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委员会”应运而生

    为了便于今后对日“和平”工作的开展，汪精卫一到河内，就指定了由汪本人，
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曾仲鸣、林怕生等八个所谓“首义分
子”，组成“最高委员会”。随后又与陈、周、陶及陈璧君诸人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计划，决定成立政治、军事和财务三个委员会。政委、军委均由汪精卫自任主任委
员，财委主任委员由周佛海充任。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为
政务委员，周、陈同时又是军事委员。周佛海还分别兼任政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
的秘书长，因此，周的权力最大。

    “三个委员会”是汪精卫集团投敌之初的最高领导核心，为保密起见，汪精卫
还拟订了他们在电报上所用的代号：汪精卫的代号为“昭”（后改为“明”）；陈
壁君为“兰”（后改为“菊”）；陈公博为“群”，周佛海为“典”；陶希圣为
“学”，梅思平为“福”；高宗武为“深”；林柏生为“琇”；打前站的陈春圃代
号为“农”。

    《艳电》发表后，汪精卫处于寝食不安的气氛中。国内掀起的反汪声浪，冲涮
了他的历史与虚名；国民党中央对他作出的开除党籍处分决定，叫他苦痛万状。更
使他踟蹰与徬徨的是，日本当局政潮的起伏。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刚发表第三次
对华声明的近卫文麿在内外交困之中突然宣布辞职，继任首相的平沼骐一郎因为与
影佐祯昭等人责无渊源，对前任所肇始的汪日“和平运动”又不感兴趣。于是，汪
精卫被搁置在河内，大有被遗弃的感觉。汪不得不哀叹：“在河内的这孤独的正月，
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悲哀、凄凉的情绪，溢于言表。

    二月一日，高宗武由香港抵达河内。为了及早了解平沼内阁的对汪政策，以决
定今后的行止，汪精卫与高宗武关起了门，以每天七、八小时的长时间，整整讨论
了五天，拟订了如下方案：

    第一方案日本和蒋介石妥协

    本方案对收拾时局最宜，只要日本承认便可。本人和蒋介石在政治上虽不能共
事，但个人将尽最大的努力促成之。

    第二方案

    以王克敏、梁鸿志、吴佩孚及其他实力派负责中国的统一，如果认为可以，自
己则以在野身份加以援助。

    第三方案

    如果日本认为以汪兆铭为收拾时局最恰当的人，则要求：（一）由他以国民党
的名义组织反共救国同盟会，再建民族国家的政治运动和重新建设军事，（二）在
日军迫近西安、宜昌、南宁时，再次发表声明，宣布由他收拾时局，担当实现和平
的负责人，并号召西南各将领通电响应；（三）与日本当局会见，发表共同宣言；
（四）以十月十日为期，在南京组织新国民政府，同时马上取消“临时”、“维新”
两政府，（五）与日本协商借款两亿元。在此以前，每月需要三百万元左右的活动
经费。

    说来令人费解，汪精卫不是早就已经宣布过他同蒋介石势不两立了，何故在他
的方案中仍把日本与蒋介石妥协，以及声称让王克敏、梁鸿志、吴佩孚等人出马作
为条款提出来呢？过去，江曾标榜自己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为了促使国民政府与日
本谈和，而近卫声明只是原则，仅提出要“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现在平沼内
阁上台以后，还没有明确表态。汪精卫提出这样的条款，就是施放一种试探性气球，
藉此弄清日方的真实意图。

    在上述方案中，汪精卫还把建立伪政权的地点作了更改。重光堂会谈决定“在
非占领区的云南和四川省建立独立政权”，在上述方案中则改为“在南京组织新国
民政府”。南京此时早已沦陷，要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地方建立政权，其后果如何，
汪精卫是清楚的。只是《艳电》发表后，汪日双方在重光堂会谈时预先估计可能参
加“和平运动”的陈济棠、何健、张发奎等人及四川军队将领，非但没有附和，相
反参予声讨，而龙云也通过陈壁君之弟、昆明飞机制造厂副经理陈昌祖转告汪，蒋
对开除其党籍完全是出于不得已，蒋的心中始终为汪留余地，请汪不妄误会。总之，
汪精卫企图在云南四川等省建立政权的设想已经落空，形格势禁，实非更改不可。

    二月二十一日，高宗武携带上述方案赴日，在长崎登陆，然后改乘飞机至东京，
会见了平沼内阁政府要人，向他们转达了汪精卫的意见：

    一、如果日本与蒋介石接触，汪协助斡旋：

    二、如果与蒋介石以外的人接触，汪以在野资格斡旋；三、如果要汪出来负责，
他将出马。

    汪的这种态度，得到了平沼内阁的赞赏。高宗武此行，收效甚大。三月十八日，
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将乎沼内阁政府支持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央政府的
口头决定面告高宗武。汪精卫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一扫过去对日本方面的疑
忌。

    就在对日试探的同时，汪精卫一伙又积极拉人下水，以扩充投敌的队伍。

    周佛海首先以财委主任、政委、军委秘书长三重身份，在港开展活动。

    他把香港金融界实力派人物、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请来，要他多多帮忙。

    果然，唐没有辜负周的“期望”。当时国民党留港的中央、交通两行及四行
（指北四行，即金城、大陆、盐业、中南）的财神们，对汪精卫《艳电》中那一套
“大义名分”的说辞，有所动心，他们估计到汪政权有出场的可能性，因此采取了
“现实主义”的态度，公推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及唐寿民出面，代筹港币二十万
元，作为汪精卫集团的活动经费。但在交款的一刹那，出现了一点枝节。原来，
“银主”方面由唐寿民出面，汪方由陈公博一人代表。

    唐是钱铺学徒出身，市侩气重，要陈公博立个手续，在收条上签字。陈听了大
怒，加以拒绝，拂袖而去。还是周佛海“世故”，他笑着对陈公博说：“这有什么
关系呢？签什么样的字，都签给他们好了。试问，我们要一帆风顺成立政府，还怕
他们来要债吗？否则我们一败涂地，亡命四方，他们又有谁敢出来提这一件事呢？”
于是，由周佛海向周作民交涉，取到了这笔巨款。



    除此而外，周佛海还在香港物色对象，网罗党羽。当时，凡在港参加汪伪集团
的人，先由政委通过，然后由财委发给生活费。陈公博自《艳电》发表后表示消极，
以照顾老母为名，极少参加活动；陈璧君往返香港、河内间进行联络，又不常住香
港，汪精卫远在河内，鞭长莫及，一切实际工作，都由周佛海承担。周最先拉了叶
蓬入伙。叶是湖北黄陂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曾参加过北伐战争。他
在从军期间，曾做了三年排长，郁郁不得志，后靠了他妻子蓝柚邨的资助，爬上了
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的高位，但他狂嫖滥赌，为世人所不齿，最后仍然下台。这个
失意军人，在汪精卫《艳电》发表后，即与周佛海取得联系，并以第一个军人下水
者而自负。至于当时在香港的文化人，第一个为周佛海拉下水的要数樊仲云。樊是
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民党文化特务，是以“中国本位主义文化”相标榜的所谓十大
教授之一。抗战开始后他又是“艺文研究会”的研究员之一，樊仲云的投敌，使汪
精卫集团又多了一个摇笔杆子的人。

    这时，在河内的汪精卫也亲自派周化人，带了钱到重庆活动。周化人是改组派
分子，与汪精卫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因他在一九三六年津浦铁路副局长交卸后，当
时任铁道部长的顾孟余以考察铁路的名义派他赴英国。汪的《艳电》发表后，他从
国外回来，即附汪投敌，并受汪命以汇报考察情况为名，到重庆去拉人。周到重庆
后见了汪派人物，先转达汪精卫对他们的“关心”，然后给他们送上“旅费”，要
他们见机前来投奔。但许多人“拒绝接受”，周化人只拉了几个小脚色前来充数。

    鉴于汪精卫集团的活动，蒋介石看到用“软”的一手已经失灵，于是决定采用
“硬”的一手。长期与蒋争斗角逐的汪精卫也有所觉察，他在谷正鼎走后，就曾警
告陈璧君和曾仲鸣说：“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指蒋介石）要消灭我们三
个人了。”果然不久，一起轰动一时的河内刺杀案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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