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五相会议的决定

    当汪精卫拿着《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赴日谈判组府条件的时候，日本方
面却“全然没有足以与之相对应的准备”。这种状况，说怪也并不怪，原来，日本
政府的“对汪工作”另有所图。

    还在重光堂会谈时，汪日双方所签订的《日华协议记录》，就取得了以近卫为
首的日本五相会议的许可，但当时日本政府却把注意力放在怎样利用汪精卫集团的
出逃，以达到其分化、瓦解中国人民抗日阵线的目的。据接近近卫的当时人回忆，
近卫对汪组织政府的设想，表现了“冷淡的、猜疑的、悲观的”态度，他感兴趣的
只在于鼓励汪的叛变及促进国民党内部的倾轧。

    他“真诚希望汪作为居间调解人，使[ 日本] 得以跟中国谈判，这样一来，事
情就可以进行得更顺利一些。”不久，近卫内阁在内外交困中总辞职，平沼骐一郎
继而组织新内阁。平沼比近卫采取了更加悲观的“等着瞧”的态度，因而他上台后
有好几个月都没有什么迹象表示对汪另组政府的活动感兴趣，而是让汪呆在河内
“静观”。战后，影佐祯昭所说的“日本政府当时没有要求汪氏建立政府，也没有
怂恿汪氏建立政府”，就是指这些事。四月一日，在日本政府兴亚院会议上决定要
在四月以后的六个月内，“从海关余款中每月支付出三百万元，合计一千八百万元，
作为汪兆铭一派的救国反共同盟会所需的经费。”五月十一日，今井武夫将汪精卫
准备在南京建立政权的设想向东京作了报告，日本政府犹豫不决，甚至想阻止汪的
东京之行。由于影佐祯昭等人陈述利害关系，说“现在好不容易鼓足了劲，而且汪
的周围，有日本政府有意同蒋交涉的传闻，踌躇形蛰渐有露头，为此，无论如何请
准予按预定的安排偕其来东京。”日本政府才勉强答允汪赴日。

    这时，日本内部各种势力也都在拨弄着算盘珠，以便通过汪精卫的赴日和汪伪
政权的建立，为自己谋求更多的侵略利益。由有田八郎主持的日本外务省，其工作
的依据主要来自在华外交人员的报告。五月三十一日，有田外相接到田尻爱义发来
的“关于汪工作”的电报。在这份电报里，田尻一再强调说明，重庆方面的抗战气
氛是很浓厚的。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势力外，还有以五十万国民党中央军
为基础的主战派，因此，要想使蒋介石屈服或使中央军“从内部转向和平的方向”，
都并非易事。“至于有的情报说，他们有向蒋表明不继续抗战的动向，那可以说是
梦想。”田尻还分析了重庆方面以孔祥熙为首，“和平”的气氛也很浓厚，而且在
重庆赞成汪精卫主张者“不在少数”，这些人虽想待机脱出重庆，但目前只能进行
“地下活动”，“还没有到公然主张和平的地步”。田尻认为：“如果不愿蹉跎岁
月，坐失时机，则目前我国对华政策的唯一道路，就是以汪为中心迅速建立作为新
中央政府母体的占领区统一政权”，通过这个政权再加强调整各地的地方政权，
“使防共国家予以承认，这样使战争变为内乱”，使日本好收渔翁之利。田尻的电
报，代表了外务省的企图。他们打着“迅速恢复外交关系”的幌子，决定“推进汪
的新中央政府树立工作”，甚至“希望以双十节为目标付之实现，在适当时期予以
承认，向中外阐明日本的坚强决心，使各国放弃援蒋。”同外务省的主张有共同之
处的是海军省。海军省也表示支持江政权的建立。虽然，海军省并不否认汪的工作
“其前途还难于预测”，“但也可承认，汪的出现，使在全中国各部内在充溢的和
平希望的底流表面化，可以成为予以一大刺激的动机，这就是日本的目标所在。”
基此认识，海军方面表示对汪的工作“极力予以支援”，同时提醒日本政府：过去
实施结束中日事变的各种措施之所以“没有奏效”，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陆军的决
心和态度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三心二意”的。海军省认为，陆军目前首先有必
要对“对华处理的根本指导方针加以重新检查”，“使之从对苏、中两国正面作战
的迷梦中摆脱出来，以便倾注其全力于结束事变”。出自对陆军的不信任，海军还
对陆军设置新政权指导机关的做法表示异议，认为这不是陆军一个方面的事，“这
是涉及日本帝国国务和统帅的根本问题”。按照海军的意见，与新政权工作有关，
“最好采取大使、大都督（或大联络部长官）与军司令官三位一体的体制”。上述
情况表明，海军支持汪政权建立的目的是：一方面借此阻止陆军独占中国的局面；
一方面则是通过汪政权的建立，以巩固和扩展海军的既得利益。

    对汪精卫赴日和汪政权成立最为关心的莫过于陆军。无论从已经占领的地域还
是从今后作战的目标来看，汪政权要在日本陆军的占领区成立，无疑与陆军的利害
关系最为密切。平沼内阁成立后，板垣征四郎出任陆相。板垣生于一八八五年，是
日本岩手人。他青年时入日本士官学校，与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永
田铁山同为十六期生，曾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驻中国边防军参谋，云南、汉口、
沈阳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公使馆武官等。

    一九二九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与石原莞尔等共同策划九一八事变。后任伪满
军最高顾问，关东军副参谋长、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五
师团师团长，参加侵华战争。一九三八年五月平沼内阁登台时，日本军部内的多田
骏、石原莞尔等为了改变日军陷入对华长期战争的不利境地，正谋扩张自己一系的
势力，他们和大川明周等一帮人，策动板垣出任陆相，以为这样可以压住陆军方面
的气焰，以早日解决中日事变。于是，板垣被奉调回国，并于六月三日以一个陆军
中将、师团长跃入台阁，代替杉山元大将为陆相，主持军政，这在日本很少先例。

    板垣上台后，曾表示说自己已经下了支持汪的决心，声称“要把反对汪的人调
职到对华处理无关的职务上去”。但板垣的这种“决心”是有条件的。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七日，板垣采纳了所谓“汪——吴合作”方案，即让汪精卫
与吴佩孚共同出面建立新的政权。第二天，参谋本部谋略课就此起草了题为《汪—
—吴工作指导腹案》的文件，防述了对待汪赴日的态度，其指导要点是：“在现阶
段，我方的指导在于争取重庆各派势力特别是其中的要人，并为建立强有力的政府
准备实力。”这就是说，陆军最重视的是能否建立起一个持有强大实力的政权。五
月二十九日，陆军省军务课的永井八津次中佐访问了有田外相，进一步说明了陆军
的主张，申明陆军省关于新中央政府的构成及其建立日期，必须强调“适应于综贯
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以自主观点处置之，为此，特别需要具备人的因素与基
础实力”，换言之，新中央政府的成立，不是交给汪精卫一手办理，而是要由日本
方面的判断来作决定。这是日本陆军的主张。

    为了统一内部的意见，使汪精卫组织伪政权的全部活动纳入日本侵华战争的轨
道，在汪精卫一行到达东京后，日本政府“被迫作出了决定方针的工作”。于是，
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及兴亚院分别命令驻中国各地的日军及各机关参谋长一级，
迅速回东京与中央各机构进行协商。六月二日至三日，陆、海军举行了“驻在地与
中央恳谈会”，陆军驻华军方面对汪精卫要求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以及解散临时、
维新政府，表示反对，但鉴于中日战争延长，渴望尽速摆脱困境，因此对于建立以
汪精卫为中心的新政府，一致商定予以援助。



    六月六日，日本政府汇总了“恳谈会”的意见，召开了有首相平沼骐一郎、陆
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交大臣有田八郎、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
参加的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规定：

    （一）新中央政府以汪[ 精卫] 、吴[ 佩孚] 、现有政权、改变主意的重庆政
府等为其构成分子，该政府作为中国方面的问题，由这些构成分子作适当协力以建
立之。

    （二）新中央政府以《调整日华新关系原则》为准绳，正式调整日华国交。构
成分子当事先接受上述原则。

    （三）新中央政府的构成与建立的时期，适应于综贯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
以自主的观点处置之，为此，特别需要具备人的因素与基础实力。

    （四）中国将来的政府体制，当适应其历史与现实，以分治合作主义为准则。
有关内容依据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华北应是国防上、经济上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
（蒙疆为特别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长江下游地区在经济上，作为日华紧密结合
地带；华南除沿海特定岛屿设立特殊地位外，内政问题以交给中国方面为原则，尽
量避免干涉。在适应新中央政府的体制并尊重其执政者的意向的同时，特别要考虑
到我国对现有政权的特殊关系的处理。

    （五）关于国民党以及三民主义，在其放弃容共抗日、改以亲日满防共为方针
时，当与其他亲日防共为主义者一样，允许其存在。

    （六）重庆方面在其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作必要的人事更替，并接受上述第一
及第二项的情况下，即认作为屈服，得成为新中央政府的构成分子之一。

    这一决定，大大背离了“重光堂会谈”所制订的《日华协议记录》内容，也离
开了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内容，表明日本期望建立的新中央政府，不过是日军占
领下的各种势力的集合体，是一个松懈的“全国性”的傀儡政权而已。为了引诱汪
精卫就范，日本政府还指令：对于这次谈判，在不重要的问题上要让汪的愿望得到
满足，使他觉得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产生日本完全“诚恳”的印象；但在一切
重要问题上，绝对不能有所改动，必须迫使汪精卫同意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

    然而，汪精卫一伙却蒙在鼓里，对日本政府的上述决定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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