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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官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

    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沾朝衣。

    --李德裕（公元787-850 年）

    失败的反击“甘露之变”使文宗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当这个自称“受制于家臣”
的皇帝在万般无奈中撒手人寰时，其身后事是可想而知的。

    文宗此时后宫无子。长子鲁王原在大和六年（公元832 年）被立为储嗣，但五
年后竟莫名其妙地暴卒而亡。次子开成二年（公元837 年）封蒋王，亦不享天年。
皇上本得位于其兄敬宗皇帝，所以在两子相继亡故后，开始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自
己百年之后，将皇位大宝还之于兄之子！于是开成四年（公元839 年），立敬宗第
四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文宗宴驾时，陈王年既冲幼，又体弱多病，帝国的继承权
再一次成为严重的问题。

    宦官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就以年轻的太子陈王入继皇统，一派则欲立皇弟颍王。
前一派以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为首，宰相杨嗣复、李珏副之；后一派的首脑便是
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两派的斗争酿成了一场不小的政变，最后的结果，自然
是实力强劲的仇士良一方获得了胜利。

    事情的经过是：开成五年（公元840 年）正月初二，文宗弥留之际，急召刘弘
逸、薛季稜并杨嗣复、李珏四人入禁中，欲以太子监国。这是皇上最后的挣扎，想
在安排后事上最后行使一次权力，但仍然遭到了仇士良的驳斥，请更议所立。李珏
不服，说了一句：“太子已立，岂可中变？”仇士良就干脆自行发布诏令，以太子
年幼不克大任为借口，制命颍王（文宗弟）为皇太弟，复太子仍为陈王。

    当天，仇、鱼二人仿效当年王守澄的做法，发左右神策、飞龙、羽林禁军数千
人，直接从诸王居处“十六宅”强行将颍王接到宫中的少阳院，并在思贤殿接见百
官。不费吹灰之力，便使储君易人，这就是拥有兵权的好处，刘、薛二人并宰相们
无可奈何。

    初四，文宗驾崩；初六，陈王、安王、文宗妃、杨贤妃被赐死。其中，陈王是
原太子，安王是文宗的小弟，而杨贤妃又是主张立安王的人，仇士良假借嗣君的名
义叫他们彻底完蛋，既顺理成章，也不用花什么脑筋。正月十四日，为颍王李■即
位，后来的庙号为“武宗”，时年二十七岁，也是一位年轻的皇帝。

    天子迭代之际，是非激烈之时。成者王侯败者贼，这种斗争最是鲜血淋淋，没
有半点温存可讲。从五月到八月，反对武宗即位的宰相杨嗣复、李珏相继罢贬；另
一个关键职位京兆尹的人选也被撤换。第二年，刘弘逸、薛季稜被诛杀。

    又是一场急风骤雨，但这不过是拉开了未来动荡岁月的序幕而已。

    “北司”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再也没有人敢公开把宦官不放在眼里了，人
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这是既成的事实，也是事情的必然，徒示不满没有任何的作用。
渐渐地，大家也开始接受了这一现状。时间是造物主最妙的魔具，它能让人慢慢地
忘记痛苦，适应现实，并且最终与现实融为一体。

    不过，要是从此以为帝国政治中的“南北之争”就此风平浪静，那就大错特错
了。树欲静而风不止，任何对立的双方都不会同时或者永远失去利害冲突，更何况，
“南、北”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为这与帝国的立国纲纪和道德伦理格格不入，
不是彼死，就是我亡。现在的平静只是暂时的，这是宦官太过强大的缘故，未来的
很多年内，宦官们一直保持了这一态势，双方的斗争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永贞”
和“大和”时期的那种惊心动魄的情景。但是，今后的岁月里，二者的斗争依然存
在，只不过是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呈现出来罢了。

    与前此的刀光剑影不同，这种变换了方式的斗争是由无数个悲欢离合的故事组
成的。

    故事的中心人物有三位，未来的十几年内，在“南、北之争”的大背景下，历
史的聚光灯将再次投射到他们身上，看着他们演出一段云诡波谲的活剧。这里说
“再一次”，是因为事实上，这一出活剧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登上了帝国的舞台。
人们对这三位风云人物已经非常熟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帝国的政治，至少有一
半是围绕着他们进行的。与过去不同的是，从今天开始，他们的这出大戏将逐渐达
到高潮，并且彻底结束，如果没有他们，九世纪将会是多么的平淡无奇。

    只要对过去十几年的是是非非尚未完全淡忘的话，一下就会想到这三人就是：
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

    一切都要从一次“制举”说起，这就是元和三年（公元808 年）的“贤良方正
能言直谏科”考试。

    简单说来，本朝的考试制度有两种，一曰“常科”，一曰“制科”。“常科”
或称“岁举”，每年定期举行，乡贡州（府）选，最后集中到长安，统一由礼部主
试，故也称“礼部试”，主要有六科，以“进士”一科最为重要，所试科目为诗赋。
但通过常科考试后只能取得“出身”，要想获得官职，尚须经吏部衡量选拔，通过
“身、言、书、判”四方面的考察。“制科”或称“制举”，是由皇帝委任策试官
命试，科目不定，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问，由被试者答以策
文，以供皇帝“亲览”、朝廷参考。制举试天子往往亲临，故又称“廷试”或“殿
试”，对策高第，皆可授官。

    因为考科目多是现实问题的缘故，与“常科”相比，“制举”与政治的联系就
更为紧密。应试者往往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天子与主试官有时也引导举人
申述政见，以发现人才、体察舆情。特别是一个名为“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的制
举科目，最有“应诏直言”的特色。



    明白了这些，就可看出问题来了：制举试特别是“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既有
如此的特点，那么，欲在考试中取得佳绩，必然要投其所好，在策文中“切时宜，
观政事”、“指病危言”，以求得轰动效果。此乃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况且，
言切辞直的策文，常能在客观上对国家弊政有所匡正，也算是种有理的行为。麻烦
的是，考试与政治相联，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是非之争。这正反两种效应往往相伴而
来，在本朝的制举试中屡见不鲜。元和三年的这次“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就
是一个最为有名的例子。

    那次考试的中心人物就是李宗闵、牛僧孺以及另外一人皇甫湜。事情的经过本
来很简单，三人在策文中攻击主要以宦官为代表的权贵，结果因此而得罪。但是，
这次科场案中却牵涉到当时的一个重要人物宰相李吉甫，遂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祸
根。

    李、牛、皇甫三人最后得罪被贬，罪魁祸首应该是当时的宦官首脑人物吐谷承
璀，可不少人却把过错推到了李吉甫头上。糟糕的是，吉甫竟也没有否认，就这么
默认下来，从而为自己的儿子李德裕酿就了一辈子的苦果。说他在这里犯了一个终
身大错，确实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怪罪李吉甫的人自有他们的理由，因为当时的所谓“首座”，亦即主持工作的
宰相就是李吉甫，身为宰臣，对这个案子充耳不闻，本身就值得批评；而且，吉甫
在后来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援救措施，也真是太不应该。但是，就此猜测是吉甫对
三人嘲讽时政有所不满而主张将他们贬斥，那就是某些见识不高者的盲见了。

    李宗闵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策文中为了标榜自己，还特意对朝廷坚持用兵表示
了不同的看法，而吉甫又是当时最坚定的主战派，从这个推理出发，他理所当然地
认为吉甫是处分自己的主倡者，从此与李吉甫结下怨仇。吉甫在几年后便去世了，
因此李宗闵把这种怨恨转移到与吉甫一样坚持主战的裴度、李绅等人身上，并且一
味排挤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他在大和时期与牛僧孺共同打击德裕，在开成时借助宦
官的力量入朝，再次谋排德裕等等行为，归根结蒂都是这种报复心理在作怪。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绝大的误会！三人的策文，皇甫湜以攻击宦官为主，而李、
牛却主要是指责当权者炽于武功。当然，吉甫是主战派，坚决主张对藩镇用兵，但
却绝对不至于因此就下毒手。再说，李、牛二人也并非是针对吉甫而来，因为当时
吐谷承璀是最希望以武功博得宪宗赏识的人，为此，他后来甚至不惜挑起朝廷与成
德的争端。策文只有指责此人，发人所不敢发，方能博取声誉，事实上，两人的本
意也确乎在此。他们应该想到，自己既非针对宰相李吉甫，李吉甫又有什么必要大
动肝火？本来，这场误会是可以避免的，谁料想，他们后来还是听信了别人的谣传，
固执地以为是吉甫对己不利，基于这种认识，并最终走上了极端的道路。另外一方
面，李吉甫不作解释，不作调解，也是造成这一重大误会的原因之一。他要是知道
这件事的后果是多么严重的话，一定会后悔莫及。

    然而，这次制举案仍然还是一个伏根而已，真正的导火索却是因一次“常科”
考试而点燃的。这就是长庆元年（公元821 年）三月的进士科考试。

    这次试场案的过程已见前述。当时，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相继入朝为官，
开始在帝国政坛上发挥作用，这次事件的实质就是李宗闵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发生
了直接的冲突，并使朝中的不少人围绕着他们三人而形成了鲜明的政治与个人分野。

    李宗闵与牛僧孺是亲密的同盟。李德裕的周围虽无明显的党人，但在德裕与李、
牛发生冲突时，也有不少朝中要人或以政见不同，或因个人私利，而与德裕共同指
责和排斥李、牛二人及其党徒。所以说朝中从那时起正式分成两大派系，这个结论
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从穆宗皇帝时起，他们之间的互相倾轧开始变得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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