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思平出场
八月下旬,高宗武回到香港后,他的结核病复发,病情时好时坏,与日方继续
密谈的任务,就由梅思平替代。二十七日早晨,高宗武在与松本重治共进早餐时,
把这一变动告诉了松本:
“阿重,我的健康目前是不能东奔西走的了。我与周佛海商量后,由一个叫梅
思平的人代替我,关于和平运动的各种事情,请你与他认真地谈谈好吗?”对这个
突如其来的消息,松本感到非常为难,他说:“我不能同不知底细的人谈话。”对
此,高宗武作解释说:“梅思平与周佛海在一起,也是一同考虑和平有半年以上的
人了。是周佛海保证推荐的,你也容忍一下,与他谈判吧。”于是,松本重治才勉
勉强强答应说:“那么,我继续与梅思平商谈,但商妥以后,我向你报告。明天二
十八日是星期天,请告诉他从二十九日起干吧。”梅思平是浙江永嘉人,毕业于北
京大学政治学系,历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战前曾任江宁实验县长、江
宁区行政督察专员等职,为蒋介石所赏识,成为CC 系重要干部之一。抗战爆发后,
梅思平参与“低调俱乐部”活动,与周佛海等一起密谋策划对日“和谈”。一九三
八年初,梅奉命赴香港主编《国际丛书》,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鼓吹反共论调和
民族失败主义。
但他对这项工作不感兴趣,颇感寂寞,静极而思动,因此十分乐意地接受了周
佛海、高宗武交给的与日方直接谈判的任务。从此,梅思平也就成了汪精卫集团
“和平运动”的一员干将。梅思平后来公开投敌,他的一个正在温州女中读书的女
儿得知这个消息,十分气愤,当即发表了一篇大义灭亲的文章,意思说:“梅思平
不是我的父亲,我要捉拿他,杀掉他,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这篇文章,一时全
国报纸杂志相争刊载,传论极为普遍。
八月二十九日,梅思平与松本重治在香岛酒家举行第一次会议,由“日语好得
惊人”的周隆痒作翻译(此后几次会谈均由周作翻译)。会议一开始,松本为了要
判断一下梅思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故意谈笑风生,显得十分轻松,使梅毫
无拘束之感,于是就“直率地”谈了自己的经历,把他生平得意的就任江宁县实验
县长时的事情吹了一通,说他由于当了这个差使,负了债,但因此被蒋介石看中。
并介绍自己在南京陷落之前就与周佛海等开始商量“和平”问题了。在会谈结束之
前,松本又有意识地把中日和谈的核心问题:撤兵问题简要地说了他的想法,他说
:“和平运动成功与否,在于撤兵;为了撤兵,日本方面认为蒋介石有下野的必要。”
对此,梅思平持异议,他断言:“撒兵是和平运动的关键,但如果日本方面采取要
求蒋下野的形式,那是笨拙的做法。”梅思平所言,不是毫无根据的。抗战以来,
蒋介石不仅掌握了国民党政府的主要权力,而且成了中国战场的“最高统帅”,他
的抗日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人民支持的。如果日本以蒋介石下野作为撤兵的
条件,这样既不能达到预期的“和平”目的,还会适得其反,使汪精卫集团处于非
常不利的地位。同时,即使蒋介石下野,江精卫也没有足够力量来收拾时局。这也
是汪精卫集团最初特别强调决不把“和平运动”变成反蒋运动的理由之一。
由于这一问题关系甚大,梅思平要求松本重治于下次再从容谈论。为了不被人
跟踪,梅思平提议将下次会议改在格罗斯特旅馆举行,取得了松本的同意。
第二天下午,在格罗斯特旅馆里,梅思平和松本重治进行第二次会谈。
对撤兵和蒋介石下野问题,梅思平一口气作了如下发言:
“日本要求蒋下野作为日军的撤兵条件是理所当然的。但作为中国方面的情况,
如果日本方面要求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蒋介石下野,那么,一切谈判就无望了。……
即使说日本方面声明撤兵,并且现实上已经部分撤兵,然后蒋下野,中共对这个办
法也一定是绝对反对的。内战将会重新开始,没有止境。……内战中,国共的胜败
如何,这是第二位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在保护民生。从汪兆铭开始,周佛海、陶
希圣、胡适和张君劢等都有同样的见解。
根本的问题是人道问题。松本,你精通中国的事情,对此不会不知道吧。”梅
思平从听谓“人造”出发,标榜他们“倡导和平”的目的,是为了“考虑中国的民
生”;用中国共产党的反对作为借口,乞求日本在不以蒋介石下野作为条件时实行
撤兵,这是汪精卫集团在求和活动中常常打出的两块招牌。
梅思平说完,松本立刻表示:“日本方面要求蒋介石下野,不会固执下去。这
一点我到日本去也将要进行说服。”松本话锋一转,又接着说:“但是我有两个替
代的方案请你考虑:第一是蒋介石的下野由中国方面去处理,第二是承认满洲国。
关于第一点,以撤兵声明为杠杆,大大强化中国方面的和平运动。如果反对继续抗
战的舆论加强,那么最后蒋介石不是有了名分可以下野了吗?关于第二点,日本政
府和国民到现在已有七年的时间,一直把‘日满华合作’这一口号作为国策的象征。
所以作为撤兵以后的条件,日本方面必定主张承认满洲国无疑。即使是蒋介石的本
心,抗战的目的在于长城以南领土和行政主权的完整,因此,东北四省不是说可以
根据情况怎么都行吗?”说到承认满洲国,梅思平立即说:“东北四省如果‘赤化
’了,我们也感觉到非常危险。如英国之类的国家也担心此事,曾叫李兹罗斯提出
这一点。”国家的领土和主权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的,但决不能交给中国
共产党及中国人民,汪精卫集团正是按照这样的信条行事的。
第三次会谈,双方在中国人经营的一家小旅馆里举行,讨论了撤兵所需要的时
间以及例外驻兵区域问题。松本重治强调撤兵的时间至少要一年半至两年,他警告
梅思平:如果过早撤兵,在撤兵区域内就一定会发生中央军(指国民党军)与八路
军、新四军互相争夺的事情。因此,驻兵是防共的必要,尤其象华北和蒙疆那样的
地方就非得驻兵不可。梅思平对松本提出的撤兵原则表示同意,但他认为,如果日
本“例外”过多,不仅以华北、蒙疆,也可以长江下游“三角地带”以及华南沿海
岛屿作防共地区,那么原则就会变样。
梅思平要求松本对此加以注意。
第四次会谈在另外一个中国人经营的小旅馆举行,主要围绕如何消除抗日排日
的宣传和教育问题进行讨论。松本重治承认,抗日排日的宣传教育是由日本的武力
侵犯引起的,“匡本则可治末。中共和救国会即使再做多少有效的宣传,火种熄灭
了,火焰也自然而然地会熄灭。如果撤兵,就一切解决了。”因此,“日本对中国
的看法非重新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不可。此后,中国对日本的看法也会一百八
十度转变。”梅思平对松本的这番话也表示赞同。
第五次会谈的地址又选在香岛酒家,两人对前四次的会谈进行了总结。
最后,松本重治问道:“如果日本决定撤兵并作出声明,你们的和平运动怎样
进展呢?”梅思平又详细地说了自己的看法:“和平运动非请汪先生领导不可。周
佛海等我们的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之下。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龙云、四川的
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已经秘密取得联络。反对停战、撤兵的人在中国
是不会有的。”并表示要拼命地去干。就这样,从八月二十九日起至九月四日,梅
恩平替代高宗武与松本重治进行了五次会谈,双方所确定的原则,实际上就是即将
进行的日汪重光堂会谈的基础。梅思平的出场,把日汪之间的秘密勾结活动又朝前
推进了一步。
从此,东京、上海、香港间,双方往来频繁。此时,汪精卫、周佛海等人随国
民政府搬到了重庆。十月二十二日,梅思平从香港回到重庆,将与日方商谈的结果
通过周佛梅、陶希圣向汪精卫作了汇报,以“促汪奋起”。汪精卫感到振奋,大喜
过望,加快了他与日本暗中勾结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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