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记国民党“六大”的召开

    有了“七十六号”特工武装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汪精卫集团加快了建
立伪政权的步伐。

    八月中旬，汪精卫风尘仆仆地从广州回到上海，立即召集了周佛海、梅思平、
陶希圣、林柏生、褚民谊、丁默邨等人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汪公馆整天开会讨论，
策划召开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取得所谓“党统”的法律依据，好名
正言顺地上台。

    但是，按过去国民党的规定，召开全国党代表大会，必须有各省市、各特别支
部和海外支部推选的代表参加，汪伪在毫无基层组织基础的情况下，要产生各级党
部的代表，谈何容易！为了拼凑代表，汪精卫先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指派“特
派员”分区包办招揽。那些“特派员”拥有一言九鼎的权力，只要他们证明，就可
充当代表。野心勃勃的周佛海利用这个机会，伙同梅思平、丁默邨等人从江浙沦陷
区内就地取材，充实数字。丁默邨在周佛海支持下，包办了上海市、江苏省两个党
部，尽量把原属“中统”系统的特务都拉来当“代表”，还想染指南京市及安徽、
浙江西省。适逢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市区各级委员蔡洪田等三十六人联名发表反
蒋拥汪宣言，老CC系就在党务方面占了优势。陈壁君则让他两个弟弟、三个侄儿一
齐与会。李圣五更把老婆、妻舅、表弟、表侄统统提携为“代表”。负责华南和海
外的林柏生，则把《南华日报》、《中华日报》一班伙计一起拉来。

    但所有这些人合起来与汪精卫预计出席“六大”的三百名代表名额相距甚远。
于是他们就以假货充数，拉拢非国民党党员冒填党籍当代表。可笑得很，有的非国
民党党员，不仅可以参加这个代表大会，还被指定为两个省市的“代表”；有的人
出席会议后，竟不清楚自己是代表哪一个省的。反正是乱点鸳鸯谱，随意指派的。
尽管这样，代表仍然凑不足数，就干脆采取威胁，甚至用绑架的手段，将人绑进会
场充当代表。当时吴淞中学校长程宽正，就是这么一个“被绑架的代表”，不久他
就将此事披露出来，公诸于众：

    “八月廿七晚九时左右，D 、E 来我寓所（这时我寓在成都路浦东银行寄宿舍
四楼，除少数人外，很少知道，不知他们怎样得知），说明晚七时汪召集谈话，我
们必须前去，到时他们再来约我同去等语。第二天早上六时半，我还没有起身，已
经有人来叩门了，开了门，又见是D 、E 匆忙地说：‘赶快穿好衣服——汪先生谈
话，改在今晨七时，我们快去。’一同下楼，汽车早已等在门口，二人挟我上车，
又向沪西进发，一连转弯，到了某巨厦的门口下车，门警特别森严，进去的人，每
人全身都须经过搜查。我见情形特殊，就问D ：

    “是不是开代表大会？’D 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不是，不是’。然而声音已
经勉强而略带抖颤了。稍进十数步，招待员已经在胸前标着绸条，叫我们签名，签
了名，随手接得标着‘代表’二字的红缎带，这时如梦初醒，觉得我已在‘荣任’
伪代表了，不知D 、E 对我尚有什么可以遮掩。

    “快要九点钟了，我想我每天上午八时前必定到校，今日参加伪代表大会究不
知什么时候可以出去，恐怕校内同事悬念，要求D 指示电话机所在地，打一电话回
校。那知提起电话听筒以后，接线生就说今日不能打电话出去，废然而返，呆立如
木鸡样者，久之又久。

    差不多到了十点钟光景，所谓‘代表’也者，都到会场去了。

    你看我，我看你，大多不知是什么一回事。”就这样：出席汪记国民党“六大”
的代表，拼拼凑凑地搞了二百四十人。

    会议地点就放在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内那间三开两进的石库门房子里，由
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的汪伪特工负责大会的保卫与汪精卫的安全。为此，丁、李作
了精心布置：严密封锁会议的消息，连那些“代表”们也都是进了会场才告诉他们
的。会场警备特别森严，进来的“代表”，每人都必须经过搜查。开会那天，在
“七十六号”大门外，还特地高高搭起了一座彩牌坊，中间用电灯缀了一个“寿”
字，伪装这宅子里有人在做寿。同时还由日本人出面，与沪西意大利驻沪军司令联
系，要他们派一小队意大利士兵，于当天携带机枪，荷枪实弹，驻守在“七十六号”
对面，名为监视，实则戒护。

    汪精卫住的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与“七十六号”相距不远，往返甚便，但对汪
精卫来说，毕竟目标太大，万一发生意外，这台丑剧岂不是还未开锣就要宣告散伙？
所以丁默邨与李士群提出，为汪精卫的“安全”起见，要他早一天到“七十六号”，
迟一天回一一三六弄，予人以不备。汪精卫虽老大不愿，又不能不迁就。于是开会
前一天晚上，汪精卫带着陈春圃和几个保镖，从“汪公馆”预先搬进了“七十六号”，
就住在李士群的房间里。但汪对丁默邨、李士群并不很信任，为防止意外，汪让陈
春圃搭起一张临时床铺，同他睡在一起，汪带去的几个保镖，都拦睡在房门外面。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汪记国民党“六大”在大雨滂沱中正式开锣，主席团由汪
精卫、周佛海、褚民谊、陶希圣、高宗武、梅恩平等人组成，汪自任主席，致开幕
词，大谈所谓这次党的代表会议是和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
会的精神是一致的，他说：“上届大会提出抗战建国的口号，本届大会提出和平反
共建国的口号，所谓建国是什么呢？是完成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之建设，因为必须
这样中国才能生存，必须这样中国才能独立自由，这是目的。至于抗战和平不过是
达到这目的之一种手段，为达到这目的，不得不战则战，可以和则和，手段有不同，
目的则无异致。”汪精卫还把这种卖国投敌的汉奸理论，说成是“中国国民党全体
同志的公意，也就是中华民国全体同胞的公意”，真是厚颜无耻！接着，会议宣读
了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追认大会秘书长人选及通过大会议事规则。

    这时，有人发现职员名单中有卢英的名字，表示不满。原来，卢英是个臭名昭
著的大汉奸，他是湖北江陵人，字楚僧，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步兵科毕业，曾
任国民革命军畿南招抚使暂编第四师参谋处长，暂编第七十军第一二师指挥部中将
参谋长，第二十六军第三师第七团团长，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长，上海市公
安局侦缉总队长等职。八一三事变后投敌，参与组织伪上海大道市政府，维新政府
成立后，任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局长。到中午休息时，由伪上海、浙江和湖南党部
推派代表前来责问，周佛海接见了他们。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大会中，于职员名单里竟会列入一个汉奸卢英？”其中一
人提出责问：“以汉奸而任大会的秘书，我们羞与为伍。”“六大”的代表名单与
职员名单，是经汪精卫、周佛海他们最后审定的。



    现在有人不满，这使周佛海深感恼火，于是他来记杀手锏：

    “卢英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
就是卢英。且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和平运动，可说
比谁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因此而发生误会，
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周佛海这番话，使这些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周佛海
见此情况，干脆向他们亮了底牌：

    “老实告诉各位，汪先生还内定卢英做中央委员哩”。

    这时，这批新汉奸中反而无人敢站起来说“羞与为伍”了。最后采取一个折衷
方案：把卢英的中央委员，改为“候补”，并把他的名次，排在最后一个。一场风
波才算平息。

    按照木会顺序，上午还通过了《整理党务案》。其要点为：（一）自一九三九
年一月一日起，本党（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均已丧失行使职
权之自由，所有一切决议及命令，完全无效；（二）所有中央党务机关，均着暂行
解散，听候改组；（三）各级地方党部及特别党部，均着暂行停止活动，听候改组
；（四）修改总章，废除总裁制，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代表行总章第四章
所规定总理之职权；（五）除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
委员，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均由本届大会推选继任原职外，并由本届大会增选中央
执行委员三十八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二十人，中央监察委员二十六人，候补中央
监察委员十六人；（六）由大会电请尚留重庆或其他受共产党胁持各地点之中央执
监及后补中央执监各委员，立即集中上海，共商国是；（七）在中央各委员未能齐
集以前，中央各种会议，得以实际上有行动自由确能到会者之过半数为法定人数；
（八）中央党务机关，各级地方党部，各特别党部，均由本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
改组，尽速恢复工作。并由八十四个“代表”提出临时动议二件：（一）汪精卫
“倡导和平，艰贞奋斗，挽救危亡，解民倒悬，大会全体，应致敬意，以表尊崇”，
由主席团及全体代表起立向他鞠躬致敬；（二）依据整理党务案之决议，推选汪精
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整理党务案》和上述两件临时提案的通过，否定了蒋
介石在国民党内总裁的职务，使汪精卫获得了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合法”地位。

    下午，会议根据“和平反共建国”宗旨，通过了《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
该案对国民党抗战期间的外交、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的方针政策，进行全面修
改，把汪伪“和平运动”完全纳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轨道。此外，又通过
了《决定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关
于授权中央政治委员会案》、《关于尽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等提案，为汪
精卫及其同伙“合法”登台，贴上了一张又一张的标签。

    接着，大会授权汪精卫提名的“六大”中央委员名单，交大会“讨论”。

    在这张名单中，卢英确是做了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底脚货，可在中央委员中还
有更大的老牌汉奸，如维新政府立法院长温宗尧、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
等大名，均赫然在目。于是，会场上发生了一阵骚动，有个名叫胡志宁的“代表”
站起来准备发言，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就在这时，腰挂手枪的李士群带了二个彪形
大汉走过来，站到胡“代表”左右，丁默邨也朝胡挤眉弄眼，暗示他“识相些”，
弄得胡志宁已经到了口边的话，只好咽了下去，支支吾吾地说了一通题外话。汪精
卫一看这尴尬场面，急忙站起来说：“代表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与我个人来谈。
现在宣读大会宣言。”在会议过程中，还闹过一段插曲。事情是这样的：按照大会
规定，会议所印发的一切文件，只准代表在开会时即席阅读，不许携出会场。可李
士群却将一套全份偷偷地交给日特晴气庆胤。不料日方看后，发现大会组织法中有
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各派代表若干人出席大会一条，感到气愤，即由“梅
机关”成员犬养健前来责问：“该地已建立满洲国数年，与这个会还有什么关系，
为何派代表来开会呢？”日本人一发怒，汪精卫十分惶惊，急忙临时召集大会主席
团开会商量对策。有人说，大会印发的文件，一部分是照过去老样抄的，而且我们
现在还没有正式承认“满洲国”，不能没有这一条；有的则提出：这样答复，不会
解决问题，不如说组织法留此一条，确系秘书一时疏忽，未作全面考虑。但事实上
并无代表到会，特致歉意，请予谅解。大会秘书长梅思平照此前去敷衍一番，才算
了事。可是，汪精卫却打肿脸充胖子，在大会闭幕时致词说：“外面有人对我们造
谣侮蔑，说我们是日本人的傀儡，请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会场里有没有日本人？”
真是做贼心虚，演出了一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丑剧。

    这次会议通过并发表的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汪精
卫集团宣扬“和平反共建国”谬论的代表作。

    《宣言》声称根据“和平反共建国”方针，“授权汪同志”领导同志积极进行
和平运动”。《宣言》还特地声称，他们“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指挥原理”，然而，
汪精卫集团所标榜的是伪“三民主义”。所谓“民族主义”，就是要“贯彻睦邻政
策之精神”，美其名曰：“决不以狭隘的爱国主义自圃，而陷于排外思想之歧途”，
要同日本侵略者实行“亲善”外交，“以兼相爱交相利之精神相与努力，以期于东
亚和平暨世界和平有所贡献。”所谓“民权主义”，就是废除重庆国民党之职权，
以汪伪国民党为中心，“联合全国有志之士，不分派别，共同担负收拾时局之责任。”
亦即网罗汉奸，与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和平”，宣布“战争既息”，“国民大会得
以召集，宪法得以制定颁布，结束训政，开始宪政，以完成民权主义之阶段。”所
谓“民生主义”，就是要以“消弭阶级斗争为念”，“划分民生主义与马克思之共
产主义在理论上固根本不同，在方法上更相水火”，因而“去马克思之共产主义”。
显然，汪精卫集团的“三民主义”，只是一种反共降日，出卖民族利益，侵犯民权，
危害民生，实行汉奸法西斯独裁统治的伪三民主义！

    汪记“六大”只开了一天即草草结束，但在汪伪喉舌报上，却大吹大擂地说开
了三天。九月五日，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汪公馆”又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汪精
卫任大会主席，作了对国际形势及党务政治情形的演说，并对“六大”交议各案进
行讨论，并加推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陶希圣、高宗武、焦
莹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璧君、顾忠琛、褚民谊等为中央监察委
员会常务委员。最后成立“中央党部”，褚民谊为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副之；
梅思平为组织部长，戴英夫、周化人副之；陶希圣为宣传部部长，林柏生、朱朴副
之；丁默邨为社会部部长，汪曼云、顾继武副之。汪精卫投敌集团就在乌烟瘴气中
敲完了登台的第一场锣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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