抹去眼
泪，为他修剪胡须，修剪足有一尺长的白发……
15日深夜12点，刘少奇遗体被抬上一辆吉普车。小车厢容纳不下他那高大的
身躯，小腿和脚露在车厢外边……
火化时，没有亲人哭声，没有鲜花哀乐，没有党旗覆盖。
刘少奇123 号的骨灰盒上，改写成“刘卫黄”的假名字。这位为中国人民解
放事业奋斗终生的职业革命家，骨灰证上却填着“无业”。
在“史无前例”的年代里，共和国主席的命运，是千万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
化身！
1980年2 月23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为刘少奇
同志平反昭雪的决议，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
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纠正了中共
历史上的最大冤案。
历史证实了刘少奇的千古真言：“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
最大的“保皇派”
在“四海翻腾云水怒”的日子里，1966年6 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
第一书记陶铸，调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长，
负责宣传文教口、组织口的工作。
这个1926年入党，参加南昌暴动的共产主义老战士，热情爽朗，心胸豁达，
能文能武，有人情味，受到党内外广大群众的热爱。他刚到中央工作不久，即在
1966年8 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排名在毛
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人物”。
会议期间，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生活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在主持
中央日常工作期间“镇压学生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为了能把这次
会开好，江青特地先来向陶铸“交底”，动员他带头向刘、邓“开炮”。江青说
：“这次生活会就是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我来就是向你作路线交底。是向左
派交底。”接着又说：“我喜欢打炮，你也喜欢打炮。你是最有资格打炮的。”
陶铸严正拒绝说：“我不行，讲不出什么，更不能开头炮。”
政治局的生活会上，谢富治带头开炮，猛轰刘少奇、邓小平，批评刘、邓
“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面对一边倒的批判发言，陶铸只是一杯接一杯的喝茶，好像一株挺拔的青松，
一言不发。后来他对妻子曾志说：
“1954年我在党代会上就讲过，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
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我讲这话代表们都是听到的了，现在他落了难，我
就翻脸朝他开炮? 我做不出! ”
陶铸说，说我保刘、邓，我承认。可我并没有私心。我跟刘少奇1942年才认
识，还朝他开过炮，谈不上渊源。我对他的好感是在实际接触中渐渐增加的。尤
其是三年困难时期，粮库搞得粒粒不存，真是搞怕了。那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
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他的观点的。现在他落了难，我又反过来骂他，
那我还算什么人?
“一屁股坐在刘、邓一边”的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可是，他根
本看不惯江青、陈伯达一伙的“那一套”，经常在文革碰头会上或接见各省市代
表会上，同他们“大吵大闹”。
一次，文革碰头会上，江青跷着二郎腿，喊着陶铸的名字，盛气凌人地质问
他为什么不去社会科学院宣布某人为革命左派?
陶铸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认为此人确有历史问题，不能随便封他为“革命
左派”。陶铸摇着头说：我不能不问动机，不看历史。
不料这句话却激怒了江青。她挖苦道：“至于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
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
陶铸被江青的无知和敌意的挑战激怒了，像火山爆发一般怒吼起来：“你知
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 那时毛主席也
是国民党! 周总理也是国民党! 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
表! 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 还想怎么着? 你先读读
历史去! 而×××是什么国民党? 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 ”
江青万万没有想到，敢于“放炮”的陶铸，第一炮竟然是打她这位“第一夫
人”。她愤怒，她羞愧，感到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了大面子。她猛地从沙发里跳起
来，对着陶铸尖叫：“你给我去，到学部去，你非去不可! ”
陶铸毫不退让。他睁圆眼睛，像一头猛狮，随手拍着茶几，一下从沙发里跳
起，高声说：“我就不去! ”接着又吼道：“你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
这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
江青大哭大叫了。她嘶哑着嗓子：“我这一辈子还没受过这么大的气! 你陶
铸想干什么? 想压迫我? 你给我说明白! ……你欺侮我，你镇压我，你是什么东
西? 你到底想干什么? ……”
会开不下去，周总理只好宣布散会。
对于陶铸的这种“不合作”态度，江青怀恨在心。江青授意关锋用给她写信
的形式，诬告陶铸。
1966年11月27日，关锋果然写信给江青，攻击陶铸。信中说：“陶铸同志到
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
同志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还列举
了七条“罪名”，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
江青把这封信转给了毛泽东。
在这期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也调来北京，担任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兼北京市文革顾问。由于工作过分劳累，他的肝炎病更重了，
加上常遭江青一伙人的围攻，身体一天天坏下去。陶铸出于对王任重的关心，正
式向毛泽东建议，调王任重回中南休息养病。
1969年10月18日夜晚，身患胰腺癌的陶铸，在病痛的严重折磨下，被一架专
机送到合肥。但他的亲密伴侣曾志却不准与他同行照顾，反被发配到广东农村一
间破旧的小屋里。他唯一的女儿陶斯亮也被流放大西北。一家骨肉三口人，在他
临死前都没能见过一面!
1969年11月30日22时15分，陶铸被折磨死在合肥市一间不见阳光的黑屋里。
逝世后，那双燃烧着仇恨火焰的大眼睛，仍然圆睁着，不肯闭目!
他的遗容没有修整，他的遗体没有覆盖红旗……
他的遗体用一床白布裹着，迎着哀号的寒风，在火焰里化为灰烬!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40多
年的钢铁战士，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BT1 〗第七章啊! 红卫兵
1966年的夏天，首都东西长安街的柏油路晒软了。匆匆行进的燥动人群里，
大都是臂戴红卫兵袖章的大中学生。这些血气方刚、幼稚的年轻人，到处大喊大
叫：革命无罪! 造反有理! 红卫兵风靡全国，震惊世界。
毛泽东在武汉说：看来只有年轻人才有冲破旧势力的勇气。要靠这些娃娃们
造反，来革命，否则打不倒这些牛鬼蛇神。
在“疯狂的年代”，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文化大革命汹涌彭湃
的洪流里，红卫兵起初像搏斗在暴雨中的海燕，继之就被野心家转化为极左路线
驱使的犬鹰，成为中央文革小组蒙骗操纵的工具。他们“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
文化大革命之火”，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到处横冲直撞，施虐天下；
最后淹没消亡在自相残杀的武斗中，殉葬在一幕幕血与火的历史悲剧里!
“造反”的产儿
笔者访问过许多红卫兵。包括所谓的红卫兵“五大领袖”。尽管他们各人的
经历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时代特征。
红卫兵组织是“造反有理”的产儿。
红卫兵是“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在一代青少年头脑中的反映。
红卫兵是左倾的观念在组织上的体现。
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即所谓“火红的年代”。
请看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
北京清华附中高中学生卜大华，是红卫兵运动的一个重要人物。1986年第10
期《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他的《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在这篇自述中，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红卫兵运动从发起、兴盛到衰落的过程。
卜大华这样描述着诞生红卫兵的历史社会环境：
“我们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和年轻的共和国一同成长的。我们所受的教育，
无论来自家庭的还是社会的，都使我们特别容易接受党的一切宣传，包括正确的
和后来被证明是‘左’的东西……对内‘四清’，对外反修防修，这一切都对我
们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1964年提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
命事业的接班人，更使我们激动不已，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空前高涨，报纸上
和社会上所开展的一切讨论都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可以说，‘阶级斗争’的观
念已深深地注入了我们的头脑。”
卜大华的分析和反思是实事求是的，符合历史的实际。六十年代，我们党和
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动向，在一代青少年中引起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响，留下了
深刻的时代痕迹，阶级斗争的烙印。
“1966年5 月初，我们班的班长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谈到对《海瑞罢官》的
认识过程，当然是从学术问题往政治问题上认识。我和另一个学生干部在前面加
了个‘编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了全校大讨论。为此我们和学
校领导发生了争执，我们说校方不积极引导讨论，是不突出政治，校方说你们这
样对待党组织很危险，当心1957年的教训。我们当然不理会这些了，深信我们的
行动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到五月中旬，我们和校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
度，每天都是两种意见的激烈辩论，下了晚自习我们几个同学也常常聚在一起分
析形势。一点不是瞎闹着玩，那时就这么想：我们是在参加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
斗争。”
“有一天，一位同学跟我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我一听，觉
得这个名字很贴切，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不如都署名红卫兵。这
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从此我们便有了统一的名称。当然我绝想不到这
三个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那样复杂纷纭的话剧来。”
5 月29日夜晚，卜大华等清华附中十多位同学聚集在北京西郊圆明园旧址废
墟上，决心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在确定
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多数人赞同“红卫
兵”。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的诞生日。
6 月2 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全国上下为之震动。
同一天，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
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了保卫党中央，为了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要坚决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这张大字报末尾署名红卫兵的后面，有一百多个同学签了名。
6 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
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过去造反，
现在造反，将来还要造反! ……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万
年一亿年还需要! ”大字报一贴出去，震动了工作组和全体师生，工作组非常紧
张，问青年学生对“造反”二字如何解释? 他们说：现在是共产党领导，要造什
么反呢?
卜大华不慌不忙地拿出一篇评论文章，文内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
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
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
从此，“造反有理”成了红卫兵“批斗、抄家、破四旧”等一切活动的理论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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