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的挣扎
粉碎“四人帮”之前，党中央估计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可能出一点乱子；出
不了大乱子，会出一点小乱子，乱子可能出现在上海，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上海成了“四人帮”控制下的一个重要据点。粉碎
“四人帮”之后，稳定上海局势对全国具有重大作用。
调虎离山
如何才能迅速稳定上海的形势呢? 在讨论时，有人主张，驻在无锡、杭州一
带的野战军，借拉练的机会，向上海靠近，来个“兵临城下”。
但是，多数同志认为，这样做会很快形成与上海民兵的对峙，并且可能会进
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甚至会导致发生小范围的战争，势必会给党和人民带来损失。
党中央在作了慎重考虑之后，决定采用“调虎离山”办法，调马天水、徐景
贤、王秀珍等到中央开会。
1976年10月7 日晨，中央办公厅通知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
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市委书记周纯麟立即到北京。
上午九时，马天水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宣布了这件事，当时，大家都感到惊
异。
按往常习惯，每次上海市委到北京开会，张春桥、姚文元都预先向他们通气、
打招呼，为什么这次事先不打招呼了呢? 这次为什么中央首先通知的是警备区，
而且叫周纯麟司令员同去，不是让徐景贤同去呢? 从这些情况，大家心里已经预
感到不祥之兆。于是，商定马天水一到北京，两小时后就给上海回电话。
十点一刻，马天水在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来到上海虹桥机场，警备区司令
员周纯麟已经在等候他们了。周纯麟告诉马天水说，专机要在南京停一下，接南
京军区和江苏省委的同志，一块到北京。临上飞机，马天水再次向徐景贤叮嘱：
“你不要光抓笔，还要抓枪! 眼下，枪比笔重要啊! ”
飞机上了天空。马天水依然闷在葫芦里：这次开会，为什么不是春桥、文元
亲自通知呢?
这个1931年在河北家乡当小学教员时入党的老干部，四十多岁当了上海市的
工业书记。最初，马天水对“文化大革命”也很不理解，抵触情绪很大。1967年
1 月上海爆发“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
他马上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说，跟着首长有一种“幸福感，安全感、光明
感”，表示“今后愿做一匹好马，在两位书记不断鞭策之下，拉革命之车，走革
命道路……”
马天水拼命为“四人帮”卖力。1972年，王洪文调中央工作，张春桥安排他
主持上海工作。从此，他与在京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建立起“热线”联系，
是张春桥在上海最赏识的头头了。他准备这次也像往日那样，一下飞机就找张春
桥……
晚上八点，飞机到了北京。他们随即来到京西宾馆，不一会，又到了一座大
院里，走进会议厅。在一片严肃的气氛里，他们看到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
陈锡联等中央领导同志，全都神态庄重地坐在一排桌后，注视着每一个进场的人。
同机来的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江苏省委彭冲、许家屯到了，上海市马天水、
周纯麟到了，济南军区杨得志、王平、曾思玉，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到了。此外
还有湖北省委的两位同志。
晚十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九号楼召开会议。继华国锋讲话之后，叶
剑英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说：“跟大家打个招呼：昨天晚上，中央己采取断然措施，
把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隔离起来了。”
叶剑英的话，说得平静而缓慢。但是，他的声音却像春雷震撼着各地党、政、
军负责人的心。全场刹那间鸦雀无声，有的人还未来得及辨清是否听错了话。突
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中央领导同志相继揭露了“四人帮”的罪行，阐述了党中央采取这一重大决
策的原因，鼓励大家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做好工作，维护全国团结安定的新局面。
会议开到深夜12点。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十分高兴地走出会场。上车时，
扬手扔掉了拄了两年多的拐棍，一见马天水就说：“大家都高兴，你为啥不高兴
啊! ”
马天水连连摇头，叹着气说：“我好像被打了一闷棍! 这些事，以前我一点
也不知道! ”
热锅上的蚂蚁
马天水走后，在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一伙，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办公室里
急得团团转，急切要探听北京“首长”的消息。
根据罪犯的交待，10月8 号上午，上海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议论形势，一致肯
定北京出了事。其他“小兄弟”们一早就围住电话机，争相打问：可有“首长”
的消息?
他们当天，分别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迟群、谢静宜等人打电话，均
未找到人。
好不容易找到马天水的住处，马天水却不接电话。他对秘书说：“我们一到
北京，中央就作了四条规定：参加会议的人不准私自和外面打电话，不准写信，
不准外出，不准会客! ”
当上海市委又来电话问时，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只好在电话中说：“马天水
有点感冒，现在正在洗澡。”王洪文秘书廖祖康抢过电话，急忙问房佐庭：“你
们到北京机场时，谁来接的? ”
房佐庭答：“是穿军装的。”
廖祖康又问：“有没有见到中央办公厅的同志? ”
房佐庭回答：“没有。”
廖祖康问：“你们那里不准往外打电话的规定，是谁通知的? ”
房佐庭说：“是我问其他省的同志知道的。”
当廖祖康再追问时，房佐庭没头没脑地回答：“我的老胃病复发了! ”
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廖祖康，分头往北京打电话，也
都找不到主子。后来找到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他吞吞吐吐说：“……出
大事了! ”
王秀珍把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金祖敏的秘书缪文全叫来，悄悄地说：“你去北
京打听一下消息，立即打个电话回来。”
他俩相互约定三个联络暗号：平安无事报“健康”；有点小事说“胃病”；
“四人帮”出事就说“心肌梗死”。
八日下午，康平路市委办公大院的门口站了双岗，在通往院内的巷道里，每
道门口也都加了岗。周围戒备森严，气氛紧张，小汽车进进出出，人来人往，每
张面容都呈现出惊慌神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谁也不清楚，谁也都暗暗猜想：
大概北京“首长”出事了。
市委学习室里，聚集着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等人。李彬山、施
尚英、钟定栋等民兵指挥部的人也都赶来了。徐景贤分析了北京传来的“不正常
情况”：于会泳突然不出国了；鲁瑛讲话吞吞吐吐；在京的“领导”都联系不上
；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又暗示“老胃病发作”等等之后，他心慌意乱地说：“可
能出问题了! ”
晚上八点半钟，缪文全按照约定的暗号，从北京打电话来了：“我娘心肌梗
死! ”
接着，“四人帮”安插在公安部任党组成员的祝家耀来电话：“人员集中了，
锁起来了，不能动了! ”
“四人帮”提拔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也来了电话：“我们这里也有病情。”
这些信息，像晴天霹雳，把“四人帮”的一群党羽震懵了。
群魔乱舞
八日下午五时，由徐景贤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相互通报了情况，分析形
势。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说，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修正主义上了台，我们要对
着干。
晚八时，徐景贤、王秀珍再次召开有民兵、公安局造反派头头参加的市委会
议。最后发言的是王秀珍。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原是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技术
员，“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当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她说：“各位当年造反的老
头头们哪，实话实说吧，今儿个可大事不好啦! ”她接着说：“江青首长今年3
月2 日，亲自当我面讲过，我已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而我只不过一个头
吧。春桥说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杀头了，文元呢，说得比算卦
还灵，无产阶级的预言家呀，他说，‘我想今年下半年可能要出事。’他们的话
如今都应验啦! 告诉你们吧，北京发生宫廷政变啦，右派政变呀! ”
她的话，像在人群里丢了一颗手榴弹，把人惊得半天说不出话。
有的人从后排椅子上站起来，探着身子问：北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啦? 什么
政变呀?
徐景贤把头低垂在桌子上，掏出笔记本：“我给大家通个气。马老昨天半夜
接到通知，已经到北京去了，走得蹊跷，一去无音信。我们给洪文、春桥、文元
挂电话，不但首长找不见，秘书、警卫也都没人接电话，我们自然而然地感到出
事了。于会泳昨天半夜来电话说，八号出国的中国文化代表团也取消了。……我
们打了多少个电话，条条都断了。”接着，他翻了翻笔记本：“马天水的秘书房
佐庭，按事先约定的暗号，中午12点，打电话回来说，我的老胃病发了。这就是
说，北京出事了。”
看到会场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徐景贤故作镇静地安慰大家：“我们现在
就是等这最后的消息，判明情况，再决定采取行动。”
后来，几条情报渠道都证实一个铁的事实：他们最想知道而又最怕知道的事
发生了。他们的四位“首长”被抓了!
妇联主任汪碧君，连哭带叫地说：“四位首长……哎哟，我的天哟，现在该
怎么办? 我先表个态，把脑袋放在台子上，反正脑袋掉了，碗口大的疤，有什么
了不起! ”
民兵总指挥施尚英，是王洪文一手破格提拔的小兄弟，曾任江南造船厂常务
副书记、上海市总工会常委，受王洪文委托，执掌“第二武装力量”。听到“首
长”被抓，他拍着胸膛说：“同志们，二位书记，三位常委! 只要市委一声令下，
我们可以动员几十万和他们对着干，抗战到底! ”
坐在旁边的写作组的王知常，慌忙问他：“什么? 抗战? 他们要上台，我们
就完蛋，靠谁也不行，只有靠自己保卫自己。你手头调动的兵力有多少? ”
施尚英说：“集中待命的2500人，进入一级战备的13000 人，召之即来的还
有几十万人! ”
王秀珍说：“要注意敌情。要准备失掉联系，要准备独立作战! ”
“由谁指挥呢? ”施尚英说，“你们四位领导的口音我都熟悉，反正听你们
的！”
王知常出谋献策说：“我们要向中央发电报，提出抗议! 要发表宣言，中央
出了修正主义，呼吁兄弟省市支援我们! 啊，先礼后兵，在道理上站得住脚。”
这时，原上海阀门厂工人、市总工会副主任、总揽上海市革委工交大权的陈
阿大，听得不耐烦，一下推开王知常，攥起拳头，往台子上砸下来，说：“大事
全叫你这帮文绉绉的家伙给误了。现在，眼前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英雄好汉挑
头干，孬种靠边站，要干就留，不干就滚! 走也没那么便当，一只脚进来，就别
想活着拔起另一只脚出去! ”
民兵副总指挥马振龙，一捋袖子说：“时间不早了，我马上下令调一批饼干、
罐头、救急包到第一线，做充分物质准备。当年造反我是拎着脑袋干的，有什么
好怕的，这次也要拎着下决心干，破釜沉舟! ”
连日来，一直携带五四式手枪、匕首，汽车上放着小口径步枪的黄金海说：
“最重要的是粮食，必要时可以动用金库去买粮食，万不得已可到江苏去抢! ”
被吵得六神无主的王秀珍叹着气说：“光这么吵有什么用。我说景贤，马老
不在家，主心骨就是你啦，你倒是出个点子呀! ”
徐景贤有气无力地说：“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上海写作班子头头朱永嘉，蹦跳起来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是由于有了
张春桥、姚文元的提拔。他们倒了，我们也就完了。我是准备杀头了! 现在只有
干，而且要大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
都知道! 要在早上六点钟主动出击。民兵立即去夺取电台、报社。电台要广播《
告全国全市人民书》，要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的口号，
四个还我! ‘文汇’‘解放’要同时发表我们的行动纲领，工会密切配合，在马
路上刷标语，组织工人上街游行。这样，上海就会乱。只要坚持一个星期，就能
迫使他们把四个人放出来! 还要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公路，切断对外通道，防
止从外面开进军队。现在是迫在眉睫的时刻，就是要大干，否则一个一个等被收
拾! 现在我们的处境是，不搞也杀头，搞也杀头，搞了杀头还可以用鲜血教育下
一代! ”
王知常在一边连忙帮腔说：“我和老朱，是两个身子，一个脑袋，二十七年
的交情了，反正活了这么多年了，顶多失掉个脑袋! 杀一千刀也是死，决不能当
叛徒! ”
廖祖康也火上加油地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要马上暴动! ”
肖木嘶声喊：“要就大干，搅他个天翻地覆慨而慷! ”
陈阿大拍着胸膛说：“我脑袋是挂在裤腰带上的，非决一死战不可! 先用沉
船堵住黄埔江，再用万吨轮沉在吴淞口封锁航道，用大型钢锭封锁机场，把铁路
翻轨搞断运输。这样，我们就可以挡住陆海空的来路，不怕上海不死，不乱! ”
上海市工会副主席叶昌明，是原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工人。他挥着拳头说：
“我双手拥护陈阿大的意见，北京发生了右派宫廷政变，我们上海工人阶级坚决
不答应。我们要同他们血战到底，决不做投降派。我们市总工会可以立即发动工
厂工人大罢工，停水、停电、停工，造成全国影响，给中央颜色看看! ”
垂死挣扎
面对群魔乱舞的会场，徐景贤伏在王秀珍耳朵上嘀咕了几句，强打精神做总
结发言：
时间不早了，需要立刻做出决定。根据当前形势，不可操之过急，也不可莽
撞行事。我们要有组织、有计划的干。我们首先要组织起来，分头行事。一切听
我指挥，我要指挥一切!
会上，决定兵分三路，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组成两套叛乱指挥班子，两个
指挥点的地点和分工是：
一号点设在丁香花园，由徐景贤率领王少庸、张宜爱、朱永嘉等人负责抓总
和武装叛乱的舆论准备，是文的一路；二号点设在市民兵指挥部，由王秀珍率领，
抓枪杆子，有冯国柱、廖祖康等人，直接指挥武装叛乱，是武的一路。再一路由
张敬标负责，留守市委机关，负责各机关的联络。
当场，徐景贤还给王秀珍写了调动民兵发动武装叛乱的手令：“请民兵指挥
部加强战备，2500人集中，31000 民兵待命( 即晚上集中值班) 。请民兵指挥部
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九日凌晨两点多钟，二号指挥点用红机子打电话找徐景贤，说是警卫电台和
市委的两个解放军连队要归他们指挥。徐景贤当即在一张有横格线的信纸上写了
调动手令。
散会后，朱永嘉立即秘密潜回写作组，纠集几个人策划制造武装叛乱的舆论
问题。他气焰嚣张地说：“我们要发表个宣言，对着干，还要写个提纲，整理一
个赫鲁晓夫是怎样篡党夺权的资料。”接着他又说：“北京广播了中央两项决定，
出五卷、建纪念堂，他们这一手高明。但这是烟幕弹。我们再也不能等了，要马
上制造舆论进行反击，要针锋相对。”
朱永嘉接着来到《文汇报》、《解放日报》编辑部，给报社人员下命令说：
“你们要坚守阵地，要登我们的东西，如果北京发布揪出反党集团的消息和新华
社发整我们的消息，你们通通不要登! ”
朱永嘉又窜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从楼下窜到楼上，检查了各个广播室，把
在报社讲的重复了一遍。他命令说：“你们台不要广播中央台的消息! 可以把干
扰敌台的机子全部调过来，干扰中央台! ”
在同一午夜，王秀珍率领三十多人到了市民兵指挥部。王秀珍向大伙布置了
任务。为了躲避目标，他们在九号凌晨，又匆匆将二号指挥点移往东湖路招待所。
10月9 日上午，民兵指挥部施尚英召集十个区、五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
具体部署兵力，研究作战计划。经过一番紧张讨论，最后决定总指挥点设在江南
造船厂，预备指挥点设在中国纺织机械厂。各指挥点上架设15部电台，拟定了通
讯网。
施尚英一伙还制定了作战方案。这个意在“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方案，
在地面上标明三道防线，即所谓“控制圈”。方案不仅部署了每道防线上的兵力，
而且规定如何封锁，设置路障，封闭轮渡、隧道，控制水、电、煤气、油库等。
“方案”规定了七个“重点保卫目标”。除了“首脑机关”、报社、电台、
机场等地外，还有徐家汇、静安寺、南京路、北站、大世界、隧道周围等七个最
热闹的繁华地段。
“方案”安排了两支“机动力量”。第一梯队3240人，配备各种新式武器，
再加上卡车、- 摩托车100 辆；第二梯队12000 人，随时支援各道防线和要点的
急用。
按照这个方案，全市准备动员兵力33000 余人，枪炮27000 余支( 门) ，各
种弹药200 多万发。此外，还有“民兵101 ”武装巡逻艇一艘及其他摩托车、自
行车等。
这一天夜里，上海到处弥漫着杀气腾腾的恐怖气氛。一批批荷枪实弹的民兵，
排列成小队，向集合点跑去；250 辆卡车载满人员、物资驶过市区，奔驰于各个
武装叛乱据点之间；15部电台，在各个指挥点嘀嘀嗒嗒，拍发着相互联络的电报
；市公安局的1300多公安人员都增发了枪支，王秀珍还发出民兵、公安两家“联
合行动”、“协同作战”的指示，要把重点“对象”严密监视起来，要逮捕一批
“危险分子”……
午夜，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长桌上摆满冷盘酒菜。市总工会副
主席叶昌明，一面啃着鸡腿，一面向委员们“吹风”：“全市动手干起来的话，
要通知造枪的一些工厂，要日夜加班突击生产，可以发五倍加班费! 管他妈物质
刺激不刺激……造好的枪要一律发给民兵指挥部。仓库里枪支、弹药，要赶快拿
出来发掉，不然被部队一看守就派不上用场了。”
这时，有人俯在叶昌明耳边说：“发动武装行动，单靠总工会发布命令，干
不起来，下面各级党委不会听你指挥的。”
坐在旁边的陈阿大，一拍胸膛，跳了起来：“实话告诉你们，这次武装行动
是有来头的! 在中央，我们有那四位首长指挥，在上海，市委书记亲自挂帅出征
! 哪个敢不听? 老子给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
原是上海搪瓷机修工人、市工会常委的马振龙，掏出手枪，在桌子上一摔，
尖声叫喊：“要握住枪杆子不放! 枪不能交，天皇老子下命令我也不交，杀了头
我也不交! 谁他娘的当叛徒去告密，老子第一个把他干掉! 谁投降了就枪毙他! ”
会场上出现了紧张可怕的沉寂。坐在一边的原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
市总工会常委黄金海，突然从人群中站起，嘶哑地叫喊：“怎么? 有动摇分子吗
! 妈的，当年大；碗喝酒大锅吃肉，你们比谁都张罗的欢，今儿个三心二意啦，
哥儿们，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上船容易下船难! 事到如今，只有一心向前啦，
好样的站出来嘛! ”他瞪着红眼珠子，拍拍胸膛：“有什么好怕的? 如果他们派
来镇压，我们就把水厂、电厂停掉，要完蛋大家一齐完蛋! ”
黄金海等人还拟了反动口号，叫嚷“一月革命风暴精神万岁! ”“誓以鲜血
和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
反革命武装暴乱已箭搭弦上了!
群魔无首
10月8 日晚，在中央第一批向各省市负责人打招呼的会议上，绝大多数同志
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英明决定，但是马天水却支支吾吾，他最后一个发言表态，
竟然说什么：是不是可以把“四人帮”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
同他一起前来参加会议的周纯麟司令员，听了马天水发言，十分气愤，当场
打断他发言：“老马，你这样讲话是错误的! 你中‘四人帮’的毒太深了! ”
在回京西宾馆的路上，周纯麟同马天水同坐一个车上，再次对他说：“主席
健在时就说要砸烂‘四人帮’，你还讲是人民内部矛盾，至今执迷不悟，回去之
后如何向上海人民传达?!”
马天水一路不言语。第二天上午，参加第一批打招呼会议的各地党政军负责
人都回去了，中央却要马天水、周纯麟两人继续留下，等待新的决定。
马天水叹气说：“我是完了，回不去了，你自己回上海，看着办吧! ”
周纯麟进一步劝马天水转变态度。他建议说：“应该把徐景贤、王秀珍也叫
来，请中央领导帮助他们认清形势，这样我们回上海，才能做好工作。”周纯麟
说：“徐景贤、王秀珍离开上海，可以使‘第二武装’群魔无首，釜底抽薪! ”
中央领导同志当即批示，同意让徐景贤、王秀珍立即来北京开会。
马天水看了批示，犹豫了几分钟之后，给上海“康办”，挂了电话……
王秀珍在电话上说：“马老呀，你这次见到咱们上海在中央的那四位领导了
吗? ……你怎么不吱声呀? ”接着又说：“叫我跟老徐到中央开会去? 好，好，
好! 明天出发……会议是什么内容呀? 什么? ……你也吃不准……好的，请代表
上海市委，还有我和老徐，问候中央四位领导同志好，请他们保重身体。我们永
远忠于他们几位首长的! ”
王秀珍放下电话，面向大家，喜洋洋地说：“电话你们都听到啦，快商量一
下该怎么办吧! ”
廖祖康最先发言：“我们需要冷静思考，这里面大有文章。我劝你们二位不
要去，去一个，抓一个，我担心你们，去时容易回来难了。”
徐景贤无可奈何地叹着气：“有什么办法哟，日子真是不好过。若想不去吧，
马天水说他见到四位首长了；如果大权如今掌握在他们四位首长手中，或是开三
中全会什么的，机会难得，不去是不对的。如果这是圈套呢? 他们把我们扣留在
北京怎么办? ”
围绕着去不去北京的问题，丁香花园的会议室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朱永嘉看到两位书记举棋不定，突然站了起来说：“我是主张你们二位去北
京的，在矛盾激烈的时候更应挺身而出，不可畏缩不前。在古代，这样的先例是
很多的，关云长单刀赴会，汉高祖鸿门赴宴去，当然是要冒被扣在北京的风险的
! 我们就按这两天的既定方针办，发动上海武装大暴动，并且呼吁全国、全世界
声援我们! ……”
王秀珍说：“我们两人豁出去啦! 准备到北京回不来了，家里面要做好应变
的充分准备。总工会的老头头们哪，妇联和青年团的骨干们哪，要多分析形势，
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能放松呢……啊? 要做最坏的打算! 还要把春桥、洪文的家属，
我的两个孩子，都转移到工厂去。这事交给马振龙安排一下。”
快散会的时候，徐景贤一再叮嘱：“你们各位同志也要马上回去，通过各条
系统，向基层单位、向群众‘吹风’，使群众有个思想准备，可得抓紧往下边打
招呼啊! ”
10日下午，徐景贤、王秀珍从虹桥机场飞往北京。
临行，徐、王一再关照各位小兄弟：“有事要请示少庸、国柱、敬标，自己
不要乱动。”
北京召见
十日傍晚，徐景贤、王秀珍一走下飞机，就坐上开往京西宾馆的汽车，他们
俯在车窗上窥看着街道的行人，竭力想从人群的表情上探寻出什么信息。
来到京西宾馆不久，王秀珍就给上海市委值班室打电话：
“我们已经平安到达北京，你们要做好充分准备，一切等我们回来再定。可
要注意抓紧向下边吹风啊! ……”
晚上，马天水、周纯麟向他们讲了“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情况。这突如其
来的“情况通报”，像一声炸雷把他们震懵了。“什么? 果然把他们抓起来了? ”
徐景贤和王秀珍几乎同时惊叫起来。一下瘫坐在沙发里。
“我问你凭什么抓他们? ”徐景贤直冲着周纯麟责问。
“凭什么? ”周纯麟“唬”地站起来，拿起一个笔记本，说：“就凭这个! ”
周纯麟的文化不高，学识不多，但他把“四人帮”的主要罪行，一条一条都
写在小笔记本上。为了回上海传达，他还专门向江苏、湖北的同志，核对了笔记。
徐景贤接过笔记本，仔细地翻看一遍，然后把笔记本一放，说：“见鬼! 就
凭这几条七拼八凑的东西能把人抓起来?!”
王秀珍也跟着吼叫起来：“什么? 毛主席说‘四人帮’，我们怎么从来没听
说过? 什么时候说的，跟谁说的? ”
“党中央说的。你怎么敢不相信啊? ”周纯麟说。
“莫急嘛，总会弄清楚的。”马天水插进来说。
“前几天我在北京，见了张春桥，他对我一字没提过! ”徐景贤说：“什么
党中央的英明决策，这明明是搞宫廷政变嘛! ”
马天水连忙安慰说：“莫这么讲。详细情况你们俩会知道的。”
11日清晨，周纯麟来看马天水，想了解徐景贤、王秀珍的情况，要他继续做
两个人的工作。可是，徐、王仍然吵吵嚷嚷，说根本没有想通。
中午时分，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来到京西宾馆，找周纯麟和马天水谈话，
他们一方面了解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后的反应，二是让马天水看一份影印件。
陈锡联从皮包里取出一份影印件，送给马天水看，他接过一看，原来是张春
桥写的《1976年2 月3 日有感》。
马天水看着这熟悉的钢笔字，仿佛一下跌进了深谷，连声说：“我要与‘四
人帮’划清界线! 我要与张春桥划清界线! ”
12日晚10时。玉泉山的一座会议大厅里，灯火辉煌。在摆满沙发的厅堂里，
在北京的党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几乎全体出席了会议。这是政治局为接见上海
市的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而专门安排的。
马天水等一走进会议厅，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给了他们一份张春桥《1976
年2 月3 日有感》的影印件。
等他们几位坐下以后，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现在，徐景贤念一下。”
徐景贤只得照本宣读：“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首先发言，讲述了粉碎“四人帮”的一些历史背景。
叶剑英看了看几位上海的来人，诚挚而热情地说：“上海是受蒙蔽的受封锁
的。你们这次来了解情况就明了。张春桥《有感》，把界划得很清楚。‘他们’
‘我们’，搞宗派历来是反党分子的做法。”
叶剑英继续说：“中央对上海几位同志寄予很大希望，有电报说，上海民兵
有行动! 中央信任你们，对你们放手，希望把上海的事情办好。”
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也都讲了话。当马天水等四位离开会议大厅的时候，已经
是13日凌晨一点半了。
13日上午9 时40分，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一行，从首都登上一
架伊尔18飞机，向上海飞去。
在飞机舱里，周纯麟把马天水等三人找在一起，研究回上海后的工作问题。
当场研究了三条规定：一、回上海后马上通知市属各大单位，说明“四人帮”被
隔离的情况；二、上海市委组织全市，层层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三、各单
位照常工作，不准任何人搞破坏。
周纯麟作为一个老红军、老干部，他特别强调在这关键时刻，听从中央指挥
比什么都重要，他说：“最后还要加上一条，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听中央的话，
一切听中央的指挥! ”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听周纯麟一讲，相互看了看，点点头，表示同意了。
土崩瓦解
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以后，11、12日，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等人继续
“吹风”活动，一号点的那些人，继续进行煽动。二号点的那伙人，每天碰头，
探听消息，窥测方向。这时，警备区的几个人因为接到南京军区首长的警告，不
再参与活动了。
朱永嘉回到市委写作组三楼办公室，他一边地整理东西，一边用颤抖的声音
说：“收拾收拾准备坐牢吧! 我们就这样束手就擒，实在不甘心，也对不起张春
桥、姚文元他们! ”
肖木眼珠瞪得大大的，两手按着椅子，说：“我们究竟怎么办? ”接着，又
自问自答，用暗语订攻守同盟说：“喏，椅子就是椅子，桌子就是桌子? ”
《朝霞》杂志主编喘着气说：“我是连椅子、桌子都没有，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感到走投无路，对肖木又说：“主席去世了，我们这些人也活不成，和主席一
起去死吧! ”
11日，他们探听到上海警备区去南京开会的几个负责同志已经回到上海，并
作了加强战备的部署时，他们惊慌起来，频频碰头，继续在亲信骨干中进行反革
命吹风。
12日晚8 时，上海的余党聚集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开会。会前，这些人已经
确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会上，马振龙、朱永嘉为“四人帮”的覆灭放声
痛哭。朱永嘉、陈阿大等人都主张要大干，决一死战！
13日凌晨，马天水的秘书从北京来电话说，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
珍四人上午10时返沪，去机场迎接的人要少一点!
陈阿大、朱永嘉等人认为，可能是个骗局。于是，又引起了一阵歇斯底里的
喧闹……
按照预定的部署，10月13日上午11时，虹桥机场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欢迎
仪式。
冷清清的候机坪上，站着三个老头：孙卫标、王知常、马家栋。附近的一辆
中型吉普车里，却隐藏着扛着两挺机枪的亡命之徒。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舷梯，
仿佛不是欢迎书记归来，而是准备一场火拼。
马天水移动着肥胖的身体，步下舷梯，徐景贤迈着碎步跑下来。王秀珍在空
中摇了几下白手帕，然后问道：“那几位老头头怎么没见呀? ”
孙卫标吞吞吐吐地回答：“他们，正在候机楼里，等候三位书记啊! ”
王知常踮起脚往机舱张望，只见两个年轻的女服务员在打扫卫生，手里拿的
唯一“武器”是吸尘器。
马家栋说：“哪里有什么诱捕? 神经病! 见他妈鬼啦! ”
他顺手打了一个手势，一伙余党头目，一窝蜂似的跑了出来，把三个书记团
团围住，问长问短。
马天水对小兄弟们说：“下午三点，在东湖路宾馆召开市委扩大会议，向各
位传达精神。”
传达会准时召开。会场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警卫森严。当王洪文的
秘书肖木进门时，哨兵把肖木挡住，不准他进会场。
传达会仿佛变成了追悼会。一伙余党头目，哭得如丧考妣。
写作组头头王知常问施尚英、黄金海：“武装暴动准备得怎样? 要想干还可
以在四点以前大干一场，再晚就来不及了。”
施尚英、黄金海完全同意王知常的意见：立即打电话给上海民兵指挥部下命
令，在四点三刻全市开始行动!
正在这时，马天水再次要求大家对中央决定表态。他扳着指头说：“两条原
则：第一，不通也得通；第二，要闹也不准闹。你们都听清了没有? 每个人都得
表态，这么闷坐着不行。”
“老子表个态! ”陈阿大一个箭步窜到前台，把手中的匕首往会议桌上一插，
大喊大叫起来：“实话告诉你们吧，众位想不干也不行啦，上了船就甭想再下来，
四点三刻一到，大上海就要大乱了，我们的民兵就要动手了! ”
就在武装暴乱即将发生的时刻，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迅速传达到基
层。党中央派出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倪志福、
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彭冲三人工作组到达上海。许多工人民兵
很快识破了“四人帮”余党的阴谋。久久被“四人帮”禁锢的上海工人阶级，火
山爆发似地涌上街头。游行队伍的爆竹声、口号声、锣鼓声，像江海奔腾，响彻
天地。
“打倒‘四人帮’! ”
“坚决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英明决定! ”
南京路上，黄浦江边，到处红旗如画。这是人民在历史长河里又一次掀起的
春潮。为党除奸，为国除害，千万上海市民拍手叫好!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阴谋掀起的反革命武装暴动，陷入人民愤怒的汪洋大海里
!
上海的判决
历史是公正的，又是无情的。
1980年12月31日上午，笔者参加了特别法庭对上海武装叛乱的审判。
这天，在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法警押上法庭的时候，原上海市委书记、
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王秀珍、原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出庭作证，揭
露了张春桥、王洪文等指使他们发动武装叛乱的经过。
王秀珍供认，上海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是和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长期
经营一支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分不开的”。同时，她又交代，上海民兵发生暴乱，
是肖木传达张春桥的话起了作用。张春桥说：“出修正主义在中央，要提高警惕，
要经得起大的考验，要准备打仗。”王秀珍供认，我是照张春桥的话去干的，张
春桥是不在场的指挥，张春桥是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罪魁祸首。
王洪文曾多次对她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下令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
“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
法庭审判员当即问王洪文，为什么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领导权要掌握
在市委手里?
王洪文回答说：“在成立民兵队伍时，张春桥就把这一任务交给由他们控制
的‘工总司’去干，这实际上夺去了上海警备区对民兵的领导权。”
王秀珍还证实说，王洪文1976年9 月23日在电话中对她说：“你们要提高警
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要抬出邓小平来。”
王秀珍说：“所以，‘四人帮’一垮台，我们就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严重的
考验时刻到了，就在上海策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审判员问王洪文：“你多次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要准备‘打游击’，这
些话的涵义是什么? ”
王洪文回答：“‘修正主义’指的是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老干部( 上台) ，
所以一旦出现修正主义就上山打游击，是张春桥的思想。”
徐景贤出庭作证说，毛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连续从北京向上海发出了反革
命指令。1976年9 月23日，张春桥派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到上海传话说：“阶级斗
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要看到斗争还
有曲折，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准挂帅”。张春桥还说，上海“还有大的考
验”，“要打仗”。
徐景贤还供认：“到了10月8 日，当我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我
认为张春桥的预言应验了，大考验的时候来到了。我根据张春桥9 月28日‘要打
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时间又过了两年。
1982年7 月13日开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和中级法院刑事审判
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八名重要案犯，连续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公开审判，
有一万多群众参加旁听。在大量罪证面前，罪犯们不得不低下头来。
徐景贤供认：“我应该负策划和指挥的全部罪行。”当法警将徐景贤写下的
策动武装叛乱的笔迹交给他辨认的时候，他连声说：“这是我的亲笔，是我的亲
笔。”
徐景贤、王秀珍都供认：“上海武装暴乱我们是罪魁祸首”。
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于1982年8 月21日开庭宣判，判处徐景贤有期徒刑十八年，
判处王秀珍有期徒刑十七年。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8 月23日开庭宣判，判处陈阿大、马振龙有期徒刑十六
年，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有期徒刑十五年，朱永嘉有期徒刑十四年。
陈阿大在他判刑的最后陈述时，预先写了六页纸。他说：
“十年动乱，我私心恶性膨胀，出于个人目的，为了往上爬，死心塌地投靠
江青反革命集团，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我对一伙小兄弟讲，只要大胆造反，
不怕死就能当上头头，将来能当大官。我当时己窃取了市革委常委、市委列席常
委的位子。为了实现这个野心，我就死心塌地干了! ”
这个陈述，不仅是他个人的自白，而且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野心家、阴
谋家、小爬虫的内心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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